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受害者家属和幸存者证词

一・导论 [1]

见证屠杀　寻求正义六四死难者家属十年来蒐集六四死伤者名单，披露屠杀罪行，采取最新行动寻求法律正义。中国人权中国人权在此发表最新一批有关一九八九年六四北京屠杀受难者的证词。中国人权分析认为，这些重要的资料提出了六四期间戒严部队在中共最高决策者的指挥下屠杀和平示威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反人类罪行的铁证。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曰，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及武装警察在首都北京向手无寸铁的市民与学生开枪，夺走无数中华儿女宝贵的生命。这场震惊世界的屠杀距今已经十年了，而当局除了对这场由学生发起的民主运动以及和平示威的参与者们使用空泛且残忍的政治术语称之为“暴乱”“暴徒”之外，...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丁子霖：二・记录死亡：十年回顾 [3]

从悲愤的母亲到人权活动家，丁子霖在此说明她蒐集六四受难者的见证不仅是平复创痛，更是为了唤醒国人。 “对於一个人来说，生意味着欢乐、光明；死意味着恐怖、黑暗。然而，在人类价值的天平上，生与死是等量的；不懂得死之重，其生也必轻。”　 ── 蒋培坤一今年是“六四”惨案十周年，又是中共“建国”五十周年。然而，面对这两个周年，却让我想到了死亡。从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掌握政权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时逢“五十大庆”，要庆祝的事自然很多，但有些事我想不会被列入官方的“庆祝”清单。这五十年中，第一个十年里共产党发动了“镇反”和“肃反”，接着是“反右”；之后在 50 和 60 年代之交，...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丁子霖 [4]

杜东旭的证词 ── 遇难者马承芬的丈夫 [5]

马承芬，女，1934 年出生，遇难时 55 岁；生前为复员老军人；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时，在总政干休四所宿舍楼下乘凉时被戒严部队枪杀，子弹射入右下腹部，伤口约 4 至 5 厘米，6 月 4 时晨死於 304 医院；骨灰自费安葬於金山陵园。我的妻子是一位退伍老军人，1934 年出生於河北省，1949 年参军，1951 年入朝参战，在韩战中历经三载幸免遇难。归国后 1958 年复员做了随军家属，到了晚年却无辜死在了所谓人民军队的枪弹下。十年前的 89 学运和民运，全国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从国家前途着想，起来反对贪污、腐败，要求自由、民主，并要求与当时身为总理的李鹏对话，...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张 XX 的证词 ── 伤残者 [6]

张XX ，男，1961 年 4 月 3 日生；北京某高校教师。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 6 时左右，我与两位朋友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看“女神像”，8 点左右到达广场，此时广场上人很多，女神像耸立在广场北侧，看过女神像，我们听讲演，然后绕广场转了一周。在广场，我们听到了当天下午在西单发生的戒严部队的军火车被民众截留一事，於是我们决定去西单看看后回校。这时大约晚 11 时左右，我们突然听到很大的机器声从前门方向传来，只见一辆装甲车从前门高速向北驶来，人群飞快向两边散开，装甲车在人群中飞驰着，场面很恐怖，最后装甲车向西驶去。我们还是决定去西单，到了六部口由於人多，我们把自行车放下，...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袁可志的证词 ── 遇难者袁力的父亲 [7]

袁力，男，出生於 1960 年 7 月 7 日；北方交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在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遇难前已接到美国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研究生部的新生入学通知书，并已取得出国护照，预定9月以前赴美深造。 89 年 6 月 3 日子夜(约晚间 11 时 45 分)在木樨地遭戒严部队枪杀，临近 6 月 4 日零时被人送海军医院，因身上无证件，被列入2号无名尸体。遗体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块乌青淤血；中弹部位由咽部射入，后背尾处射出。现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89 学生运动发生后，北京市全民响应，万人空巷，袁力因坚持工作，...

