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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失去自由——记忆中的丁家喜

2014年01月15日


2013年4月13日肖国珍律师为丁家喜拍摄的照片

(一)

得到家喜被捕的消息,我如遭雷击。

4月17日晚,一如平时,我打开邮箱。

“如果我失去自由”,赫然跳出来这么一行字——是常青的邮件。预计到危险、有无数次被抓经验的他,匆忙之下,寥寥数语,对几位朋友托付他9个月大的幼子。

我立即跟常青联系,未果。

很自然地,我给家喜打电话,没有人接。再打,还是没有人接——后来从家喜夫人处得知,这是家喜被带走前“收到”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警察正在抄家。家喜要接我的电话,被警察强行挂断了。

对家喜、常青的抓捕,是同时进行的;次日,他俩被刑事拘留,“罪名”是“非法集会”。

得知他俩被刑拘的那一刻,我几乎休克。震惊、愤怒、悲伤与绝望压倒了我,我无法呼吸。每一次想象他们被带走的情景,我就心如刀绞。

无法平静,无法沉默。

与以往不同的是,下笔很快的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写不出一个字。

渐渐地,我才明白了原因——我需要时间修复这伤痛;更重要的是,与家喜、常青多年相处,亲密胜过弟兄姐妹,默契有如水乳交融,我们的生命如血肉相连以至无法分清彼此。我们太近了,我需要站得远一点,才能写出更为完整的他们。

(二)

与家喜的第一次见面,是一次小范围的公民聚餐。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常青、志永等朋友。餐毕,我与志永、家喜一起乘地铁,讨论一直持续到下车相别。家喜给我的印象:平和、理性、思维清晰、理念坚定。我们一见如故。

后来对他有更多的认识:他富有亲和力,与他交往,如沐春风;他富有行动力,于无声处,行必有效。

家喜做了大量公民社会建设的工作。他积极传播宪政理念、推广公民符号的使用,得到全国各地公民的响应。公民符号包括网络公民头像签名、公民徽章、公民雨伞等,公民们以此获得身份认同。一时间,网上盛传公民头像签名;线下人们常佩公民徽章;蓝色的公民雨伞,带着“自由、公义、爱”,如花朵般开放在大地上。

我们经常参与公民聚餐。由最初小范围的朋友聚餐,自然自发地发展到全国各地约30个城市的公民同时聚餐。

家喜为别人遭受的不平而呼吁、维权,不遗余力。去年,因我力荐,他与彭剑律师,不以数千里为遐,远赴青海,为从未与他有过任何交往的良心犯刘本琦提供法律帮助,虽为有司所阻,他对本琦的关注,直至他失去自由亦未稍停。他关心和帮助过的人,我无法计数。

自去年起,家喜呼吁官员公布财产,据统计,到他被捕时,已征集到签名八千余人;陆续有袁冬等公民上街拉横幅与之呼应,并因此被抓,引发海内外关注。

于是,家喜被警察问话、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成了家常便饭。有的时段,就连工作、吃饭、打球、逛公园,也是由警察全程贴身跟踪。

一次,参加鲍彤、康国雄、杜光等民主老人为主体的聚餐时,遇上家喜。他对我说:“国保已给我打电话,估计我马上会被控制、晚上无法参加聚餐。” (那时候,鲍老们的聚餐是每月末周六中午,而人们通称的“公民聚餐”是同日晚上;后来,鲍老等为了不致在时间上冲突,就改到了周日中午——此乃后话。)我说:“若我没被控制,我来主持好了,你不必担心。”家喜比我先“退场”,未几,我收到他的短信:“果如所料,劳你费心。”后来他告诉我,他一出门就被强行限制人身自由。

就我所知的家喜所为之事,多对国家、对社会有益,而无一违法之言行。不必多写,因为已有多位朋友的文字,记述了他的事迹;不宜多写,因为我的文字,极可能成为有司加之于罪的证据,正如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里的证据,居然多源于刘晓波挚友们“证言”之被断章取义。呜呼,我情何以堪!我复能何言!

