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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第36届会议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Zeid Ra'ad Al Hussein)致开幕辞 2017年9月11日 (以下为开幕辞中关于中国的部分,由 中国人权 翻译) 英文全文 中国目前正在起草首部关于拘留所的国家法律,目的在于改善待遇标准,并加强监管及问责。本人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中国政府确保相关法律能允许被拘人士会见独立法律顾问和家人;同时对反酷刑委员会在2015年指出的有关在拘禁期间遭受虐待甚至死亡的问题制定相关法律。不久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于在囚期间去世,举世震惊;此前,曹顺利和丹增德勒仁波切亦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在囚禁中去世。另外,...
当年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和制裁。而今天,面临25年来最严重的人权恶化,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却绥靖纵容,甚至满怀拥抱。正如罗斯所说,除非联合国和有关政府出手阻止中国操弄或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联合国的公信力和维护中国及全球人权的能力都将岌岌可危。
“绝对禁止对人施以酷刑以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手段,或许是在人类历史上取得的最根本的成就”,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尼尔斯·梅尔泽(Nils Melzer)表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对这种做法的宽容或默许,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向完全任意性和残暴倾斜,这将会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如特别报告员所强调的,江天勇是从事那种工作的核心人物,这有助于稳定,而不是与维稳相冲突(第75段)。成员国必须要求释放江天勇和其他因维权工作而遭受惩罚的人,抵制将合法行使受中国和国际法保护的权利定罪的行径。国家主权不能被合法地用来攻击联合国专家的独立性,及破坏既定的实况调查团的职权。
“欧盟承认中国在消除贫困等许多人类发展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但同时仍然对维权人士和律师遭到逮捕、关押和定罪以及据报道他们的家人遭到骚扰的情况表示关切。欧盟再次呼吁立即释放所有因人权活动被拘留的人士,特别是刘晓波、伊力哈木∙土赫提、谢阳、江天勇、李和平、王全璋和扎西旺秀等人……”
(2017年3月15日发表,中文由 中国人权 翻译) 主席先生: 本声明由 国际人权联盟 与联盟成员 “ 中国人权 ” 组织一起发表。中国政府继续对维权人士和律师采取抹黑宣传、强迫失踪和认罪、延长审前拘留、酷刑等手段。它还试图根据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限制国际社会对中国独立民间社会团体的支持。 中国政府还以“国家安全”为名,正在进一步收紧对互联网上和网下言论的控制,而且继续从文化、宗教和政治方面加剧对其少数民族、特别是对藏族和维吾尔族人民的压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必须坚定地支持国际人权标准,抵制中国竭力使其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说辞合法化的企图。
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全部能力行动。在我们单独的行动不够的地方,我们必须敲响警钟。我们必须支持每个人的权利,包括她或他批评当局的权利。马丁∙恩纳尔斯奖是为全世界的人权捍卫者和民间社会行动者进行宣传的强有力的榜样。它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谁也不能单独拯救世界,但我们所有人在一起能够服务于世界,在一起我们就有影响。
维权人士 郭飞雄(杨茂东) 的妻子 张青 致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郭飞雄案,并对先后关押郭飞雄的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和广东省阳春监狱侵犯人权事件进行调查。此前,郭飞雄的姐姐 杨茂平 在微信圈发出到监狱探望郭飞雄情况的帖文,详细讲述了郭飞雄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 张青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公开信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我是中国公民郭飞雄(本名杨茂东)的妻子张青。我今天写信强烈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郭飞雄这起严重的人权被侵犯案件。 郭飞雄是法律工作者和作家,是中国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多年来从事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的活动。他参与了多起维权活动,比如,...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今天在人权理事会第31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指责“西方国家以人权、人道为幌子推行新干涉主义”。他还警告人权理事会不要被用作“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工具,以免重蹈其前身、信誉扫地的人权委员会的覆辙。(见于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官方网页 ) 中国的指责是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紧急关注后作出的。继上周12国政府罕见地联合发表的声明后,国际人权联盟和中国人权今天发出一份 非政府组织的声明 ,要求关注自2015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12国政府的 联合声明 由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哈珀大使宣读,代表美国、爱尔兰、英国、澳大利亚、德国、荷兰、...
11月18日,在联合国此次审议中国遵守《禁止酷刑公约 》情况的第二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其惯用的娴熟方式来回应禁止酷刑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专家提出的具体问题:列出长长的、文不对题的统计数据;列举官方的法律法规;在描述实际做法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没有衡量进展情况的标准或基准;并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以此作为其信息不全或制止酷刑措施不够的借口。此外,中国采取一个新的手法是强调文化差异,将其法律中缺乏对酷刑的全面定义归结为中文的“酷刑”难于与公约中内容广泛的酷刑的概念相一致。 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多次作出不合情理、有损于其信誉的回答。举例如下: 单独关押不是一种处罚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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