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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窗口

冯克利认为,现在中国不是有一种,而是有三种制度传统。“从秦到清末是皇权专制的传统,这其中只是皇权一直起作用,只是不同朝代有作用有强弱之分而已;从清末到民国,是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有了建立新的政治的可能性,这是个近代传统;还有一个是传统是从延安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三个传统现在在中国都起作用。”
民选的国家领导人常常不过是选民的缩影。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造成国家内部的部落化,增加矛盾和冲突。持这种立场的政治左派与持白人种族主义立场的政治右派正好是美国政治光谱上的两个极端。民主社会的底线超越党派利益,超越族群利益,超越部落思维和身份政治。为要守住这个底线,我们只能屏息等待后川普时代的到来。
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和屠杀一样,列宁所发明的理论和后来付诸的实施,从肉体上消灭了俄国老一代知识阶层、农民、贵族,以及宗教僧侣、资产者和哥萨克阶层。重新追究列宁的反人类罪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把他的一项又一项的反人类罪调查清楚、曝光出来,我们的后世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对人类造成了多大的祸害。
可以从远处看十年前金融海啸,概括起来,引发金融危机或风暴有三大因素:一是金融规模的空前扩张;二是违约和骗局充斥市场;三是利率变动在无意中造成资产价格的突发性反转。中国政府又开始走金融扩张的“回头路”,这只是推迟危机,在若干年后,由于货币发滥发和金融的疯狂扩张,由于现在过度的金融扩张政策,中国再也逃不过规模更加巨大的房地产和金融风暴。
身份政治已成为一个能解释当今许多全球事务的核心概念。左右两派都在搞身份政治,左派目前实行的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事情是,它刺激了右翼身份政治的兴起。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以身份的方式思考自己和社会。但人们的身份既不是固定的,也不一定是出生的。身份可用于划分,但也可用于融合。最终,这将成为当前民粹主义政治的补救办法。
六月的柏林天气阴郁,在浓云下,在雨粉中,我看到了柏林墙。它丑陋而且冷酷,除了蔓延墙脚的野草,没有生命象征。在高墙和电网之间,能自由往还的只有风。暮色中的柏林墙,它仿佛由一种价值和无数词语砌成,比灰色更深,比信仰更重。我们穿越高墙,眼前蓦地铺开一片灯海,两个柏林如摔碎的镜子,分裂的映像无法重合。
中美盟国体制的建构是二十世纪世界大事,更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势的大势。短短几年时间,在美国强势文化影响下,美国的文明、力量、价值观,都获得了中国知识人,乃至国共两党政治家的普遍认同、追慕。
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西方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麦凯恩的一生,具有鲜明的「英雄」色彩,甚至是悲剧英雄的色彩。他对国家和选民利益超越党争的忠诚和政治操守,充分展示了「荣誉、责任和牺牲」的贵族精神在民主政治中的宝贵价值。麦凯恩精心安排的后事,不仅表达了对美国民主极深的忧虑,并且借自己的葬礼对美国政治品格的败坏,做了最后的抗争。
我们喜欢说,“苏联解体之痛、东欧剧变之苦”。他们却说,苏联霸权是建立在我们小民族痛苦的基础上的,在他们不痛的时候我们痛,而他们痛的时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的,是我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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