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期 2020年1月17日—2020年1月30日
这次疫情的爆发，与过度中央集权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习近平把中央集权推向极端所造成的不良政治和社会风气，给整个中国带来的巨大的风险是更严重的问题。这次武汉爆发的新冠状病毒疫情，或许能给这种顽固的思维方式带来有益警示。
武汉疫情发展到今天，归根结底，是专制的恶果。是人民没有选票的恶果。用一尊思维管现代社会，用部落模式管现代都市，用管猪的方式管人，能不荒诞？放开武汉吧，人民不是猪。许志永：四论封城是愚蠢决策
敬爱的一尊同志，你曾扛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你前几天在昆明还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团拜会上你还精神抖擞出口成章，这说明你身体健康毫无疾患。那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屈尊前往武汉去体察一下疫区老百姓的苦难？你心里究竟有没有“人民”二字？
武汉肺炎传染全国，传到境外，全世界都在看，情形越来越严重。李克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领了“军令状”的，大概是“只能赢不能输”的意思，有个闪失，习核心会找他们一个个算账的，而作为掌握了所有权力的领导人，尽管耽误了良机，致使疫情严重泛滥，仍然高高在上，不会承负任何责任。
普世常识告诉我们，新闻自由是其它一切自由和安全的保障。但是，当下中国没有及格线以上的适度新闻自由。这51天里铁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对于维稳至上、捂盖子第一的人来说，只要他们以为还能捂得住，疫情就不是命令。真相被捂住，还“整个不让说”。
其实，我们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也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知道我们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他们也知道，当一个城市开始封口，最后必然封城。一城如此，一国如此。
这次“新非典”爆发的警世意义就在于，中共当局的严重误判，而这种系统性误判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王朝末世”报喜不报忧的官场文化。它告诉世界，中国的内部危机具有非常大的失控危险，因为在许多国家尚起着防止和阻止危机爆发和扩展的社会和政治机制，在中国已遭到系统性的摧毁。
17年来变本加厉并不是不长记性，而是所谓的“记性”本来就是天下寒蝉，声出一孔。要明白一个国家只需要一个大脑，一张嘴。所以疫情失控不要紧，人民可控就行。一百多年前，也是武汉人民，虽然前天还按照规定观摩革命党的死刑，隔天就在武昌放了烟花。
昨晚睡前，我已经知道武汉封城了！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遥远的家乡故土？我只能为你哭泣！比疫情更可怕的中国国情，那就是，对疾病的诊断，首先不是一个涉及生命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权力的维稳问题。
那些握有权力的人有种好消息综合症，就是无论如何，不管真实与否，只听好消息，没有也要编一个。你要说那不是真的，他能跟你拼命。给各位每天努力发帖传播疫病知识和亲身经验的朋友们拜年，传播信息是一种权利，也是辛勤的劳作和奉献，但大家一起努力，就有真相浮现。
“非典”幸存者礼露口述：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图）
作为协和医院当年收治的最危重的“非典”患者之一，礼露能活下来，是个奇迹。她一再说：“我的个人经历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经历当中我们能反思出什么来。”
当下疫情严峻，武汉封城，全国揪心，共克时艰为第一要务。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对瘟疫的举措和表现，有很多令人动容和深思的细节。东北鼠疫被扑灭后，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成立。这是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现代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为积贫积弱的帝国，赢得了最初也是最后的国际学术声誉。
习近平对港台败选应有担当，因为他是事实上的政策决定者。国台办、像外交部等部门都是执行者。习近平公开表达的对港台问题的看法，和他制定的对付港台问题的对策，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正是这些强硬的港台对策激怒了握有选票的港台民众，导致北京势力满盘皆输。
近日，忽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文章，大力吹捧当今圣上有“贵族气质”，且吹得活灵活现，吹得让人恶心。每次看到当今这个中共首领，就觉得他恰恰代表中共“王朝末期”气象，是中共统治集团最真实的写照。
在香港的冲突越来越剧烈的当口，有必要澄清的一个关键点，或者说这场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与其说在于冲突双方，不如说在于邓小平，就在于邓小平在香港回归之前定下的治港佈局：作为幌子的一国两制和作为铁腕高压的进驻军队。
孙乃修：林昭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坚信——纪念林昭诞辰八十七周年
《囚室哀思》写于一九六三年。这篇散文深情地表达了她对以美国民主和美国政治家为代表的自由这种人类共同价值和世界文明方向的强烈共鸣和高度认同。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坚定信念，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坚定守卫，是她毫不犹豫以热血和生命为之奉献的崇高精神事业。
我在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流亡中抗争。走过城市、乡村，告诉人们，黎明近了，自由近了，公义近了，爱，已悄悄到来。告诉人们，邪灵其实没那么强大，他们端坐的不是金字塔尖，而是火山口上。告诉人们寒风肆虐时，春天，已不再遥远。
如果真有什么“中国特色”，自然非“党文化”莫属。“党文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障碍，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不告别“党文化”，任何希望和前途都无从谈起，坍塌和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国家改革成功的标志在于法治的确立。所有的社会矛盾、民族的冲突需要遵循法治的程序，人有反抗压迫包括革命的权利，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是合理的，但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经验，以后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条路。
在极端之恶与平庸之恶相互建构、互为因果的过程中，在骗子和傻子相互造就、相得益彰的境况下，人们便习惯于在谎言中生活，而且活得心安理得，岁月静好。大道至简，天理昭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