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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偉:我們在獄中遭遇到的文革——紀念文革五十週年

2016年04月29日

但直到今天,不但未看到民主憲政的一絲曙光,而文革的霧霾不時又對人們露出了鬼臉。這是我在文革爆發五十週年之際,最感到痛心的一點!


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連鄧小平都稱之為浩劫的“文革”年代,彈指間已過去五十年了。共產極權專制國家,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座大監獄。在這座“大監獄”中又星羅棋佈著不計其數的用高牆電網圍成的小監獄。文革到來時我和許多“右派”、“反革命”正好被囚於四川省的一所監獄裡,從而逃過了被紅衛兵批鬥、遊街、活活打死的命運。多少年後,舊友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要好好感謝黨打你成右派,又保送你進勞改隊,確實救了你,否則紅衛兵不整死你才怪,算你運氣好。 ”這種“中國特色”的“好運”真堪稱黑色幽默!

當然文革中的監獄也不是“世外桃源”,那裡的階級鬥爭仍是天天講,鬥爭會也每晚必開——白天要服苦役勞動,只是沒有像北京紅衛兵可以隨意將人打死。那時監獄里基本上還是“文鬥”,站在那裡,低頭、彎腰,任由犯人“積極分子”羞辱謾罵,高潮時“君子動口也動手”,但一般只是拳腳耳光,最嚴重的也就是用繩子捆起來,不會弄到傷殘。因為,一來雙方都是囚犯,不敢下手太重;二來,監獄當局也不准過分毆打,那倒不是仁慈,而是勞改隊每接收-個囚徒,就要向勞改局交一份&ldquo ;利潤”,如果打傷殘了,誰創造財富?勞改隊還能白養你呀?看來,我們確實比社會上的“黑五類”分子要“幸運”一些。

1967年的一天晚上,“幸運”終於臨到我頭上了。那時人人都必須檢査“犯罪”根源。人家說我在檢查中不但不好好認罪,還為流沙河的反動詩《草木篇》辯護。更糟糕的是那晚作記錄的獄中難友黃澤榮(《往事微痕》主編鐵流、另一筆名曉楓),大概出於同情,把我許多“不認罪”的話都未作記錄。因此,一個叫黃云成的獄吏便認定我們是“反改造團伙”,揪出來批鬥。黃澤榮接受批判時態度“不端正”,幾個“積極分子”便對他動起了拳頭,黃云成更要把我們捆起來。此時黃澤榮急中生智高叫“毛主席萬歲! ”湊巧監獄軍管會姓朱的軍代表從現場經過,聞聲前來詢問,黃澤榮便搶先回答:“報告軍代表:我呼毛主席萬歲口號,他們要捆我。 ”那個軍代表完全-副參軍不久的農民樣兒,也不懂監獄裡的這一套,便說:“呼毛主席萬歲沒錯,犯人也可無限崇敬偉大領袖嘛。算了,不要捆。 ”當時全國實行軍管,軍代表一言九鼎,那個獄吏聽了也不敢多說,鬥爭會便草草收場。

其實當時我們這些“右派”、“反革命”確實是挺“反動”,我們根本不信他們那些洗腦的鬼話。什麼“形勢-派大好”,明明是一團糟。我們幾個知心的難友之間,經常傳遞小紙條,用隱晦辭語或小詩短詞互相提醒、鼓勵,講些由衷之言。當時,這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動”,可招殺身之禍。大家都明白現實的殘酷,但也從不放棄對未來的憧憬,如曉楓留給我的詩句便有“隔牆欲問榮枯事,笑指樓台夜半鐘”,我則回以&ldquo ;黑夜漫長亦有邊,春風不日到江南,冰山頹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談笑間”等。

又如另一位難友,四川瀘州的教師李仲言先生。當“文革”勢頭正猛,紅海翻騰,滿街打砸搶燒,“武鬥”之火勢若燎原之時,李仲言以一腔怒滅寫成一首《滿江紅》,開頭是:&ldquo ;獨倚危欄,風吹雨,心潮若決,凝目處,愁雲萬里,烽煙遼闊”。那日我正入神讀到“遍地腥雲飛血雨,一街狼犬誦馬列”時,竟沒注意到一個勞改幹部走到我面前:“嚴家偉你看啥? ”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就憑這首詞我和李仲言都絕對夠格送上“絞架”。好在這位張乾部是個“大老粗”,我也不知從哪兒來的這麼大的勇氣,乾脆把紙送到他面前說“我正在學毛主席偉大的詩詞滿江紅”,並特別把“滿江紅”三個字指給他看。這三個字他大約也認得,於是便說“好嘛!好好學習主席的偉大教導改造你們的反動立場”。說罷揚長而去。我怕他再回來,連忙將紙丟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後,我與仲言君劫後重逢,卻怎麼也回憶不起這首詞的全文了,也不願去編幾句來“湊”。就像維納斯的斷臂也是一種美一樣,我們就留下這帶著遺憾的殘缺之美吧!而仲言君則已於九年前辭世,令人淒然。