(三)

家喜总是幽默的。他提倡我们要做快乐的公民,虽然常有压力甚至极大风险。

有一次,他发邮件给我们几位朋友,大意是:近来我得四位国保二十四小时的保护,大家快努力呀,争取我的高规格待遇。

国保曾提醒他,当心他的律师执照过不了年检,他乐呵呵地说:“没有问题啊,我去扫大街也会扫得很好、很开心的啊”。

国保又威胁说要取消律所租约,让家喜所在的律所无处运营(家喜是律所负责人;略知中国国情者都能知道,国保是有这个“本事”的),家喜说:“好啊,解除吧,我正嫌房租太高呢。”

国保多次抄走他的电脑等物,事后家喜说:“没有问题,所有文件,全可以给他们看,正好让他们认识一下公民社会。我还问他们,‘我有公民通讯录,你们要吗?’”

家喜还说,有一次,一国保悄悄问他:“他们什么时候倒?”

说这些故事时,家喜哈哈大笑。幽默造成的轻松气氛,缓解和消除了人们的恐惧与紧张。几乎每次,无论与他电话还是当面交流,我常因他的话,而忍不住盈盈笑意。

(四)

家喜待人,如春风拂面,又如水趋下,润物无声。他是及时雨,济世且救人。朋友们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往往首先就会想到找他。

去年12月28日,我记忆中数年来北京最大的一场雪。当时我临时有事,无法去学校接孩子,不假思索就找家喜帮忙。与以往一样,他立即答应了。待我到北航他的家里去接孩子时,孩子与他的两个女儿一起,玩得正开心,而他贤慧温良的妻子,在微笑着照顾她们。后来家喜笑道:“我呀,照顾别人的老人,照顾别人的老婆,现在还给你照顾孩子,算是全啦。”我笑道:“是吗?‘他们’是谁啊?”经家喜详述,我才想起来,其中有一次他还联系过我,问我是否方便安顿一位同道的夫人。

每次坐他的车,他都会把我送到家,虽我请求可在途中把我放下、让我自己解决,他也一定送我,总说“顺路顺路”。礼数不周的我,却从未邀请他上楼喝口水。

他仗义疏财,遇到有困难的朋友,他掏钱接济,从无犹疑。

他是真正的“仁者爱人”,哪怕是对经常打扰他的国保,他也保持温雅与礼貌。

(五)

最近一次见到家喜,是在4月中旬。

4月11日上午,我接到艾晓明老师的电话,她说已与家喜约好,原计划周六带一些光盘来北京,与大家分享,但临时被警察约谈,只好要我的住址,以便把光盘寄给我。我当即给家喜发了短信:“艾老师来不了了。”

4月13日,我带着艾老师寄来的光盘,来到柏彦大厦。

参与分享者,有丁家喜、赵常青、孙含会、王永红、杨子立等。

我们谈到:在中国大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已经破产。作为公民,我们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新闻不应只是为少数特权阶层服务,而应当为大众服务。因此,有必要兴起公民新闻学,兴起草根媒体。我们应当把个人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

讨论的当前现实问题有:西单 “四君子”事件、李蔚失踪案、齐月英失踪案、马三家劳教、小安妮事件。

家喜说,作为公民,我们一定要HAPPY,打公示财产的横幅也要发自内心地笑容满面,以至于旁观者会说:“他们怎么这么快乐?是不是官方安排的?”

家喜还陈述了齐月英被迫害的情况,谈到齐月英的应对时,家喜说:“我理解齐月英的做法。杨佳的行为,我不鼓励,事后我理解;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我鼓励,因为这是表达自由。”他对齐月英的状况,非常忧虑,第二天在网上发布了《寻找齐月英》一文。

家喜还表示,如我出事,他可以为我照顾孩子。

另一个议题是,我们各自“领养” “项目”来做,如,询问有司以下问题(总之,依法要求政府信息公开):

“中国人权状况比美国好五倍”的计算依据是什么?

社保,每年收多少、支多少?怎么支出的?

计划生育抚养费,每年收多少、支多少?怎么支出的?

中共党员吃财政饭的有多少、每年支出多少?怎么支出的?

全国高速公路收费情况?我所在的行政区的情况,及何时停止收费?

成品油价格的定价公式、计算依据?

