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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道路我的夢

2013年12月30日

人生的際遇各不相同。上帝會給每一個人出不同的考題;撒旦會對人做出種種試探。

好在,上帝造人的時候,對人鼻孔中吹的那口靈氣,乃是人之為人的共同特性,這就是良知、公義、愛等美好品質。它引導著人與人類前進的方向,哪怕道路崎嶇。

神為人所做的奇妙安排,如同地球繞著太陽運行。回憶我自己的人生經歷,軌道彎曲而清晰可辨。

祖父是儒雅的老中醫,被當局定性階級成份為“工商業地主”。在毛時代,這對於一家三代人而言,都是原罪。父親精於琴棋書畫,且略通武藝,卻因“家庭出身”而做了一輩子農民。在我還剛會走路時,曾親眼看見祖父與父親在台上挨批鬥,那是嚴重缺乏娛樂的鄉親們的保留節目。印象最深的是這樣一幅場景:父親被雙手反綁身後,渴了卻無法自助,看守他的民兵用粗瓷碗給他餵水。這一幕,一再重​​現在我記憶中,如同刀刻。

年幼的我,被罵做“地主崽子”,無法意識到自己是無辜的,只有理所當然地自認低人一等。

在幼時的我的周圍,父親是唯一認識到暴政之惡的人。他對毛政權的批判,入木三分:“人民公社那扇大門,就是吃人的口;那窗戶,就是魔鬼的眼睛。 ”

自小接受紅色教育的我,曾真心地熱愛“黨”——在紅色中國,“黨”,就是指共產黨,再無其他黨派— —對父親批判當局,我認為是“憤世嫉俗”,因而頗不以為然。那時,我根本沒有能夠去思考:為什麼要熱愛黨?為什麼要忠於黨?如果說因為黨是人民的黨,那麼直接忠於人民不就行了嗎?何必繞一個彎?如果說,共產黨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奪取了政權,因而偉大光榮正確,因而“萬歲”,那麼,歷代帝王,不是也曾獲得了政權嗎,為何無一例外,都成荒塚一堆、灰飛煙滅?

那時我所處的環境,等級分明,排序分別是乾部、教師、工人、農民。這不只是體現在社會待遇上,同時也紮根在人們心裡——後者才是真正可怕的,因為人們自然地認同了這種層級,而沒有細究背後的根源和改善的路徑。各等級的人們,前者歧視後者,後者羨慕前者;人們追求的夢想是將自己與子女的層級往前挪,而不是去將此種制度改造為公平。父親曾形像地說:“中共的體制,是擴大了的世襲制。 ”幹部的子弟是乾部,教師的子弟是教師,工人的子弟是工人,農民的孩子是農民——其中又可細分,如清潔工的孩子還是當清潔工。

時運不濟,父親受強權轄制;恃才​​傲物,又讓父親藐視強權——父親大半生的窮困潦倒,自是必然。

作為農民的孩子,我在升學、找工作上遭受不公平亦是常事。沒有選擇餘地,我接受了這副牌;我能做的,就是盡最大努力,打出最好的牌局。除此無他。

弟兄姐妹多,家庭經濟多年來都是困窘。艱辛的勞作,無補於改善之。除了拉牛耕田外,南方所有的農活我都乾過。尤其辛苦的是每年的雙搶。所謂“雙搶”,指的是每年的8月1日前,得把早稻搶收完畢且把晚稻的秧苗搶插下去,否則就誤了農事。 7月,正值南方高溫,暑氣逼人。頭頂烈日炎炎,腳下水田熱到發燙;更可怕的是,在濕熱的環境下各種咬人的蟲子與飛蛾肆虐,讓我經常用滿是泥巴的手,在頭上身上亂抓。

在共產專制之下的農村生活,絕非詩人們筆下的田園牧歌,而是充斥著經濟的剝削與政治的壓迫。剪刀差價,讓農人無法走向富裕;戶籍制度,讓農人難有出頭之日。我身邊的鄉親,固然有淳樸的一面,更有愚昧的一面。愚昧,乃是落後的教育與當局有意為之的洗腦所致。

這些經歷,讓我深深理解底層人民的痛苦與憂愁,對他們滿懷悲憫與惻隱之心。

與同村孩子稍有不同的是,我家可能是當時全村藏書最多的。在多數人是文盲或半文盲的環境裡,別的人家除了毛選就差不多沒書了;而我家,雖經多次“運動”,被抄走很多藏書與財產,父親還是設法留下和陸續尋得了一些古書,其中甚至有清朝出版的《康熙字典》。當我的兄弟們在外撒歡時,年幼的我,沉浸在故紙堆裡。這些書,成了孤獨的我童年生活唯一的安慰與寄託。它們給我美的感受,給我與現實不同的虛幻世界,它們奠定了我的國學基礎、給我文學素養與傳統文化的陶冶。 “三國”、“水滸”、“紅樓”,讓我從小思考安邦定國、濟世救民。多年後,想起過去的我——那個自身難保卻心憂天下的農村小女孩——不免感慨良多。

