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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莊的證辭 ── 遇難者段昌隆的母親

1999年01月31日

段昌隆﹐男﹐1965 年 10 月 19 日出生於北京﹐遇難時不足 24 歲﹔生前為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應用化學專業 84 級應屆畢業生﹔1989 年 6 月 4 日晨於西長安街西單至民族宮一帶遇難﹔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89 年 6 月 3 日中午﹐昌隆從國家核技術局參加面試後回家﹐準備午飯後返校。我見他這段時間很消瘦﹐想多留一夜叫他休息一下。可他說不行。他說學校實驗室的機器還開著﹐正委託同學看著呢﹗還要準備畢業考試、寫畢業論文。他還對我說﹐他還要參加天安門的學生運動﹐忙得很。正在這時﹐清華同學 A 來找他說﹕上午學校廣播站動員學生去天安門聲援﹐同學們都上街了。這時在市急救中心工作的女兒段琦也打來電話說﹐她們正忙於搶救在六部口被防暴警察打傷的群眾﹐回家要晚一點。昌隆聽後就給段琦送飯去。他到了急救中心後也投入了救助工作。這天姐弟倆一直忙到晚上 11 點多才回家。在這之前小女兒段君和 A 也騎車出去了﹐說到外面看看。昌隆回來不久便又推車走了﹐臨走前把身上僅有的幾枚硬幣掏出放在家裡﹐身上只帶了一把自行車鑰匙和學生證。

我家在西城區北端的鼓樓附近﹐6 月 4 日凌晨一至三點左右﹐不斷聽到外面密集的槍聲﹐由西南方向逐漸向我們地區接近。這時﹐附近上街聲援學生的居民都陸續回來了﹐哭訴著戒嚴部隊開槍打死人的恐怖情景﹔但我的三個孩子都未歸家﹐急得我不知所措。大女兒段琦蹬車一趟趟去尋找她的弟弟和妹妹﹐均無找到。她說西單、南池子一帶軍警林立、槍聲不斷﹐根本無法接近去找人。這時我預感到情況不好﹐已經支撐不住了﹐由衚衕口跑回家呆呆地坐在沙發上﹐外面傳來的密集槍聲好似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我全身緊縮成一團﹐兩手用力堵住耳朵熬到天亮。我實在控制不住了﹐心顫動得歷害﹐氣喘不過來﹐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壓抑著我。我像瘋子一樣跑出了家門﹐逢人便說我的三個孩子一個也沒有回來﹗

4 日上午 9 點多﹐段君和 A 由天安門廣場輾轉回來了。她倆說昌隆並沒有和她們在一起﹐她們就在天安門東南側清華大學校旗下﹐昌隆若去天安門肯定會和她們在一起的。她們估計昌隆由家騎車直奔西長安街去了。下午﹐我們焦急地往清華大學打電話詢問昌隆的下落﹐天啊﹗我們這才知道﹐我們的兒子已經離開了人世。

昌隆是 6 月 4 日晨被槍殺的﹔是由一位北京醫學院的學生把昌隆背到了郵電醫院(這位學生當時未留下名字﹐我們始終未找到)。據醫院推測﹐昌隆是在西單--民族宮一帶遇難的。當時該醫院正好有一位清華大學的學生﹐他從昌隆的學生證中把姓名、班級抄在自己的褲腿上﹐拂曉跑回清華報告給校方﹐昌隆的死訊馬上傳遍清華園。清華曾派人去郵電醫院﹐打算把段昌隆的屍體運回來﹐醫院說上級有指示﹐屍體 5 日 8 點由政府統一處理﹐不讓其它人插手辦理﹗我們聽說後﹐由家裡親友於 5 日早晨乘車趕往郵電醫院﹐給昌隆做了防腐處理﹐並剪下他的一縷頭髮留作紀念。昌隆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據判斷﹐是由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致死的。

