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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微:回忆往事,并不如烟——怀念杨明湖在崇文机修的日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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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6月07日

【作者注:旧文重发,初始发布日期:2016-07-04,原创投稿,初始发布于文学城。文中回忆的逝者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洁女士的先生。如有可能,请将这篇回忆文章较交给尤维洁女士,并代为问候。】
 


杨明湖的妻子尤维洁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创始成员,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

杨明湖,男,1947年2月1日出生,遇难时42岁;……1989年6月4日凌晨2时左右,于东长安街南池子公安部前遇戒严部队扫射,……6月6日8时于北京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骨灰存放于西郊万安公墓。——摘自《广场活碑》

人进入中年后,经常想起过去的时光,特别是年轻时度过的岁月。

我高中毕业时,文革已进入末期,但还未结束,我被分配到一家区属小厂做钳工。197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厂领导通知我去崇文区工业局办的7.21工人大学学习,我们这所7.21大学都是从区属工厂工人中而来,文化水平不高,也就是工人技术培训班的水平。学校的地址是北京崇文机修厂一间教室里。

刚到崇文机修时,给我们这些区属小厂的学徒工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当年的崇文机修在区属厂里就算龙头老大了,高大的厂房,车间里一排排的机床真是壮观。特别还要提到当年区属厂的工资,我们属于小集体,过了学徒期,升到二级工就算到头了,工资是每月35.5元,工人们经常调侃自己的工资是‘咪搜搜’(音乐简谱355的发音), 而崇文机修是大集体,二级工的工资是每月39.78元。当时工资十年八年不涨是正常的。就冲这一条,不知多少区属厂的工人想进崇文机修。

到7.21大学报到后,我开始去崇文机修。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到天坛东门,沿着天坛东里向南,过护城河前向左转就是崇文机修。工厂围墙外就是京广铁路,进出北京的列车不时驶过。同学们上课之余,每天吃饭,开会及参加工厂的各种政治活动,都与崇文机修的工人在一起。崇文机修大概有3-4百人,文革后期的政治学习,读报及各种批判会已经使人精神麻木了,几乎没人能够坐下来读点书,想想自己的未来。大部分人都是得过且过,坐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一天算一天。

一个冬天的下午,太阳照得人懒洋洋。一个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黑色硬皮书的年轻人与我攀谈起来。他身材修长,大大的眼睛,戴一副黑框宽边眼镜,讲话中似乎有少许的南方口音,给人一种文雅又有修养的感觉。他身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自我介绍叫杨明湖。我们友好地聊起天来。他告诉我,利用业余时间,他正在学习英语,教他英文的辅导老师是英文杂志《中国建设》的一个编辑。接着他说,手里的书是英文版圣经。然后他翻开圣经读了一段,问我感觉如何,我那时英文很差,根本就听不懂他读的什么,他于是用中文给我解释了所读的内容。他的英文读的是那样优雅,中文解释的是那么清楚。真美妙啊,要知道那可是文革中的1975年,那是一个文化沙漠的年代,谁听过圣经,谁又读过圣经。看着他飞扬的神采,追求未来的精神,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现在想来,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是人类的天性,即使在最疯狂最扭曲的年代,也扼杀不了高举知识火把前进的年轻人。

冬天的阳光是温暖的,与明湖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明湖大我8-9岁,老三届高中生,是崇文机修的工人,曾经下过乡,插过队。当时正是文革末年,北京的政治形势十分敏感,小道消息满天飞,但我不记得他谈过政治话题,我们更多地是在讨论英语,新的技术和未来的梦想。有时他也谈一些过去的经历。他告诉我,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文革上山下乡,他就选择了浙江天目山脉的老家,在那里种过地,做过山村学校的教师。他缓缓地给我讲起在天目山插队的故事。他说学校的教室在山上,他即教数学又教语文,还带其它课。有时正上着课,一缕白云慢慢地飘了过来环绕着教室,课堂里静静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这时就把课停下来,过了一会等云雾飘过去,再接着讲课。他还告诉我,天目山脉非常大,百姓生活清苦,交通不便,有些老人一辈子没有下过山。我那时没去过南方,听他讲的入迷,就非常向往天目山。多年后我有一次乘车途径天目山脉,亲眼目睹了它的雄伟,领略了它的魅力。

当明湖即将离开天目山返回北京生活和工作时,学校的孩子们都哭了。孩子们围着明湖哭着说: ”以后我们再也遇不到这样好的老师了,可能也没有机会读书了。“明湖讲述这些故事后,望着远方缓缓地说:“真的忘不了那些天目山的孩子,有机会一定再去看看他们。”这时一列长长的火车在厂外奔驰而过,伴随着它的轰鸣,我们脚下的地面也在抖动着。