還有一類書,是萬馬齊喑專政政治下的單一“文化”產物——對共產黨“英雄人物”的宣傳。那些後來才知道是誇張甚至虛構的英雄故事,常常讓我熱血沸騰。中共一定沒想到,正是中共的英雄主義教育,讓我在洞穿一黨專政的罪惡後,最終堅定地走向了摧毀共產專制、建設憲政民主之路。

“八九六四”,當局用坦克與機槍,向人民宣戰。作為參與者與見證者,我的眼光,穿越歷史:中共此舉,繼以往鎮壓異己之舊例,開此後暴力維穩之濫觴。自此,對中共,我心如死灰:和平已不復存在。

大學畢業後,我曾作為市裡派出的干部,到鄉鎮蹲點一年,其中包括參加“計劃生育”工作。一次開會,我聽到鄉領導下達罰款指標,如同山大王交待搶劫任務,記得當時計生辦主任抱怨說:“計生辦又不是企業,怎麼能定指標? ”鄉鎮工作人員進村,有組織地扒屋牽牛、夜半搜捕、任意抓人、株連九族,但見“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犬不得寧焉”。我心中老大不忍,能做的,只是“把槍口抬高一點”,包括,聽任一位被抓的待產孕婦在黑夜中逃走而讓自己挨批。

無巧不成書。當年,我的家鄉——湖南省漣源市,市長名叫高超群,市委書記名叫陸家康,我看到街道邊的牆上有一句話:“幹部生活高超群,人民生活陸家康”。這類似於當代的微博,又像是古代《詩經》中的“國風”,生動地反映了民間的不滿與民間的智慧。

1996年,老家的數千農民在傑出領袖黃國卿帶領下,依法要求減輕農民負擔,未果,憤怒的農民持鋤頭扁擔,攻入市政府,衝進市委書記家抄家,據說連書記家有幾隻烏龜王八也數清楚了。當局一方面為了平息事態,被迫減負,另一方面,秋後算帳,將農民領袖數人處刑,其中黃國卿被判13年;庭審時,當局如臨大敵。我目睹了以農民起義起家的共產黨是如何鎮壓農民起義的,這對我觸動極大。 (十六年後,烏坎事件發生,有朋友說這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有組織的農民運動,我答“非也”;接著我會講述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發生在故鄉的農民起義。由於當年網絡不發達,致其雖然震驚國務院,卻因人為封鎖而幾乎不為世人所知。在此寫上一筆,表紀念之意。)

一路走來,我一直在思索:如何度過我的一生?如何奉獻社會?

後來我總結自己的歷程:“我往前跑,是因為,後面有老虎在追趕我,前面有金子在吸引我。 ”等級歧視導致的精神痛苦,讓我對社會不公產生思考;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天性,使我對未來抱著夢想:重塑命運、幫助他人——這讓我始終保有前進的動力。

改變我人生的一次偶然事件是,一近親屬涉嫌犯罪。為此,我決定立即報考律師。我有意不讀舊的律考書,以免新舊法律混淆。七月份,律師資格考試的指定用書出來,數了一下,6032頁;十月份第二個週末考試。拿到指定用書後,我瘋狂攻讀,日以繼夜。就是這三個月時間,我從法盲變成了律師。那段懸樑刺股的​​苦讀,堪稱非人的經歷。

從此,我的思維與思想有了一個飛躍:由感性而理性,由混沌而清晰。律師是與魔鬼打交道的人,律師職業是了解社會的極好的窗口。律師實踐,使我對社會有了更深層的認知;法學素養,又有助於我用“法眼”看天下。

由於只有三個月的法學功底,深感自己淺薄無知,我決定進入法學院深造,上研究生。同時,我清醒地認識到,應當去一個更大的世界。而中國之大者,莫過於北京。目標非常明確。分數還沒出來,我就離開湖南來到北京,臨走前,我悄悄對一密友說:“我一定考上了,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到北京沒幾天,得知我如願以償,考上了對外經貿大學。報考該校,只是聽說該校相對公平,會按筆試成績從前往後錄取。事實上,以我的考試成績,我可以上國內任何一所高校。為了多年的報國之志,我選了相對冷門的國際法方向,選了當時資歷不深但年輕、正直、博學而有國際視野的邊永民老師作為導師,我的畢業論文也是人權方面的內容。而我的同學,多從事研究和很賺錢的專業與行業。