1999年01月31日

天安门母亲 [8]

尹敏的证词 ── 遇难者叶伟航的母亲 [9]

叶伟航，男，1970 年 2 月 10 生於北京，遇难时年仅 19 岁零 4 个月；生前为北京 57 中高三．二斑学生；於 4 日凌晨 2 时左右，在木樨地车站路北往东 100 米处宿舍楼前街心花园遇难，左臂贯通伤、右胸及后脑部闭合伤；骨灰存放於家中卧室。 89 年 6 月 3 日晚 9 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全世界人民被这一惨无人寰的血腥屠杀而震惊！我是医生，当时我正在给一患高烧的小孩看病，我在患者家里六楼看见对面我家儿子正在灯下复习功课，因为已进入紧张的高考复习阶段，看到儿子那样专心，我心中感到无限的安稳和自信，...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徐珏的证词 ── 遇难者吴向东的母亲 [10]

吴向东，男，出生於 1968 年 8 月 13 日，遇难时 21 岁；生前为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四车间工人、北京仪器仪俵职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三年级学生；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时左右於木樨地桥头附近颈部中弹，4 日晨死於复兴医院；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八宝山人民公墓。 89 年 6 月 3 日晚 8 时，向东送女友出门一直未归，约於当日晚 21 时在长安街复兴门桥遭解放军射击中弹，当时被市民送往复兴医院抢救，约 6 月 4 日晨与世长辞。 6 月 3 日晚，我和向东父亲等待儿子久不归家，来回於长安大街寻找，并在一家商店门口焦急等候。直到 4 日晨 5 点左右，仍未见儿子归来。...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张树森的证词 ── 遇难者陈来顺的母亲 [11]

陈来顺，男，1966 年 3 月 2 日生，遇难时 23 岁；生前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89 级新闻系在校本科生；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2 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小平房顶上头部左侧中弹遇难；现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金山陵园（南二区三排四号）。 89 年 6 月 3 日晚 6 时左右，陈来顺与其大姐陈秀英一同离家至崇文门地铁处份手，此时北京情况已很紧张，大姐怕出事，劝来顺不要出去，来顺说要回学校交论文、取毕业照片，他没有随大姐回家。当时陈来顺背了一个深驼色书包，包内装有论文草稿和照相机等物品。因当时交通严重堵塞没有公共汽车，陈来顺步行绕道走到美术馆附近，遇上一位中学时的同学，...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孙承康、于清的证词 ── 遇难者孙辉的父母 [12]

孙辉，男，1970 年出生宁夏石嘴山市，遇难时 19 岁，生前为北京大学化学系 88 级 4 班学生；89 年 6 月 4 日 8 时左右於北京复兴门附近遇难；现骨灰存放於石嘴山家中。 1989 年 6 月 4 日 8 时左右，孙辉骑自行车去寻找 4 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而未归的班长和几位同学，当他行至复兴门附近时中弹，子弹从左腋窝穿过心脏由右腋窝射出，鲜血染红了全身衣服倒在大街上。当时孙辉穿有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背心，字迹清晰鲜明。（事后他的一位老师说，如当天不穿此衣，也许会躲过这埸灾难）当时民众把尸体送到北京市儿童医院，医院根据孙辉的衣着及学生证打电话通知了北京大学，...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齐志勇的证词 ── 伤残者 [13]

齐志勇，男，1956 年 5 月 15 日出生，受伤时33岁；原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级油工，现为个体摊贩；89 年 6 月 4 日晨 1 点 20 分，在西单西绒线衚衕受伤，双腿同时中弹，高位截瘫。自 1989 年“六．四”被枪击伤致残至今已十个年头，我已 43 岁了。因我的腿是“高位截肢”，每当天阴下雨，或者想起当年的可怕情景，我的双腿就疼痛麻木。当年我家住在海淀区红联南村（西外）。我们油漆班有一项工程在前门大街“泰丰楼饭庄”。6 月 3 日下午 3 点多，我们一行四人骑车上班（因那天天气炎热就想下午去干活，晚上接着干）。当我们路过西单西大街电报大楼，也就是国务院西墙外的时候，...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周淑庄的证词 ── 遇难者段昌隆的母亲 [14]

