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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庄的证词 ── 遇难者段昌隆的母亲

1999年01月31日

段昌隆,男,1965 年 10 月 19 日出生於北京,遇难时不足 24 岁;生前为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用化学专业 84 级应届毕业生;1989 年 6 月 4 日晨於西长安街西单至民族宫一带遇难;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89 年 6 月 3 日中午,昌隆从国家核技术局参加面试后回家,准备午饭后返校。我见他这段时间很消瘦,想多留一夜叫他休息一下。可他说不行。他说学校实验室的机器还开着,正委托同学看着呢!还要准备毕业考试、写毕业论文。他还对我说,他还要参加天安门的学生运动,忙得很。正在这时,清华同学 A 来找他说:上午学校广播站动员学生去天安门声援,同学们都上街了。这时在市急救中心工作的女儿段琦也打来电话说,她们正忙於抢救在六部口被防暴警察打伤的群众,回家要晚一点。昌隆听后就给段琦送饭去。他到了急救中心后也投入了救助工作。这天姐弟俩一直忙到晚上 11 点多才回家。在这之前小女儿段君和 A 也骑车出去了,说到外面看看。昌隆回来不久便又推车走了,临走前把身上仅有的几枚硬币掏出放在家里,身上只带了一把自行车钥匙和学生证。

我家在西城区北端的鼓楼附近,6 月 4 日凌晨一至三点左右,不断听到外面密集的枪声,由西南方向逐渐向我们地区接近。这时,附近上街声援学生的居民都陆续回来了,哭诉着戒严部队开枪打死人的恐怖情景;但我的三个孩子都未归家,急得我不知所措。大女儿段琦蹬车一趟趟去寻找她的弟弟和妹妹,均无找到。她说西单、南池子一带军警林立、枪声不断,根本无法接近去找人。这时我预感到情况不好,已经支撑不住了,由衚衕口跑回家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外面传来的密集枪声好似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我全身紧缩成一团,两手用力堵住耳朵熬到天亮。我实在控制不住了,心颤动得历害,气喘不过来,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压抑着我。我像疯子一样跑出了家门,逢人便说我的三个孩子一个也没有回来!

4 日上午 9 点多,段君和 A 由天安门广场辗转回来了。她俩说昌隆并没有和她们在一起,她们就在天安门东南侧清华大学校旗下,昌隆若去天安门肯定会和她们在一起的。她们估计昌隆由家骑车直奔西长安街去了。下午,我们焦急地往清华大学打电话询问昌隆的下落,天啊!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昌隆是 6 月 4 日晨被枪杀的;是由一位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把昌隆背到了邮电医院(这位学生当时未留下名字,我们始终未找到)。据医院推测,昌隆是在西单--民族宫一带遇难的。当时该医院正好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从昌隆的学生证中把姓名、班级抄在自己的裤腿上,拂晓跑回清华报告给校方,昌隆的死讯马上传遍清华园。清华曾派人去邮电医院,打算把段昌隆的尸体运回来,医院说上级有指示,尸体 5 日 8 点由政府统一处理,不让其它人插手办理!我们听说后,由家里亲友於 5 日早晨乘车赶往邮电医院,给昌隆做了防腐处理,并剪下他的一缕头发留作纪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据判断,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

亲友们看着形势已没有先前那么紧张,才回家把我们接到邮电医院的太平间,他们怕我们过份悲痛,先把昌隆的血衣脱下藏了起来,换上新衣服后才让我们进去与儿子告别。我进到太平间,那里还有二十六具尸体躺在那里,我见昌隆静静地躺在一张木板上,象是往常熟睡一样,只是脸色苍白,口鼻象倒吸了一口气没吐出来,双眼半睁着好像要向亲人诉说些什么。我轻轻将隆儿的眼皮抹下,说:“孩子,上路吧!每年的忌日,妈到墓地去看你!”我不知道哭,只觉得隆儿又回到妈妈的怀抱里,我亲吻着隆儿冰凉冰凉的脸,冰凉冰凉的手,冰凉冰凉的脚,这一切都冰透了妈妈的心!我全身血管好似凝固了,全身也麻木了。当我被人搀扶起来时,才意识到我要和孩子永别了!悲愤的感情一下摒发出来,全家嚎声恸哭,在埸的、路过的不相识的人群都陪我们痛哭不已。有些在埸的青年攥紧拳头对我说“这笔血债早晚要还的!”

这时清华大学的救护车早已仃在太平间外边等候,听说已与市教育、卫生部门商妥,同意把昌隆尸体运回学校。6 日上午在学校开了追悼会,下午向遗体告别,之后送八宝山火化;八宝山一些在埸的人还为昌隆用松枝编织了花圈;9 日取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金区、舜组。

昌隆的父亲四十四岁方得此一子,从昌隆 65 年落生到 89 年长大成人,用了父母毕生精力,正当孩子即将大学毕业报效祖国,为家顶门立户之际,却被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生命!昌隆的死,对我们家庭是毁灭性打击,家中只有风烛残年的老夫妻俩相依为命,见到别人谈及各人的子女儿孙时,更触及我们的伤疤,疼彻心肺,尤其夜雨孤灯之际,面对爱子遗像,倍加思念,深感度日如年,往事不堪回首。

昌隆短暂的一生,是一步一个脚印札札实实成长起来的,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以报国之心,刻苦学习,关心集体,以极大的热情为同学服务,深切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昌隆从小学起就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直到中学、大学,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能说出他生前感人之事,特别是上大学后,变得更加成熟了,记得在他生前的一篇文中曾说:“我只上了爱国主义这个台阶,就这一层我上得是踏踏实实的....我不是一个‘说教者’.....请看我今后的行动吧!”在 89 年那埸要民主、争自由、反腐败的学生运动中,他一直勇敢地站在最前列;最后,在 6 月 4 日晨,他大义凛然地走向了反抗残暴镇压的第一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刽子手的枪弹!昌隆的死,不是由於病魔和车祸,而是由於爱国,他是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信念慷慨赴死的。想不到当权者护短拒谏,反诬学生和市民的和平请愿为“动乱”!又调来数十万野战军,动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造成了在和平年代尸陈长安道、血溅北京城的空前大惨剧!

孩子被无辜枪杀,当权者对死者亲属也不放松监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 “敏感”时期,当局常常找我们 “谈话”,还指派公安人员及便衣守候在我们的家门口监视我们,连我们去墓地也不放过,这使我们的心灵承受着极度悲伤又极度愤慨的双重压力。开始几年,我们面对警察的监控精神几近崩溃。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终於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一方面要感谢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怀、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冷静的观察、思考,我们也逐渐觉醒了。我们不能再这样无限度地忍受下去,我们要维护自己作人的尊严,要行使自己作人的权利,要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

周淑庄
1999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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