聚会开始时,我说,吸取以前的经验与教训,我给大家一个一个拍照,以免有人被抓而无法公布照片——后来网上第一时间公布的永红、含会、常青、家喜四人的照片,就是我在此次聚会拍的。何其不幸,他们随后就失去了自由;何其幸运,在最后的关头,我为他们拍下了照片——家喜一手托腮,脸带微笑。

他当时一定没想到:危险已近在眼前。

我自己也没想到:一语成谶。

紧接着的四天之内(14日到17日),永红、含会、常青、家喜相继被抓捕。

(六)

后来听说,在看守所里,家喜谈笑自若,给警察“普法”;再后来,看到了他在里面的照片——铁窗后的他,着囚衣,戴手铐,笑容灿烂一如平时,我见之,泪如雨下,无法自已。


家喜在看守所的照片

家喜非常低调,他的善言善行,常不为公众所知;而直接接触他的人,则很难不认同他。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在这个歌功颂德的应声虫被“评”为 “民族脊梁”的国度,我的目光穿过汹涌的人潮,而锁定在家喜等师友身上:如家喜者,方为真正的民族脊梁。

贫贱不移——他通过奋斗,从湖北山区来到首都北京,成就了世俗的成功;

富贵不淫——他弃个人幸福于不顾,而追求国人共同的福祉;

威武不屈——他直面强权铸就的牢笼而不易其志。


北航校友企业家协会秘书长 丁家喜律师(2010年4月,网络图片)

据说他被频频提审,密度罕见,可见当局对他的重视程度,也可见家喜需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七)

刘卫国律师,我和家喜的好友,于第一时间,发起组建丁家喜后援律师团,倡议书说:家喜“弃闲适而急公义,舍己自身而涉汤蹈,实律界楷模吾等榜样。”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各地一百余名律师群起响应、迅速集结,以我之孤陋寡闻,该律师团人数堪为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之最,足见家喜在律界的声望,亦为律师们抱团取暖之指向标。

有外地律师对我说,愿来北京“救”家喜。

据报道,全国各地,多位公民冒着众所皆知的风险,上街举牌,要求释放家喜;其中江西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十人被抓,多人被刑拘。

海内外对家喜的声援不断。

与彭剑律师见面,彭律师痛心疾首:“我心里非常愧疚……老丁接替其他律师做法律援助协调工作。他做得多,做得好,进去了;他若不做协调工作,应该不大可能这样……”

有一次,江天勇律师与我接受采访,记者问:“作为维权律师,你们会不会因为受打压而放弃?”天勇说:“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日益证明,不是我错了,而是——这一切应当改变。哪怕只是为了我的孩子,我也不考虑退出。”我有理由相信,家喜也是这么想的。他不会退出。

最近一次被“喝茶”时,我对警察说:“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就是对全体国人的打压,因为,没有人能肯定自己不需要律师的帮助,包括在座的你们——你们每一位,无一例外。”

(八)

一位资深维权律师说,他忘不了家喜对他讲过的两段话:

“如果没有律师办这没钱赚、差旅条件艰苦的法律援助案件,就让我来吧。

“我无意于仕途。将来有一天,可以自由选举的时候,自然有的是人参选。上台竞选的是能言善辩、擅长演说的人,而我将做逍遥的寓公。我们不能有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这也是我们和专制者最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为大家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为下一代争得一个公平的环境。”

我也常常想起,去年与家喜的一席谈。他对我说:“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几年前,你在哪?现在不是站出来了吗?一年前,我又在哪?现在不也站出来了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的,肖律。公民社会是一定能成长起来的。”

还常想起家喜夫人对我说的话:“他想唤醒别人,结果,别人把他当异端关起来了。如果家喜有罪,那么,所有人都有罪。家喜每天面对的是被他们问话,我倒想反过来问他们:‘请问,你怎么看?你们凭什么要抓家喜?’”

是的,我也想问他们:你们凭什么要抓家喜?

2013年6月19日

肖国珍

肖国珍,女,1972年12月生。北京律师,原籍湖南,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公盟义工。因从事人权捍卫、主张表达自由、反对一党专政、组织和参与公民运动、声援良心犯并提供法律援助,多次被当局跟踪、威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博讯网评为2012年度中国大陆维权风云人物25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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