段昌隆，男，1965 年 10 月 19 日出生於北京，遇难时不足 24 岁；生前为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用化学专业 84 级应届毕业生；1989 年 6 月 4 日晨於西长安街西单至民族宫一带遇难；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89 年 6 月 3 日中午，昌隆从国家核技术局参加面试后回家，准备午饭后返校。我见他这段时间很消瘦，想多留一夜叫他休息一下。可他说不行。他说学校实验室的机器还开着，正委托同学看着呢！还要准备毕业考试、写毕业论文。他还对我说，他还要参加天安门的学生运动，忙得很。正在这时，清华同学 A 来找他说：上午学校广播站动员学生去天安门声援，同学们都上街了。...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丁子霖的证词 ── 遇难者蒋捷连的母亲 [15]

蒋捷连，男，1972 年 6 月 2 日出生於北京，遇难时刚满 17 岁；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四班学生；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点 10 分左右，於木樨地复外大街北侧 29 楼前长花坛后遇难，后背左侧中弹穿胸而过，击中心脏；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灵堂内。 89 年 4 月，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北京学运一开始，蒋捷连就十分关切。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往来於人大、北大看大字报，听大学生讲演。4 月 19 日，北京各高校大学生就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参加追悼大会等问题，聚集在新华门前静坐请愿，与前来弹压的军警发生冲突。蒋捷连作为一个中学生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此后又多次参加运动。5 月...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丁子霖 [4]

苏冰娴的证词 ── 遇难者赵龙的母亲 [16]

赵龙，男，1968 年 2 月 2 日出生於上海，遇难时 21 岁；生前在家待业，临时在隆福商场打工；89 年 6 月 4日晨 2 时左右，在西长安街民族宫至六部口地段遇难，左胸部三处中弹；现骨灰存放在家中。赵龙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学，经两年磨练，认识到读书的重要。他说“妈妈，我要挣点钱交学费上学了。”我儿子是一个天真烂曼的青年，心地善良，富於同情心，乐於助人，尊长爱友。他弹得一手好吉他，电子琴也弹得动听。他的存在使我们家里充满了活力与欢乐。 1989 年 5 月中旬，他在隆福大厦打工。5 月的北京是不平静的，百万学生和民众发起了反腐败、争民主的示威请愿运动。...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张先玲的证词 ── 遇难者王楠的母亲 [17]

王楠，1970 年 4 月 3 日出生，遇难时 19 岁；生前为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中二．二班学生；6 月 4 日凌晨三时半遇难於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现骨灰存放於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骨灰堂。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时 20 分左右，王楠携带照相机，头戴摩托用头盔，骑自行车前往天安门广场。11 时左右，他曾给同学打过电话，说他要去拍摄历史的镜头。6 月 4 日凌晨一点多钟，在人大会堂北门对面、南长街口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左上额，子弹从左上额射入，从左耳后穿出，头盔后面留有弹痕。后来被赶来的医学院学生抢救无效，於三点半钟死亡。王楠中弹后，...

2013年12月04日

六四 [2]

吴定富、宋秀玲的证词 ── 遇难者吴国锋的父母 [18]

吴国锋，男，出生於 1968 年 7 月 3 日，遇难时不满 21 岁；生前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 86 级学生；89 年 6 月 4 日凌晨遇难，遇难地点不详，在北京邮电医院找到尸体；现骨灰一直存放在四川家中。我们远在四川成都新津县，89 年 6 月 8 日上午 10 点，镇政府派人通知我去谈话，到了镇政府，当官的告诉我：你儿子吴国锋在北京遇难了，详情不知。当官的要我们到北京去料理后事，说由白副书记陪同一起去。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晴天霹雳，不知所措，由政府官员扶持，跌跌撞撞回了家。到家后我只有哭，国锋母亲问我为何要哭？在再三追问下，我只得如实相告。国锋妈妈当即大叫一声，...

1999年01月31日

天安门母亲 [8]

郭丽英的证词 ── 遇难者杨汝霆的妻子 [19]

杨汝霆，男，1948 年 8 月 23 日出生，遇难时 41 岁；生前为北京第一机床厂电器厂行政科副科长；6 月 3 日遇难，右臂和肺中弹；现骨灰安葬於北京温泉公墓。 89 年 6 月 3 日晚，天气闷热，晚 23 点 20 分左右，汝霆洗澡后换了一身新的白色弹力背心，白色短裤，穿着拖鞋到街门口乘凉；我因第二天（星期日）不休息，要上班，就和孩子睡了。后来，我听到外面有枪声，就起来寻找丈夫。我到了院子里，听院里的邻居讲，他们看到汝霆刚刚推了自行车出门。我想去找他，就向衚衕西口走去，到了宗帽二条，街上群众劝说我不要再去找了，外面枪声激烈，出去有危险。他们劝我回家等待，天亮再找。第二天早晨，...