說到畢業論文,還有一個典故。

治學嚴謹的導師,對我的論文讚賞有加。我答辯前,她的原話是“肖國珍,你的論文已經非常非常好了”。

答辯時,按照規則,需要有一位非本校的“專家”作為答辯委員會主席,當時正好有一位海南省檢察院的高官,名叫李燕兵,在我校讀在職博士(知道中國國情的人,都會明白做高官後拿高學位的個中原因),於是為了湊數,他被臨時拉來當“主席”。這位李先生很有意思,當他坐在主席席位上,就真誠地相信自己的學識足以俯視答辯委員會專家和正在答辯的我;同時,作為專政黨成員和官員的他,在我答辯時,把對人權的憎恨直接化為對我個人的攻擊,甚至作為對整個民盟的攻擊(答辯會秘書介紹我時,提到過我的民盟成員身份),他充分發揮了檢察官審問犯人的架式和方式,以政治標準,對我的學術研究進行評判——當然,他的“評判”,符合標準的共黨習慣,那就是:打棍子扣帽子,沒有道理,不講邏輯。他的做法,讓答辯委員會其他老師面面相覷,讓我驚訝而且憤怒。要不是熟知我性格的導師事先對我有過善意的預防性警告“肖國珍,請你記住一點:答辯時不要犟嘴”,我早就與之激辯了。我克制住了自己,加上其他答辯老師對我的相當高的認可,我的論文才得以通過。導師知情后,對我說:“我想起你這事就想笑——你說過為了中國的人權事業不惜坐牢,現在只談了個觀點就被棒打,也好,藉此你明白中國的人權狀況了吧。 ” 這就是我親身經歷的中國式的“學術自由”:政治掛帥——只有服從權威與專政黨,才能學術合格。

與很多從校門到校門的同學不同的是,我是做過律師後帶著實踐中的問題來上學的,這讓我有明確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在中國,如何改善人權、如何完善法治、如何實現憲政。因此,我一邊上學一邊密切關注社會。其間注意到胡星斗老師,他的一些觀點,引起我的共鳴。胡老師很開明,他把家裡的電話直接公佈在網上,有一次我想與他交流,便打了電話。他告訴我, “陽光憲政”(“公盟”)於某日在華清嘉園某房聚會,他去不了,建議我去,我便前往。當時約有二十人在場,賀衛方、蕭瀚、王克勤等先生都在,大家各抒己見。有這樣一群熱心公益與社會正義的人,是多麼讓人開心而滿懷期待。

有一件小事,不能不提:某次,作為北京市朝陽區居民的我,依法舉報不法法官,找該區人大常委會,要求提供人大代表名單,以促其罷免該法官,卻遭無理拒絕。作為中國公民,我無法得知我所在區基層人大代表是誰,卻能於其後不久面見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國務院官員。兩相對比,反差之大,唯餘苦笑。

作為法律人的我,始終對社會問題保持著警醒。我努力突破當局嚴密的新聞管制與網絡封鎖,尋找歷史和現實的真相。真相一一呈現。

我認識到:我的經歷,只是中國千千萬萬人的縮影。在專制統治之下,沒有一個家庭、沒有一個人,能逃脫專制魔掌的迫害——有形的、無形的;物質的、精神的;身體的、心靈的。

我認識到:一黨專制之下,腐敗乃是必然而非偶然,是普遍而非個別,是表象更是實質。

我認識到:中共的發家史與發展史,血腥、卑劣、醜惡,不可見人。它欺騙中國人民與外國政府,發動內戰用暴力顛覆中華民國;它對內打壓異見,對外窮兵黷武又喪權辱國;它摧毀一切真善美;它將中華民族最有良知、最傑出的人士關進監獄、送上斷頭台、放逐海外;它打斷中華民族的脊梁,有計劃地將“知識分子”閹割成叭兒狗;它視民眾為草芥、為寇仇,盤剝人民的血汗作為經費,以鎮壓和愚弄人民。它的罪惡,罄竹難書,神人共憤。

中共踐踏法治、踐踏人權的行徑,造成中華民族的悲慘命運,這讓我扼腕痛心;仁人誌士們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前赴後繼,讓我預見中國光明的未來、聽見憲政民主滾滾而來的潮聲。

——我與維權律師朋友們溝通時,大家雖極少提到個人經歷,但前述認識,是何等驚人相似。本有的良知與求真的天性,必然走向以普世價值為最後的依歸。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風雲變幻,異彩紛呈。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經濟在廉價勞力基礎上高速發展,使中共政府積累了前所未有的資源;官方對民間的盤剝加劇,貧富懸殊不斷擴大;互聯網的日益發達,打破了官方對民間的信息壟斷;中西文化的交流,使憲政民主啟蒙基本完成並逐漸成為全民共識。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公民運動的興起與蓬勃發展,當局的強力維穩走向制度化網格化。

我從家庭的羈絆中解放出來後,毅然投入到公民運動。

少時的辛勤勞作、多年輾轉反側的求索,錘煉出鋼鐵般的意志,使我在認定的人生道路上,雖所為甚少,但義無反顧、百折不撓。

我堅信:上帝之光,必如雲上太陽,普照大地。天佑中華!

肖國珍

肖國珍,女,1972年12月生。北京律師,原籍湖南,畢業於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中國民主同盟盟員,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公盟義工。因從事人權捍衛、主張表達自由、反對一黨專政、組織和參與公民運動、聲援良心犯並提供法律援助,多次被當局跟踪、威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博訊網評為2012年度中國大陸維權風雲人物25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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