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高級專員必須堅持原則性和連貫性來應對中國的人權危機

中國人權注：在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即將訪華之際，中國人權與全球59個人權非政府組織一起呼籲其改進其辦公室應對中國侵犯人權行為的措施。非政府組織的要求包括：發布拖延已久的人權高專辦關於新疆的報告，確保其訪問的獨立性，並確保其與被任意拘留的人權捍衛者進行安全、保密且不受監督的會面，以評估他們的身心狀況。

聯合國高級專員必須堅持原則性和連貫性來應對中國的人權危機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蜜雪兒·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於3月8日宣佈，她“預計將於 5 月”訪問中國。 距離她首次公開要求不受限制地進入中國的三年半之後，她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最新消息中宣佈了這一資訊。 在此期間，以下簽署的組織認為她沒有採取適當而公開的外交措施，包括官方聲明，來及時回應有關該國嚴重侵犯人權的指控。

相比之下，非政府組織、聯合國特別程式^[1]和條約機構^[2]收集了廣泛而多樣的資訊，詳細說明瞭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甚至種族滅絕罪的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2020 年 6 月，50 名特別程式專家呼籲“採取果斷措施保護中國的基本自由”，包括由人權理事會建立“一個公正和獨立的聯合國機制，每年密切監測、分析和報告人權狀況” 。 他們還重申了對一系列問題的嚴重關切，包括強迫勞動，“特別是在新疆和西藏對人民的集體鎮壓，全國各地的律師被拘留、人權捍衛者被起訴和被失蹤” 以及 “鎮壓香港的抗議和對民主的宣傳宣導”。

在向人權理事會提交的關於反恐背景下秘密拘留的報告中，聯合國特別報告員菲奧諾拉·尼伊蘭（Fionnuala Ní Aoláin）強調，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大規模任意和秘密拘留以及強迫勞動的情況下，” 迫切需要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進行獨立的人權評估和問責」。

我們深表關切的是，高級專員在 3 月 8 日的聲明中沒有提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本預計發佈的關於新疆維吾爾地區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報告。 2021年9月，巴切萊特“遺憾表示無法報告准入談判的進展”，她證實高專辦正在“完成對有關 [新疆] 嚴重侵犯人權指控的既有資訊的評估，以期將之公佈於眾。 “ 去年 12 月，人權高專辦發言人表示，該報告將在”幾周內“發佈。

我們感到遺憾的是，高級專員處理中國人權危機的方法缺乏連貫性，這對人權高專辦的公信力及其處理針對大國的嚴重指控的能力構成了威脅。

我們還擔心，與她的前任相比，高級專員對藏族地區的人權危機保持著沉默。

我們注意到，「人權高專辦預訪問小組 」將於4月啟程前往中國，為她的訪問做準備，「包括對新疆和其他地方的實地訪問」 而且「準備工作必須考慮到新冠疫情的規定」。 該國現在面臨著有史以來最高峰的感染，根據其「新冠清零」政策採取了高度限制性的措施，包括在幾乎沒有通知的情況下實施局部和全市範圍的封鎖，以及對國際遊客進行 21 天的隔離。

我們表示關切的是，高級專員向人權理事會提供的最新情況並未表明與中國當局談判的條件是否允許她能像之前所呼籲的那樣不受阻礙地進入中國。 儘管中國做出了承諾，但許多因素引發了人們對這些條件——具體細節仍未披露——能否得到有效滿足的嚴重擔憂。

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一樣，是聯合國秘書長關於“報復”與聯合國合作或尋求與聯合國合作的個人和團體的年度報告中最常提及的國家。 在 2020 年的報告中，中國被列為實施「模式化報復」的11個國家之一，後來被確定為「在拘留報復和恐嚇受害者方面存在嚴重問題」的五個國家之一。