1999年01月31日

天安门母亲 [8]

石峰、韩淑香的证辞 ── 遇难者石岩的父母 [20]

石岩：男，1962 年 8 月出生於辽宁大连，遇难时 28 岁；生前为北京空政歌舞团演奏员；89 年 6 月 4 日遇难於某一立交桥，头部太阳穴中弹，右手有扭伤；遗体於八宝山火化。石岩 1978 年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1983 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空政歌舞团工作，他的家就住在歌舞团大院内。他 89 年 6 月 4 日遇难时只有 28 岁。因为我们不在儿子身边，听儿媳讲：6 月 3 日晚些时候，她发现石岩一直没有回家，就到处去寻找，后来在北京人民医院太平间发现了石岩的尸体，是头部太阳穴中弹，右手有扭伤。当时有一位穿大衣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压力不敢讲真话，费了好多口舌，他才讲出了一点情况，...

1999年01月31日

邝涤清的证词 ── 遇难者邝敏的父亲 [21]

邝敏，男，1962 年 11 月 3 日出生，遇难时 27 岁；生前为北京叉车总厂生产技术科专职技术员；89 年 6 月 3 日夜，於北京木樨地遇难，子弹从背后射入，射穿肝部；骨灰一直存放在家里。我儿邝敏，89 年 6 月 3 日夜间在北京木樨地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年仅 27 岁。他 80 年就读於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84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叉车总厂工作，生前为厂生产技术科专职技术员。叉车总厂地处军事博物馆南面的莲花池，而我家在月坛南街，每天上下斑必须经过木樨地横跨长安街。我本人因工作任务，当时正在天津郊区静海县出差，儿子遇难后 6 月 5 日接单位电话后，於 6 月 6 日赶回北京。...

1999年01月31日

天安门母亲 [8]

谢京荣的证词 ── 遇难者谢京锁的姐姐 [22]

谢京锁，男，1968 年 2 月 19 日出生，遇难时 21 岁；生前为北京联合大学轻工工程学院自动化专业 86 届学生，6 月 4 日晨於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遇难，骨灰存放在北京福田公墓。 89 年 6 月 3 号下午，京锁去接她的四姐回家，晚上未归。因当晚北京的情况紧张，全家人及亲朋好友非常担心、着急。第二天京锁仍未回家。6 月 4 日早上，我们到医院及街上寻找，去过人民医院、水利医院、铁路医院、复兴医院以及木樨地、公主坟等路口，均未找到。6 月 7 日上午学校通知我们到急救中心认领尸体。校方及家人来到急救中心，得知谢京锁已於 6 月 4 日遇难死亡；死亡通知书写明是“心脏遽停”。...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刘淑琴的证词 ── 遇难者彭军的母亲 [23]

彭军，男，1959 年 11 月出生，遇难时 30 岁；生前为新疆建设兵团司令部物资局驻京办事处司机、办事员；6 月 5 日晨於北京朝阳区东大桥遇难；骨灰存放於平谷火化埸骨灰管理处。 89 年 6 月 5 日早上 6 点多钟，彭军从朝阳区东大桥的住址出门，准备去买早点，行至大桥斜街西口南边约 15 米的地方，遇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一处在脚踝处，另一处从右后胸射入，左前胸穿出，当时由民众用平板三轮车送往朝阳医院抡救，但抢救无效身亡。彭遇难时只穿了短裤和拖鞋。彭军死后，送平谷县火化埸火化，所在单位给他开了追悼会，并给彭的女儿一次性抚恤金人民币 2,000 元左右。半年后，其妻带着 3...

