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群体重要成员李雪文女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2月10日离世,享年90岁。李雪文女士的小儿子袁力在1989年六四惨案中遇难,时年29岁。
中美关系当前到了一个转折点,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目前,中国大外宣的重点是刻意引导国际媒体渲染习的强人形象,是当今世界领袖,正在领导中国主导国际舞台。许多外媒不明就里,被利用而不自知。实际上,习真正的权力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显赫,他所缺少的是人心。这是习的致命伤。
如果仔细阅读孔丹这几年的讲话和文章就会发现,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其实并非只是投桃报李那么简单。孔丹的主张和现在已经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思想,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说,中国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孔丹主张,也是习近平思想,更是“上一代人的政治交代”。问题是,中国老百姓还要为他们的政治交代和政治随想付出多少民主自由的代价?
人们通常会认为当下由科技支撑的极权统治,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异己都没有生长空间。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极权统治便没有了变化的可能,从此只能按照极权的逻辑发展?我认为不会的,有时极权体制内的一个很个别的环节,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坍。
表面看改革开放30年,威权体制看上去风华正茂。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而河流中,公众认知,社会心理,经济形势和政治规则都已发生巨大变化。威权体制这个泥足巨人已经无法跨过这条河流,将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垮。威权体制的冬天已经来临,北京之春还远吗?
1978年重启的大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改革开放”。时至今日,本当是最后收束时段,期期于踢出临门一脚,却没想不进则退。不仅“改革空转”,虚与委蛇的“假改革”流行,而且,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不期然间,均同时出现。当下时代急务,既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则必须首先奋起保卫“改革开放”,捍卫“1978”。否则,不进则退,伊于胡底。
我们追求的新制度是一人一票的定期选举、权力分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新闻出版自由等,这些都没错,但民主的根本问题依然是自治和保证自治,这就要求现代民主制度把政治彻底地归还给所有的公民和自治体,让政治回归公民政治。
他的梦想没有太多得到实现。他曾经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据他的一位朋友说,如今戈尔巴乔夫承认,俄罗斯可能需要一百年时间才能实现民主。但是他还是为自己是这个漫长的历程的开启者而感到自豪。伟大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德米特里·弗曼(Dmitry Furman)称他为“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个虽然手握大权,但会出于道义的考虑,自愿选择限制自己的权力,甚至甘冒失去权力的危险的当权者”。
中共间谍渗透澳洲如入无人之境的日子已成过去。今天,行贿受贿双方草木皆兵,间谍们前景无亮,亲共政客如履薄冰。澳洲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基本价值的认定以及法律体系等多方面存在漏洞,面对着严厉的挑战。可是,“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菌源已经发现,根治还会困难吗?
这是一部其内容和意义绝望地根植于文学、却又依稀充满希望地汹涌溢出文学的诗集,由是确凿无疑地,它不能不表现为一个社会文本-时代文本的巨大症候,同时又命运般地、重重地落在了精神文本-美学文本的标靶台上。
流亡生活很艰难,但仍有许多人选择坚守,默默地坚守,而只是为了忠于自己的理念。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的流亡者们为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也许,最是在那些默默地坚守的流亡者身上,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到流亡的苦难、沉重、以及神圣与庄严。
梁漱溟和孙冶方都属于中国知识界的“异类”,但却是屈指可数的有独立人格和风骨的知识分子。尽管梁漱溟和孙冶方都不是学法律出身的,但他们在对待宪法和法治方面所体现的良知和常识,与那些善于看风向的“法学家”们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
谭作人的意义在于,他是自作主宰的现代中国人,他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践行人。“万物皆备于我”,守护人性、弘扬人道、光大人格,就是为中国争自由,为世界求和睦、为人类作贡献。只要百分之一的中国人——包括各类名士俊彦——拥有谭作人堂堂正正的人生境界、屡仆屡起的人伦操守,中国漫漫历史长夜就行将破晓,中国拖累世界的危局则可能祛除,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自由中国即可望诞生。
因为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流亡海外,并终老他乡的刘宾雁先生,是中国文人最优秀的代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刘宾雁先生把倒塌破碎的中国良知重新扶起,为实现公平正义,向贪腐强权发起不懈的顽强冲击,展现了中国文人壮丽卓绝的精神风骨。
随着对人权研讨会的迫害行径越来越收紧,他们长年累月处在监控之中。掐指算来,这种日子已经十好几年,中国的人权进步潮起潮落,十多年过去之后,渐渐呈现出一番不同以往景象。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民间社会究竟在酝酿着什么?还要酝酿多久?但我们从未怀疑,一个文明的全新中国,正在地平线之下等待着升起时日。
中国随处可见的校园性侵、职场性骚扰及“权色交易”腐败案中,受害者或其监护人大多失声,甚至仅仅以“多名女性”等概略称呼替代。假如没有发声的机会,即便施害者被判服刑,那些被“不声不响地带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的受害者,那些仅仅被用来修饰贪官多么腐败的“多名女性”,只能是永远的受害者。
今天听到香港终审法院推翻黄之锋三人入狱判决。这是香港1997年以来的一件维护香港法治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香港终审法院是维护香港法治的伟大法院!香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香港是伟大的香港!
中共一向厌恶选举,尤其厌恶普选,因为普选票基数巨大、且高度分散,使得操控普选的难度很大,操控露馅、操控失败的机率很高。相比较而言,操控小圈子间接选举就要容易得多。但是,无论如何,普选也罢,间接选举也罢,都必须是真选举,否则当不起“民主”二字。
那是香港最奔放的时代,放肆就是它的座右铭。维多利亚港前的大厦,每一块玻璃窗,仿佛都闪耀着传奇。大厦后的街巷内,多少江湖故事在发酵。一切都已离很远,一切都已过去很多年。我们与香港终于不告而别。
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知识菁英既然拥有非凡的学识,理应具有非凡的见识。特别是在一生也许只有一次选择机会的重大历史关口,他们理应得比常人更有远见卓识,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但很遗憾,显然答案不是这样的。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之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这一历史轨迹到了晚清终于给打乱了,中国近代史于焉开始。
记得小时候:冬日的颐和园,昆明湖的冰面上父亲与我们一起踢小冰块玩,结果他滑倒了,传来一片笑声;夏日的傍晚,父亲手拿扇子与我们坐在一起听哥哥读《苦儿流浪记》;小哥不好好学习,被父亲绑在树上责打……回顾父亲的身影,有慈祥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往事如烟,留在心里的有温暖也有伤痛。
作为老三届知青中的一员,我怎么看知青生涯?我的看法是,对绝大多数老三届知青而言,知青生涯既不是可歌可泣的,也不是不堪回首的,而是无法忘怀、心有隐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