炎热的夏天来了,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震感强烈。那时,明湖骑着自行车经常晚上来我家,告诉我们防震知识及最新的震情通报。每次来我家,在地震棚下,我们都聊到很晚,有时我哥哥也加入我们的谈话。记得讲起文革中他去武汉,正赶上“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百万雄师“的队伍手持旗帜,携带武器,乘坐军车,卡车通过长江大桥。讲到兴奋处,明湖呼喊着游行的口号并摆出游行队伍乘坐卡车的姿势和动作,我仿佛也置身于游行队伍之中。 1967年7月和8月,他在武汉串联时,武汉地区组织了横渡长江的纪念活动。武昌江边的起渡点有上万人参加,明湖也加入了横渡长江的队伍。他大声喊道:“大旗归我“,然后高举红旗走向长江。但由于组织不周,秩序混乱。明湖被后面的人簇拥向前,当他下水时,后面准备下水的队伍拼命往前涌,下水后,人还没游起来,后面的人就压了上来。明湖游泳技术还是不错的,一看不好,一个长距离潜泳,然后拼命以自由式冲出重围,逃出险境。他渡过了长江捡了条命,而很多人再也没有从水中出来。明湖告诉我,那次横渡活动死了好多人,第二天在武昌桥头堡下看到许多尸体,而且江里还在打捞。那次活动死了多少人,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明湖讲给我们听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春去秋来,时钟指向了1976年10月,经历了无数政治运动的北京开始苏醒,工厂大院也渐渐有了新的气象,竞争机制开始引入,知识和技术开始受到重视。当时的崇文机修,无论机床设备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一流的,即使与市属大厂相比也不逊色。工厂里的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记得明湖毕业于男26中(今汇文中学)老高中,在厂里工人队伍中属于绝对的技术骨干。进入崇文机修大门后,前行3-4百米,是由各车间厂房围着的空旷场地,北面的车间最大,东西走向,几十台车,铣,刨,磨机床整齐排列。北面的车间有两个大门,从右边的门进去后再向右拐,走到尽头就是明湖的机床—铣床。那时厂里有句话是“聪明的铣工”,因为铣床加工的部件相对复杂,需要看图纸,有时还需要做一些数学计算,比如三角函数,数学方程等等。明湖聪明能干,又是老三届高中生,理所当然地操作铣床。我有时去车间找他,经常看到他正在铣床边忙碌着。他经常边看图纸边计算,用游标卡尺测量工件的尺寸,选择铣刀,然后在工作台上夹紧工件,开动铣床,在马达轰鸣,铣刀飞转中,完成了工件加工。我在车间实习时也选择了铣床,与明湖的铣床离得不远,有问题时经常去找他请教和讨论。工厂后来又添置了一台高精度机床—坐标镗床,有专用的房间,室内恒温,采用数字控制系统实现坐标定位和加工过程自动化。这台坐标镗床是崇文机修最精密的机床,也是最高价值的机床,明湖负责它的操作和维护,他是真正的工人技术专家。

我在7.21大学学习了一年,后来留校又带了一年的课,与明湖在一起共二年多的时间。1978年春天,我离开了崇文机修,也离开了北京,到上海读大学。后来回北京时,我曾去明湖家里找过他,但没有碰到。他的家位于广渠门内大街安华楼对面不远的一座楼房里,那时候家中都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联系不方便。再往后,我就出国了,从此再没有见过明湖。在异国他乡,我经常想起崇文机修的日子,明湖的面容也时时掠过脑海。但由于没有他的地址也就一直没有联系过。那时我去找他时只知道他家的位置,但并没有记下地址。

一晃30多年过去了。2014年6月的一个周末晚上,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前的水池旁,我出席了纪念六四25周年的活动。我独自安静地坐在后排的位置上,静静地听着演讲者发言,其中一项是宣布已知的六四遇难者名单,配着肃穆的音乐,缓缓读出一个个遇难者的名字。忽听到杨明湖的名字及遇难时的年龄42岁。我当时一惊,掰指一算正是朋友明湖的年龄,当时惊得说不出话来。但转念一想,也可能是重名吧,但心中还是放心不下。纪念活动结束后,回到家中立即上网在谷歌搜索中输入“杨明湖”三字,谷歌即刻给出了六四遇难者“杨明湖”的家庭地址,我再输入这个地址到谷歌地图的搜索栏中,找到了这个地址在地图上的位置,那正是我去过且熟悉的明湖家的位置,再查又出现了遇难者“杨明湖”的照片,细看正是朋友明湖。当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时,泪水湿润了我的双眼。

岁月匆匆,自1978年与明湖在崇文机修分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信息。没想到多年后再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于25年前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洒下了鲜血并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为正义而献身,他走的如此匆忙,他又走的如此坚强。

当我写这篇文字时,明湖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的脸庞那么清晰,他的声音就在耳旁。明湖用平凡和真诚活出了人生的美丽,用英勇和善良活出了对生命的理解。我有时想,明湖走了,谁去天目山看望那些他曾经教过的孩子?谁去再渡长江?谁去保卫广场?

2016年6月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四七〇期(cm0619a)

 

——转自CND刊物和论坛(2019-06-04)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3期,2019年6月7日—2019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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