慕亦仁评《我的千日经历：一位爱国者的磨难》

2005年4月，香港记者程翔在深圳准备过境回香港时被令人生畏的中国安全部门拘留。对他的指控似乎是捏造的：向台湾提供国家机密。他很快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程翔在《我的千日经历：一位爱国者的磨难》（中文书名《千日无悔——我的心路历程》）一书中描写了他在中国监狱里受到的折磨，读者会同情他的悲惨命运。程翔以其50多岁的年纪、忍受多病之苦，挣扎着试图适应铁窗生活的严酷现实，但很快他陷入抑郁之中。

然而，程翔在书中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对自己的香港华人和记者身份、以及自己与中共之间的关系感到困惑的人。

程翔笼统地说，回顾被捕前一年的种种迹象，以及审讯期间他时被问到的问题，他认为自己陷入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之中。

他觉得自己无须隐瞒任何事情，因此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与当局合作。他多次表示自己是个爱国者，他对中共体制表现出惊人的、难以令人理解的信任。他说他的第一考虑是“要对国家安全负责，而不是保护自己”，更不是感到愤怒。

程翔对其悲剧经历不可思议的反应，正好是中共在中国民众中成功模糊了党和国家界限的又一例证。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有理性、爱国的人转变成了非理性、是非颠倒的人。程翔并不是唯一因对党愚忠而吃大苦头的人。许多在50年代、60年代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文革中吃尽苦头的大陆知识分子，与程翔一样仍对党抱着非理性的忠诚。

他写道，他在被捕后立即打电话给他在香港的助手，要她将他的手提电脑送到深圳，以便交给警方，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电脑中的信息最后被当局用来对他进行指控。谁知道有多少他的朋友和消息来源被其硬盘中的信息所伤害。他怎么会如此天真呢？

他接着说，在审讯员施加的心理压力下，他的决心动摇了，看过指控他的证据后，他坦白了“犯罪的可能性”。读者唯一能想到的是，他这样做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强烈恐惧，加上他对那个不值得信任的组织的信任。

一年后，当他终于——也是首次——见到他的律师的时候，他要求如果可能的话，他想以“非故意犯罪”为理由为自己辩护，因为他觉得他可能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介入了间谍组织。

他写道：“我是在一种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中度过的，它产生于深深的无奈、遗憾和损失。”他说：“我感到沮丧，因为似乎是我对国家的忠诚以及我的诚实都把我给出卖了。”他总结道，如果他是因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蹲监狱，那对他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我一生所做的重要决定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当他终于认识到无法证明自己清白的时候，他的结论是：“难道当时不正是我对国家的责任感害了我吗？”

他的一些评论对他沮丧背后的原因给出了某种提示。尽管程翔不是中共党员，但他对党似乎有一种亲近感，他暗示了他被党的那只手出卖后的感觉。

他谈到曾获邀出席最高领导层主持的盛大宴会。

他不无激愤地说：“过去我是中共的客人，经常应邀出席国宴，但现在我却蹲在它的监狱里。”

在另一个例子中，他说，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夕，他是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分社主任，当时党组织上正在培养他在香港主权移交后担任更高职务。

当程翔被告知他获提前假释的消息时，副监狱长问他有什么想法。

程翔说：“我要感谢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

出狱回到香港后，他在记者会上又重复了这一感想。

他说：“我非常感谢中国政府给予我的假释。”

这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假如你是无罪的，假如你和北京当局都知道对你的指控是捏造的，为什么你要感谢政府？

程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定义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如果根本没人相信他真的犯了这样的罪，那么界定什么是国家秘密便是毫无意义的了。

在法院装样子的审判对他做出有罪的判决后，他难以置信地说，他立即意识到法院是“在走过场”。他是否认为他与党的关系会让他有别于其他政治犯？或者，他的爱国主义使他对所有中国法律系统的侵犯行为视而不见，从而让他无法觉察到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一个像他那样在中国生活了这么久的人不可能不了解那里的行事方式，人们必会问为什么他认为对他的审判就不会是一种形式。

这本书最令人失望之处在于作者拒绝谈论他被逮捕的任何原因。他说，这件事涉及到一些个人和一些问题，现在还不是对此自由发表看法的时候。他说，这些内容将会出现在他的第二本书中。

另一令人失望之处是，程翔经常以其朋友和家庭的书信、大陆和香港的法律比较表格，以及其它附件，打断其本来引人的故事节奏。他还用了33页篇幅描述他姐姐带给他的自助书籍。这些细节分散了读者对作者可怕经历的注意力，削弱了故事本身的力量。

程翔浪费了一个好机会。他本来可以用他境外记者的眼睛和笔，提供中共如何践踏中国的司法公正和监狱系统侵犯人权的生动内幕——只消对他的悲惨故事做详细的记述，就足以揭露这些问题并达到他促进中国进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