1999年01月31日

天安门母亲 [8]

杨大榕的证词 ── 遇难者杨撼雷的父亲 [24]

杨撼雷，男，1970 年 3 月 24 日生，遇难时 19 岁；生前为北京流芳宾馆厨师；6 月 4 日凌晨，於北京饭店西南池子附近遇难，左下腹脾脏部位中弹。 6 月 3 日下午，撼雷说要出去换月票，我们家长再三嘱咐他一定要速去速回，因为现在外面很乱。可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等到晚上，没有回来，等到第二天，还是没有回来，等到第三天，也没有回来。我和他母亲到处寻找，到处打电话，找遍了亲戚朋友和他的朋友同学，都说没有见到。一直到第七天，6 月 9 日那天，他的一位同事到我们家来问小雷回来没有？我们问他，你见到撼雷了吗？他说，6 月 3 日那天杨撼雷买完月票就去了他家，晚饭也是在他们家吃的，...

1999年01月31日

天安门母亲 [8]

冯友祥的证词 ── 遇难者刘锦华的丈夫 [25]

刘锦华，女，1955 年 2 月 26 出生；遇难时 34 岁；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干休三所工作人员；89 年 6 月 3 日晚，在燕京饭店西边楼后遇难，脑部中弹；骨灰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后安葬於天津李齐庄公墓。 89 年 6 月 3 日晚，我与爱人锦华去我妹妹家取药，因为当时我们的住所正拆迁，在公主坟阜城路那儿暂住，到我妹妹家需要进城。当时北京市区秩序混乱，在回家途中，我们走到礼士路听到西边有枪声响，就无法再往前走了，只好躲到燕京饭店西边楼后。我们想，我们并未参与运动，能有什么事呢？没有想到，当部队行进到此地时，随着枪声，我俩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的大腿中了一枪，我爱人脑部中了一枪，...

1999年01月31日

天安门母亲 [8]

刘秀臣的证词 ── 遇难者戴伟的母亲 [26]

戴伟，男，1969 年 1 月 5 日出生，遇难时 20 岁；生前为和平门烤鸭店厨师；6 月 3 日晚 11 时，上班途中遇难；骨灰安葬在昌平县永陵。 89 年 6 月 3 日晚，戴去前门和平烤鸭店上夜班，行至民族饭店西侧七路公共汽车站时，遇上戒严部队开枪，不幸中弹，子弹从背后射入，前胸穿出，后送邮电医院抢救，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於 4 日凌晨死亡。当我得知儿子遇难后，精神失常，下身瘫痪，住医院半年。后经多方医治，幸存至今，但身体虚弱多病，精神恍惚，内伤已无法弥合。其妹戴菊当时正在报考警校，各项条件均已合格，却因哥哥的事情受到牵连，不能录取。后报考 32 中，学业优良，名列前茅，...

1999年01月31日

天安门母亲 [8]

方政的证词 ── 伤残者 [27]

方政，男，1966 年 10 月 14 日出生於安徽合肥市；1985 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 89 年毕业。 1989 年北京发生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潮及要求民主的示威运动，我当时为四年级应届毕业生。在学潮期间，我作为体院的学生会干部，积极参与、投入了这埸运动。89 年 6 月 3 日这一天，我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从这天夜晚戒严部队在北京市区开始大屠杀，直到 6 月 4 日凌晨，我们始终静坐在广场纪念碑周围，当时各高校学生约有四千人。 “六．四”凌晨 2 时许，从北京郊区冲杀过来的各路戒严部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周围，在坦克开道及军队驱赶下，静坐的学生大约从 4 时左右怀着悲愤、...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尤维洁的证词——“六.四”遇难者杨明湖的遗孀 [28]

杨明湖，男，1947年2月1日出生，遇难时42岁；生前为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89年6月4日凌晨2时左右，于南池子受枪伤，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6月6日8时于北京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骨灰存放于西郊万安公墓。杨明湖6月4日清晨1点离家，当时我和他听到枪声一起下楼，听邻居从西单回来说起大街上发生的情况，杨明湖很担心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决定去看看。他不相信人民军队会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骑车离家到了天安门西侧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东长安街的马路边。将近两点半左右，从公安部大院冲出来的戒严部队向群众开枪，杨明湖中弹了，...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张振霞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轧爱国的母亲 [29]