在 2016 年對中國進行國家訪問後，當時的赤貧和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力浦·奧爾斯頓（Philip Alston）在提交給人權理事會的報告中詳述了使他「無法以任何程度的自由或保密性與絕大多數民間社會成員會面」的措施，其中包括政府「建議他不要與民間社會組織直接聯繫來安排會議， 並要求提供舉行的任何非公開會議的全部細節”

“經常派扮作普通公民的安保人員跟蹤他，因此幾乎不可能與民間社會組織和個人私下會面”。 他唯一能會見的活動人士江天勇律師，在與其會面後被拘留近三年，至今仍被非法軟禁，並受到嚴密監視。

中國政府經常重申其立場，即只允許高級專員進行旨在“促進交流合作”的“友好訪問”，而不是“推定有罪的所謂'調查'”。

在這種情況下，以下簽署的民間社會組織認為，為了使高級專員對中國的訪問具有公信力，必須滿足以下核心的最低條件。

• 在高級專員訪問中國前，儘快發佈人權高專辦關於新疆維吾爾地區嚴重侵犯人權的報告，並作為緊急事項向人權理事會通報報告的內容。 這將有助於確保有關訪問的談判不會被當作一種策略，來進一步拖延對於關鍵報告的發佈，也將有助於確保隨後對中國的訪問都是實質性的和有意義的。
• 在訪問前進行安全的會面：與來自中國或與中國有關的獨立民間社會組織、人權捍衛者和來自中國或與中國相關工作的受害者，包括旅居國外的團體。
• 對人權捍衛者和其他被強迫失蹤或被任意拘留，包括服刑或審前拘留的人進行調查，並確保與他們進行安全、保密和不受監督的會面，以評估他們的現狀以及他們被剝奪自由的情況和拘留條件是否符合國際標準^[3];
• 保證迄今為止為確保進入中國不受限制而採取的措施的透明度，包括但不限於外交保證，以及減輕和應對中國當局任何違反協定的措施;
• 將相關特別程式任務負責人納入她的訪問團隊，包括人權與反恐問題特別報告員;
• 確保尊重一套獨立、不受限制的訪問的最低標準;以及在中國當局違反協定的情況下公開報導並中斷訪問。 這些標準應包括^[4]：

• 完全不受阻礙地進入所有地區，包括維吾爾族和藏族地區以及香港，這意味著：
  • 全國範圍內的行動自由，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TAR）和其他受限制的地區^[5];
  • 調查自由，特別是在以下方面：
    • 不受阻礙地進入所有拘留所，包括監獄、所謂的「職業培訓中心」和強迫勞動的場所;
    • 與證人和其他個人（包括被剝奪自由的人）進行保密和不受監督的接觸;
    • 對所有檔材料有完全的訪問許可權，包括源自各級政府的檔;

• 保證任何官方的安保，包括以「反恐」為由和其他形式的陪同，包括以「預防新冠疫情」的名義，要以不損害隱私、保密或行動和調查自由的方式提供;
• 以強有力的風險評估和緩解措施，盡量減少任何個人、團體或組織無論以何種方式與訪問團隊的合作和溝通而遭受威脅、騷擾、懲罰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恐嚇和報復的可能性;
• 不與國家當局共用訪問計劃中任何涉及與民間社會會面的資訊，包括保證在與受害者或其他人員面談時沒有包括執法官員在內的國家官員在場。 面談應限定在聯合國或外交場所進行，必要時由聯合國招募或選定的口譯人員提供翻譯，以確保對受害者或證人的保護。 對於被關押在拘留場所中的個人，與聯合國招募或選定的口譯人員進行的面談應保密，且國家官員不得在場。
• 在任何訪問的準備階段，通過針對不同地區和社群的單獨專門會議，確保各種獨立的民間社會組織、人權捍衛者、個人和受害者能有意義和安全地參與，並在訪問期間和之後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進行廣泛的協商;
• 確保實地調查使用聯合國現有的資訊作為調查的基礎，例如特別程式的來文和條約機構的審查。

簽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