親友們看著形勢已沒有先前那麼緊張﹐才回家把我們接到郵電醫院的太平間﹐他們怕我們過份悲痛﹐先把昌隆的血衣脫下藏了起來﹐換上新衣服後才讓我們進去與兒子告別。我進到太平間﹐那裡還有二十六具屍體躺在那裡﹐我見昌隆靜靜地躺在一張木板上﹐象是往常熟睡一樣﹐只是臉色蒼白﹐口鼻象倒吸了一口氣沒吐出來﹐雙眼半睜著好像要向親人訴說些什麼。我輕輕將隆兒的眼皮抹下﹐說﹕“孩子﹐上路吧﹗每年的忌日﹐媽到墓地去看你﹗”我不知道哭﹐只覺得隆兒又回到媽媽的懷抱裡﹐我親吻著隆兒冰涼冰涼的臉﹐冰涼冰涼的手﹐冰涼冰涼的腳﹐這一切都冰透了媽媽的心﹗我全身血管好似凝固了﹐全身也麻木了。當我被人攙扶起來時﹐才意識到我要和孩子永別了﹗悲憤的感情一下摒發出來﹐全家嚎聲慟哭﹐在埸的、路過的不相識的人群都陪我們痛哭不已。有些在埸的青年攥緊拳頭對我說“這筆血債早晚要還的﹗”

這時清華大學的救護車早已仃在太平間外邊等候﹐聽說已與市教育、衛生部門商妥﹐同意把昌隆屍體運回學校。6 日上午在學校開了追悼會﹐下午向遺體告別﹐之後送八寶山火化﹔八寶山一些在埸的人還為昌隆用松枝編織了花圈﹔9 日取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萬安公墓金區、舜組。

昌隆的父親四十四歲方得此一子﹐從昌隆 65 年落生到 89 年長大成人﹐用了父母畢生精力﹐正當孩子即將大學畢業報效祖國﹐為家頂門立戶之際﹐卻被罪惡的子彈奪去了生命﹗昌隆的死﹐對我們家庭是毀滅性打擊﹐家中只有風燭殘年的老夫妻倆相依為命﹐見到別人談及各人的子女兒孫時﹐更觸及我們的傷疤﹐疼徹心肺﹐尤其夜雨孤燈之際﹐面對愛子遺像﹐倍加思念﹐深感度日如年﹐往事不堪回首。

昌隆短暫的一生﹐是一步一個腳印札札實實成長起來的﹐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以報國之心﹐刻苦學習﹐關心集體﹐以極大的熱情為同學服務﹐深切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昌隆從小學起就有較強的工作能力和責任心﹐直到中學、大學,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能說出他生前感人之事﹐特別是上大學後﹐變得更加成熟了﹐記得在他生前的一篇文中曾說﹕“我只上了愛國主義這個台階﹐就這一層我上得是踏踏實實的....我不是一個‘說教者’.....請看我今後的行動吧﹗”在 89 年那埸要民主、爭自由、反腐敗的學生運動中﹐他一直勇敢地站在最前列﹔最後﹐在 6 月 4 日晨﹐他大義凜然地走向了反抗殘暴鎮壓的第一線﹐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抵擋劊子手的槍彈﹗昌隆的死﹐不是由於病魔和車禍﹐而是由於愛國﹐他是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信念慷慨赴死的。想不到當權者護短拒諫﹐反誣學生和市民的和平請願為“動亂”﹗又調來數十萬野戰軍﹐動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發動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造成了在和平年代尸陳長安道、血濺北京城的空前大慘劇!

孩子被無辜槍殺﹐當權者對死者親屬也不放松監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謂 “敏感”時期﹐當局常常找我們 “談話”﹐還指派公安人員及便衣守候在我們的家門口監視我們﹐連我們去墓地也不放過﹐這使我們的心靈承受著極度悲傷又極度憤慨的雙重壓力。開始幾年﹐我們面對警察的監控精神幾近崩潰。現在﹐十年過去了﹐我們終於頑強地活了下來﹐這一方面要感謝來自四面八方的關懷、幫助和支持﹐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冷靜的觀察、思考﹐我們也逐漸覺醒了。我們不能再這樣無限度地忍受下去﹐我們要維護自己作人的尊嚴﹐要行使自己作人的權利﹐要為死去的親人討回公道﹗

周淑莊
1999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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