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独裁的倾向,十九大实际上露出三大端倪:第一,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这意味著,反习即是反党。第二,正式废弃集体领导体制,实施集中统一制,这意味著,自毛泽东之后实施近四十年的中共集体领导体制彻底破产,中共将回归于高度集权的毛泽东式的强人体制。第三,毛泽东式的政治强人习近平——“习核心”将统领一切,即一切权力归习近平。
在谈到19大后中国的政治氛围时,沈大伟总结了以下几点:第一,习近平的权力过度集中;第二,父权制、家长式专制统治重新出现;第三,党掌控一切,党领导一切。第四,恐惧文化蔓延--反腐败运动造成政治机制停滞、专家治国模式崩溃、制度僵化;第五,政治改革为零,党内民主和党内选举让位;第六,对公民社会、媒体、知识分子、高等教育的打压加剧;第七,地方政府合法性缺失;第八,中国的富豪、中产阶级移民和向国外转移资产。
习近平成为毛二世,成为习泽东,成为习伟人。党内至所以没有人敢于出来反对,是因为腐败导致政治意志的薄弱,腐败也成了被习抓在手里的致命短处。“十九大”习成功地让党匍匐在他的脚下,十四亿国人成了呼喊万岁的家奴。反习是国家生死之战,反习是国人的生死之战,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习近平当上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政府的极权主义变本加厉,中国走向了与零八宪章背道而驰的方向。宪章是否就是浪费时间?问题很尖锐,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宪章运动是被压制下去了,但宪章的理念并没有死去。政府方面殚精竭虑在全国范围耗时耗钱地压制任何类似宪章理念的长期努力,就是民主价值观对统治阶层形成威胁的明证。
这八年的时间,中国从后极权时代走向了新极权。晓波夫妇所付出的代价是受难者中所受最残酷的。他们夫妇的遭遇是这中国正在向黑暗沉沦的铁证。这完全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极权时他在狱中的遭遇大相径庭。那时的他可以和所炽热相爱着的刘霞在狱中结婚,而在新极权治下的今天,他却只能被癌症,妻子被抑郁症,生而不自由,死亦不能自由。
记得那天晚上,天水端着一碗烂糊面过来,深情的对我说:建民,为了将来一起战斗,保重身体,好好活下来,是我们现在的任务。他坚持看着我吃完了所有的面条,笑吟吟的把碗拿去洗了,回身时,偷偷的对我做了个V的手势。
你走了,我无法来送送你,因为警方已经不允许我离开上海。好在我们都是重视灵魂的人,一个死亡的躯体实在算不了什么。只是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人之常情,但在我们这里却遭到了禁止。你在尘世的一生,坎坎坷坷,受尽磨难,但愿你在天国分享安宁,在荣光中受用喜悦。
与梁振英引入中共斗争政治、好勇斗狠而民怨沸腾相比,林郑不谈民主不谈港独、只谈经济只谈民生的策略更具欺骗性。所谓民生是最大政治只是中共帮闲文人所宣传的一套统治策略,连中共领导人也未敢如此自欺欺人。
中国社会转型最需要什么?成熟的公民社会。有了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国转型成本最小,且有美好未来。革命不是任何人设计出来的。我们的责任不是推墙——当然自由真实地生活就是在推墙。不是等待,等待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的责任在于建设,建设我们自身——公民共同体。
本人在此呼吁全球正义人士跟我合作,讨伐邪恶。方法很简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凡是阻止包卓轩出国留学的任何人,请大家披露他们中任何人的孩子、家属有到美英加澳新留学的,告知具体的姓名、职位、孩子(家属)名字、入读的学校等真实信息,我们将采取行动将这些人赶回中国。
党的“十九大”口号动人,句句辉煌,但无数老无所养、老无所医者生活好凄惨!青岛市南法院执法违法,公然对抗“依法治国”,判决政府部门以部门规范剥夺公民退休权利合法,将无数老年不仅要被排除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之外,更被排除于司法救济体系之外。这力证了今日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假话;法律高于一切是空话;“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是欺世盗名的话。
最近一段时间,针对网络连接的战争愈演愈烈,双方都在尝试不同的策略。以至于对于新人来说,很难理解哪些已经发生过,哪些还在尝试中。于是写篇文章来简单介绍一下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自由之家”的报告再度将中国评为全世界互联网自由度最差的国家,并称新网络安全法带来了更多的限制。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写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不过今天读起来,仍有很多振聋发聩之处。只要宪政民主没有建立起来,最坏者当政就永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世上有好人,但绝无好人政治。乞求“圣君”、好人当政,那就是乞求暴政。
个人崇拜狂热,造神逆流汹涌,并不是文革灾难生成泛滥的最主要原因,但却与之密切相关。因为,它是僵化国家政治生活的迷幻药,是吞噬思想文化发展活力的黑洞,是扼杀真理与正义的地雷阵,是摧毁国家机器和社会肌体的引爆器。重发此篇短文,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足够警醒。
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
由于西方的绥靖政策,后共产主义的中国熬过了共产主义整体垮台的最佳时机,从而维持了邓小平模式的新的变种,进入到自以为的习近平模式。这个模式想创造一个更新的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变种。但机会已经被前人用完了。它什么时候崩溃,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十月革命给今日中国带来的遗产,那就是托克维尔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见到的:追求平等乌托邦的大革命能毁灭几乎所有社会自治的权威和道德资源,给独裁专制提供全面的社会基础。当今中国领导人所谓“自信”的一大来源,就在于他们虽然没有太大的治国本领,却有了前所未有的威慑手段,因而确实有可能与整个国家乃至与人类“共存亡”。
这个外表强大光鲜的红色帝国其实已患沉疴,赤裸裸的敛财和镇压所付出的代价是失去政治合法性。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共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它的政权居然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存活下来,并在全球化浪潮中攫取了巨大的收益。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权虽然可能活得超出人们的预料和忍耐,但它绝不会长久存在,人类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
中国在印尼失败得很彻底。1962-1965年之间中国拉拢发展中国家以推动“革命”的政策,也同样失败了。历史的教训是,中共的意识输出祸害了海外华人。在今日,如果海外华人继续被中共利用,不仅会导致印尼再次排华,也会导致将来的全球各国都排斥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