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兆赞评《驯服西藏——西藏景观的改变与中国开发的礼物》

人权捍卫者

2014年07月25日

本书的副标题已提示了艾米莉·T·叶的主要观点：西藏正随着中国人的占据发生变化，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慷慨的行为，甚至是一份赠礼，但藏人所经历的却是压迫。由此叶女士得出了其中一个从她经常引用的理论家那里总结的看法：“从来没有免费的礼物。相反的，礼物始终是双刃剑，它包含了赠品和毒药、慷慨和暴力、分享和欠债。”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它并非总是如此，但对于中国和西藏来说，却是不争的事实。

围绕这一主要观点，我觉得，叶女士对藏人的行为甚至肢体语言的观察很独特。她的总体观察是，少数民族人士往往被发达国家的观察家或雇主谴责为懒惰（过去美国南方的奴隶绝对是这样的情况，今天继续用来侮辱非洲裔美国人）。她指出，在世界各地，开始接触现代“发展”的“土著人”，往往就会被说成懒惰、需要约束（这种观念有时也适用于部分非洲地区，在那里，中国投资者带去中国工人，因为认为他们比当地人工作更卖力）。由于在发展过程当中，城市往往被赋予了“现代”的重要含义，叶女士写道：“政府当局不仅把城镇化看成是通往发展和现代化的捷径，而且是征服民族自治的一种方法……西藏的城镇化与汉族人数的增加相关联，而且与学习获得中文和汉族的饮食、衣着偏好有关。”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地理学副教授叶女士在西藏进行过大量的实地调查，通晓藏语。她注意到，当藏人与勤奋的汉人相比，自嘲说自己懒惰、贪玩时，他们实际上在表达什么。她表示，藏人这样说，有时是 “自觉地讽刺和幽默，（与汉人的）区别在于社会背景的转化，一个转头、一个嘲弄的说法、夸张的拖长语气或是特定的手势……”总之，她敏锐地指出，当一个村民对她说“藏人不喜欢工作……我们喜欢整天坐在阳光底下”时，他夸张的言论和音调说明，他们说藏人“不喜欢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敲打中国人不懂得享受生活。

叶女士表示，中央领导人和她在国内外遇到的许多中国人一样，认为藏人是落后、未开化的，需要发展，就像中央政府所宣称属于中国的其他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一样。北京坚持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尤其是在“半殖民地”时期对中国采取的模式。

中国人对藏人的提携和藏人的忘恩负义这个看法是众所周知的。它出现在北京当局统治下的大部分关于西藏的文献之中——无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还是从藏人的立场；并从几代中国领导人和许多愤怒的藏人的各种声明中显露出来。中国领导人希望被看做是在长期忍耐、理解藏人的——甚至是毛泽东也在1955年四川藏族起义时短暂地表现过这种忍耐——但后来，当藏人像个不顺从的孩子傲慢地坚持不知感恩时，他们像毛一样扯下了伪装。1988年，时任西藏党委书记、后来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次谈话中不经意地告诉我——藏人是怎样的没有教养、好逸恶劳和危险。他说，为了安全，他把家人留在了北京。1989年3月，胡在拉萨宣布戒严。

叶女士的一个观察是，藏人对自己“懒惰”这一特质的描述，正是汉族农民和流离失所的藏人之间的文化和政治冲突的一部分。许多汉人——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从藏人手中抵押一块块土地，在上面种蔬菜——经常是在温室里种植。藏族妇女就在这些地方或是由藏族首领设立的固定点工作，按照叶女士的说法就是 “性别化的”的角色，因为藏族男人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叶女士引用了《人民日报》的说法，谴责这是“可怕的……僵化、保守的思想和懒惰心理。”

叶女士花很多篇幅描述了汉人谴责“懒惰的”藏人和藏人自己承认所谓的“懒惰”——闲逛、喝酒、打牌、野餐、唱歌——而不像汉人那样工作。她写道，这样的坦白流传于“整个拉萨。城里、乡下的老老少少，都在谈论藏人如何不喜欢工作，闲坐在茶馆里、酒吧里和家里……总之，他们懒惰。”说到藏人的懒惰，叶女士指出，20世纪初期的到访者注意到，藏人在他们的青稞地里辛苦劳作，也喜欢连续几天野餐；她说：海因里希·哈勒和休·理查森发现了这一点，我也发现了，尽管我见到的野餐时间短得多。被汉人占领之后，藏人一直避免像“科学的”汉人一样使用化肥耕作，因为它会杀死生物，永久损害土壤。

在结束的章节中，叶女士不时用生动的笔调评述说，对于许多藏人来说，伴随着酒吧、还有大量的汉人和妓女的出现，新近城市化的拉萨也 “毁坏”了西藏的年轻人，就像化肥“损害”土壤一样。她写道，所有这些，略微复杂地“揭示了中国开发西藏时的矛盾和随意的方式——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和地理上特殊的计划，它就像一份无法拒绝的礼物——既是赠礼又是毒药，既令人渴求又令人抵制”。

如果读者不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人员需要认真对待完全是由专用的术语写就的命题和叙述的话，姑且可以忽略或者揣摩出叶女士使用的专业术语——“具身理解”、“空间性”、“空间的生产”、“发展的转喻”、“不同的环境想象”、“沉积历史”——读者可以从《驯服西藏》一书中学到很多。

在全书的最后两句话中，叶女士提出了一些不乏忧虑和沉重的想法，这也曾经出现在我们这些在共产党严苛统治之外撰述中国的人身上。她不确定“这样的一本书会造成什么影响，带来什么后果。面对这些未知的后果和自焚的悲剧，唯一的选择就是保持……理智上的悲观和意志上的乐观”，回忆起从被法西斯强迫拘押开始写作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时，叶女士如是说。或者，也许，藏族最令人喜欢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精神上的乐观。

[中国人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