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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日的中国威胁,老布什是难辞其咎第一人。当年老布什对中共,尤其是对邓小平的残暴罪行太姑息了,这个道义上的重大错误是很难为之辩护的。因为邓小平做的太过分了,以至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都为之蒙羞,成为冷战意外终结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肯定六四屠杀,也继承了当年邓小平屠杀人民的罪恶,习近平要打通中共建政的前后三十年,也打通了前后三十年的罪恶。为此所有的罪恶都由他来承担,一个也不能少。由此,习近平将以中共建设政以来最为罪大恶极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就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无非是权势者在专制铁腕的保护下的公开抢劫,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越不愿、也越不敢实行政治改革。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无论是草根阶层还是精英阶层,把希望寄托于美国而不是自身,自己怯于抗争却希望美国撬动体制转型,都是一种道德上的不诚实。你渴望得到什么,首先应该自己努力去争取,有多大的渴望就付出多大的努力。这是做人的根本。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共产党的官方宣传,把它的这些领导人对理论发展的“贡献”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而其内容,其实质,完全经不起推敲。习近平矢志“救党”,但是,他无力以独特的思想理论为他的党指点迷津,其出色的贡献,却是把日益严密的警察式制度引进党内,看来真是“黔驴技穷”了。
集权政治的错误判断在于,它总是低估人类的自然天性,低估人类追求自由和真诚信念的精神。利用国家机器实行“红色专制”的恐肺气氛和丧失自我的秘密警察体系违反人性。让民众们记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曾经生活在惊弓之鸟的环境中,要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就不能无视体制魔力下的罪恶。
就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而言,无论是从政治理论,还是从人类政治实践的历史来看,法治及其所保障的个人自由都不可能“先于民主”而达成,而只能“经由民主”而达成。当国家权力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垄断时,就不可能会尊重个人自由,因为这种权力垄断状态的存续,本身就必须以压制或剥夺个人自由为前提。
福山认为,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性寻求“承认”的需要,在自由与尊严中,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才得以建立。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人类对政治探索已经结束——没有哪一种制度,能比民主限政体制更加顺应人性。
中美贸易争端的时间拖得越久,就越是对中方不利,越是对美方有利。外资撤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拖得越久,撤离的就会越多。无论中方是继续玩虚与蛇委的花招,还是重走闭关锁国大乱斗的回头路,只要离开美国的贸易顺差,一切都会瞬间玩不转,甚至可能再次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崇拜”与“爱”一样,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永恒的话题。全部人类史表明,个人崇拜从来是不能持久的。“崇拜”是一种“不对称现象”,“被崇拜者”与“崇拜者”之间距离愈大,“崇拜”的“效应”就愈显著。“爱”需要亲近,距离愈大,爱就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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