轧爱国，男，1967年1月10出生，遇难时22岁；生前待业；89年6月3日晚22时中弹，脑干贯通伤；骨灰安葬于老家天津。 89年6月3日，我孩子出去买肉回来，叫我给他包饺子吃，随后他就找他的女朋友出去买鞋，说明天出去玩。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6月3号的夜里，政府的军队真的开始杀人啦！枪子满天飞。我当时在公主坟，我要去找孩子，可人山人海，到哪儿去找啊！于是我就先回到家里。第二天是6月4日，孩子没有回来，那可怎么办呢？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就找来孩子的同学和朋友，求他们到各大医院去找，我自己也出去找。我去到海军医院，人家说只管查活着的，死了的就不管查。...

1999年01月31日

黄金平的证词——“六·四”遇难者杨燕声的遗孀 [30]

杨燕声，男，1959年2月27日生，遇难时30岁；生前为《中国体育报社》编辑部电脑室职员；89年6月4日7时在正义路抡救伤员中弹，子弹射入肝部，于体内炸开，不治身亡。 89年6月4日早5点多，当我们都酣睡时，忽听有人敲门：“燕声，燕声，外面开枪了！”我听燕声骂了一句：“真是法西斯！”又过了一会，我回头找他时，他已经离家骑车走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去竟成永诀。杨燕声4日凌晨骑车至正义路，那里还在开枪，路边站着很多人。这时开来一辆卡车，车上的士兵向路边的群众开枪，人们都爬下了，燕声也爬在那儿。这时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我受伤了！”燕声站起来，要去救那个人，可就在他站起来奔向呼救的人时，...

1999年01月31日

孙承康、于清的证词——“六·四”遇难者孙辉的父母 [31]

孙辉，男，1970年出生宁夏石嘴山市，遇难时19岁，生前为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4班学生；89年6月4日8时左右于北京复兴门附近遇难；现骨灰存放于石嘴山家中。 1989年6月4日8时左右，孙辉骑自行车去寻找4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而未归的班长和几位同学，当他行至复兴门附近时中弹，子弹从左腋窝穿过心脏由右腋窝射出，鲜血染红了全身衣服倒在大街上。当时孙辉穿有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背心，字迹清晰鲜明。(事后他的一位老师说，如当天不穿此衣，也许会躲过这埸灾难)当时民众把尸体送到北京市儿童医院，医院根据孙辉的衣着及学生证打电话通知了北京大学，并把遗体送回到北大。当时北大学生情绪激奋，要求抬尸游行，...

1999年01月31日

张彦秋的证词——“六·四”遇难者王志英的遗孀 [32]

王志英，男，1954年7月27日生，遇难时35岁；生前为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传动桥厂职工；6月3日晚12点，于珠市口十字路口处遇难，子弹射中颈部大动脉；骨灰安葬于昌平佛山公墓。, 我家住在北京珠市口西湖营3号，我娘家住宣武区椿树上三条18号。89年6月3 日晚10时多，我俩从我娘家回自己家，从前门外公园胡同出来就不能通行了，到了大街上，到处都是人，我俩只好推着自行车步行回家，当走到珠市口时就听到枪声，我们还以为是放鞭炮，边走边看，这时枪声越来越近了，听到有人喊：“打枪啦！”我们匆忙从挤满人的路口通过，看到人们到处奔跑，军队已经过来了，是从南往北过来的，都是全副武装，...

1999年01月31日

六四 [2]

刘天嫒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肖波的遗孀 [33]

肖波，男，1962年6月生，湖南省龙山县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北大化学系任教。肖波于89年6月3日晚在木樨地遇难，左胸前子弹贯通主动脉，动脉被击断。5日在复兴医院找到尸体，遇难时年仅27岁。现骨灰存放在家乡龙山县家中。肖波出事时，我正在湖南家乡坐月子，事后听闻：89年6月3日晚，肖波与一位老同学相约去木樨地，因为肖波是化学系85级斑主任，听说木樨地情况紧张，担心会有本系本斑学生在木樨地出危险。据那位同去的同学讲，他和肖波到木樨地没多久，街灯就全熄灭了，人群开始骚动，枪声爆起，他俩被挤散，这位同学就在木樨地的桥下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北大发现肖波没有回来...

1999年0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