但並不是所有的時候,都會這麼僥倖,特別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檢舉、出賣人已變成“美德”的氛圍裡,許多犯人在這個“大氣候&rdquo ;裡學會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減刑。 1969年,我和陳友泉、俞正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裡推車,下一輪煤車未到,我們就在巷道邊坐下等。日復一日,免不了閒談幾句。那天也許是合該出事,陳友泉是個農村善良的青年學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滿言論,便成了“反革命”犯。俞正清原是部隊退伍,回鄉作社隊幹部,胡作非為,強姦婦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講到自己過去的事。俞正清便大肆吹他在農村搞了好多個女人,還有十幾歲的處女,說他“判刑都值了”。陳友泉這時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爺爺、父親是地主,槍斃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淚仇了”。我一聽,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說“我去解個小便”。煤井巷道裡是可以隨便找個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來,煤車就來了,這事我以為就敷衍過去了。

誰知十多天后,中隊辦公室叫我去,一進屋只見“周中隊”、“王指導”還有前面提到的“張乾事”,分別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見這“三堂會審”的架勢,我知道出事了。他們先是和顏悅色地說“我們認為你近來還是有進步,學習主席詩詞,這好嘛!你還年輕,要好好靠近政府,將來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這些都是鬼話,一邊唯唯諾諾,一邊打主意如何對付他們。後來終於“言歸正傳”,問我“你近來聽見什麼反動言論沒有? ”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卻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說勞動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說完,“大老粗”老張就吼道:“哪個問你這些球不能疼(四川方言粗話,即雞毛蒜皮之意)的事?我提醒你,你們三個人在井下推煤車歇氣時說些啥? ”真是“圖窮匕見”。我也明白了,這肯定是俞正清告的密。滿腔怒火,卻不敢發作,於是便想來個“圍魏救趙”。我說“張乾事提醒我,我想起來了,俞正清近來極不認罪,經常吹噓他的犯罪行為”,於是便說他如何吹噓玩弄了好多個女人,還有處女等等。我想讓他們知道:俞正清就是這麼個壞蛋,他的話能信嗎?

可人家才不這樣認為。老奸巨滑的王指導,冷笑著對我說:“你檢舉的這個問題,我們要追究,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現嘛!但我要告訴你,還有人說極端反動、反動透頂的話,你是聽見了的,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 ”我說我沒聽見,我解小便去了。就這樣在逼供和抵賴中僵持了兩個多小時,這時,那位“大老粗”張某發怒了,連罵帶吼地說:“你這個傢伙不老實,你當真沒聽見?你賭個死人咒給我聽。 ”我抓住他這個低級失誤說:“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賭死人咒,還敢拿全家人來賭咒,不過共產黨好像是不信賭咒的吧。 ”弄得他滿臉通紅。當時,“我”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個人了。家中其他親人都在“三年自然災害”時,“非正常死亡了”,我還怕賭什麼“咒”啊!就這樣“拉鋸式”地搞了將近半個下午,最後“周中隊”想了個“收場”的辦法,他說“你沒聽見他二人在說什麼,至少看見他們二人在一起說話”,於是叫我寫個所謂“旁證材料”,寫明時間、地點,看見他二人在一起說過話,至於內容,我推說解小便去了,沒聽清楚。

沒隔多久,陳友泉便被送入單人牢房單獨囚禁,一年多以後,陳友泉​​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中一條“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囂要報‘我家三代血淚仇’,實屬不堪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俞正清因此記一大功,我則記一大過。

陳友泉被殺之前,我被調到監獄醫院“勞動”。死囚的遺物一般交醫院洗後封存,如有家屬來領就給他。陳友泉的幾件衣服和一條被單交給我清洗的,我彷佛還能觸摸得到難友的體溫,依稀看得見上面的血痕。一條鮮活的生命,就因為那麼一句話便消失了!我悲憤,更有幾分自慚、自責,甚至在心裡罵自己不該去寫那個什麼“旁證材料”:你雖寫的是沒聽清楚談些什麼,但至少證明陳、俞二人談過話,加強了俞正清“孤證”的力量,陳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幫兇的責任。尤其使我欽佩的是,我和陳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間,還說過不少在當時也是不得了的“反動話”,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個堅貞不屈的人啊!

時間又來到1971年9月底的某天,當時我和曉楓又在一起從事監獄醫院犯人“護士”的“勞動”,成天圍著病人轉,打針、換藥、餵飯、洗衣……忙得暈頭轉向。那天晚上我與他同值夜班,當我們把“晚間護理”那一套忙完以後回到護辦室,我拿起病曆本,畫病人的“體溫坐標”時,曉楓則拿起一張《人民日報》看得十分專注。我二人當時是無話不說的難友,我便對他說:“快來幫我畫體溫坐標,報上那些鬼話有個啥看頭?還不是天天形勢大好。 ”曉楓卻對我神秘一笑說:“今天說的不是形勢大好,而是要形勢大變。 ”我莫名其妙,便說:“別在那胡說八道。 ”這時曉楓把那張《人民日報》遞到我面前,指著一篇文章對我說:“你看,你看……”邊說邊用指甲在那篇文章的一句話下面劃出一道指甲痕。我一看那句話是:“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我登時猛醒:我們的“副統帥”上哪去了?當然,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林死了,毛的政治信譽也徹底破產,再隨著毛的死亡,中國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但直到今天,不但未看到民主憲政的一絲曙光,而文革的霧霾不時又對人們露出了鬼臉。這是我在文革爆發五十週年之際,最感到痛心的一點!

2016年4月26日完稿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82期  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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