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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要说在中共高层谁是强硬派,习近平才是最大的强硬派。习近平推行国进民退,又提出“以牙还牙”,可见其立场之强硬。习近平的头号亲信栗战书带头投下反对票。这样一来,习近平就可以回归到他本来就偏爱的强硬立场。
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就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无非是权势者在专制铁腕的保护下的公开抢劫,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越不愿、也越不敢实行政治改革。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先知都是死于误解,死于孤独。但哈耶克却有幸在其有生之年,亲眼见到了自己主张的辉煌胜利。“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恰恰是犯了哈氏所指山的滥用理性和知识的狂妄症,竟会赞同专制,蔑视个人自由。我们提倡认真读一读哈耶克的著作,尤其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是专门针对当时仍处于威权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尤其是针对年事已高的蒋经国而量身定做的。必须大力催化大陆自由民主。大陆能否及时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关系到大陆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关系到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死存亡。
在县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共产党通过种种细致入微或简单粗暴的方法,保障听话分子入围。公民独立参选和公开不合作,是在不同方向上揭露出中国选举的虚假本质。申纪兰的一生成为专制的小丑和帮凶,而姚立法和狱中的唐荆陵,却代表了中国人争取民主的艰难抗争和勇气。
“六四”过去30年了。“六四”固然已经是历史,但那是一页还没有翻过去的历史。因为“六四”不仅仅涉及历史,而且还涉及现实。“六四”不但属于中国,而且还属于世界。“六四”屠杀不但是对全中国人民的良心的粗暴践踏,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良心的公然挑衅。我们纪念“六四”,不但是为了呼唤和激发中国人民的道义良知,也是为了呼唤和激发全世界人民的道义良知。
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共当局不得不乞灵于民族主义,然而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你讲你的民族主义,那就必然反过来刺激别人的民族主义;你大讲特讲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可是藏族维族蒙族,人家不是龙的传人,不是炎黄子孙,你这样讲,不是刺激人家的疏离感,刺激人家的分离意识吗?
外在自由是上苍给予内心自由者的礼物。换言之,一个多数成员不甚热爱自由的民族,不太可能获得权利与自由。具体到言论自由,热爱自由言论与自由写作的民族更可能获得它。自由写作的群体在缓缓成长中,至少不会灭绝。人还在心不死。"发生"些什么的概率便会增长。它不是必然,却以更大的概率孕育着某种偶然。
宾雁是因为拒绝向强权低头,拒绝放弃自由批评才被隔离于国门之外,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坚定的道义原则。漫长的流亡岁月浪费了宾雁多少才华。但与此同时,它又为我们垒就了一个高大的人格榜样。青史无欺,道是无情却有情。
“六四”之前整个中国呈现出的演变趋势是指向自由民主的。“六四”阻断了这种演变趋势,改变了社会氛围与集体心态。“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也有着根本的差异。中国这40年的改革并非前后一致。其间确实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改变。以“六四”为分界点,改革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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