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旧文重发，初始发布日期：2016-07-04，原创投稿，初始发布于文学城。文中回忆的逝者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洁女士的先生。如有可能，请将这篇回忆文章较交给尤维洁女士，并代为问候。】
 

杨明湖的妻子尤维洁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创始成员，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

杨明湖，男，1947年2月1日出生，遇难时42岁；……1989年6月4日凌晨2时左右，于东长安街南池子公安部前遇戒严部队扫射，……6月6日8时于北京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骨灰存放于西郊万安公墓。——摘自《广场活碑》

人进入中年后，经常想起过去的时光，特别是年轻时度过的岁月。

我高中毕业时，文革已进入末期，但还未结束，我被分配到一家区属小厂做钳工。197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厂领导通知我去崇文区工业局办的7.21工人大学学习，我们这所7.21大学都是从区属工厂工人中而来，文化水平不高，也就是工人技术培训班的水平。学校的地址是北京崇文机修厂一间教室里。

刚到崇文机修时，给我们这些区属小厂的学徒工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当年的崇文机修在区属厂里就算龙头老大了，高大的厂房，车间里一排排的机床真是壮观。特别还要提到当年区属厂的工资，我们属于小集体，过了学徒期，升到二级工就算到头了，工资是每月35.5元，工人们经常调侃自己的工资是‘咪搜搜’（音乐简谱355的发音）, 而崇文机修是大集体，二级工的工资是每月39.78元。当时工资十年八年不涨是正常的。就冲这一条，不知多少区属厂的工人想进崇文机修。

到7.21大学报到后，我开始去崇文机修。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到天坛东门，沿着天坛东里向南，过护城河前向左转就是崇文机修。工厂围墙外就是京广铁路，进出北京的列车不时驶过。同学们上课之余，每天吃饭，开会及参加工厂的各种政治活动，都与崇文机修的工人在一起。崇文机修大概有3-4百人，文革后期的政治学习，读报及各种批判会已经使人精神麻木了，几乎没人能够坐下来读点书，想想自己的未来。大部分人都是得过且过，坐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一天算一天。

一个冬天的下午，太阳照得人懒洋洋。一个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黑色硬皮书的年轻人与我攀谈起来。他身材修长，大大的眼睛，戴一副黑框宽边眼镜，讲话中似乎有少许的南方口音，给人一种文雅又有修养的感觉。他身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自我介绍叫杨明湖。我们友好地聊起天来。他告诉我，利用业余时间，他正在学习英语，教他英文的辅导老师是英文杂志《中国建设》的一个编辑。接着他说，手里的书是英文版圣经。然后他翻开圣经读了一段，问我感觉如何，我那时英文很差，根本就听不懂他读的什么，他于是用中文给我解释了所读的内容。他的英文读的是那样优雅，中文解释的是那么清楚。真美妙啊，要知道那可是文革中的1975年，那是一个文化沙漠的年代，谁听过圣经，谁又读过圣经。看着他飞扬的神采，追求未来的精神，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现在想来，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是人类的天性，即使在最疯狂最扭曲的年代，也扼杀不了高举知识火把前进的年轻人。

冬天的阳光是温暖的，与明湖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明湖大我8-9岁，老三届高中生，是崇文机修的工人，曾经下过乡，插过队。当时正是文革末年，北京的政治形势十分敏感，小道消息满天飞，但我不记得他谈过政治话题，我们更多地是在讨论英语，新的技术和未来的梦想。有时他也谈一些过去的经历。他告诉我，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文革上山下乡，他就选择了浙江天目山脉的老家,在那里种过地，做过山村学校的教师。他缓缓地给我讲起在天目山插队的故事。他说学校的教室在山上，他即教数学又教语文，还带其它课。有时正上着课，一缕白云慢慢地飘了过来环绕着教室，课堂里静静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这时就把课停下来，过了一会等云雾飘过去，再接着讲课。他还告诉我，天目山脉非常大，百姓生活清苦，交通不便，有些老人一辈子没有下过山。我那时没去过南方，听他讲的入迷，就非常向往天目山。多年后我有一次乘车途径天目山脉，亲眼目睹了它的雄伟，领略了它的魅力。

当明湖即将离开天目山返回北京生活和工作时，学校的孩子们都哭了。孩子们围着明湖哭着说: ”以后我们再也遇不到这样好的老师了，可能也没有机会读书了。“明湖讲述这些故事后，望着远方缓缓地说：“真的忘不了那些天目山的孩子，有机会一定再去看看他们。”这时一列长长的火车在厂外奔驰而过，伴随着它的轰鸣，我们脚下的地面也在抖动着。

炎热的夏天来了，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震感强烈。那时，明湖骑着自行车经常晚上来我家，告诉我们防震知识及最新的震情通报。每次来我家，在地震棚下，我们都聊到很晚，有时我哥哥也加入我们的谈话。记得讲起文革中他去武汉，正赶上“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百万雄师“的队伍手持旗帜，携带武器，乘坐军车，卡车通过长江大桥。讲到兴奋处，明湖呼喊着游行的口号并摆出游行队伍乘坐卡车的姿势和动作，我仿佛也置身于游行队伍之中。 1967年7月和8月，他在武汉串联时，武汉地区组织了横渡长江的纪念活动。武昌江边的起渡点有上万人参加，明湖也加入了横渡长江的队伍。他大声喊道：“大旗归我“，然后高举红旗走向长江。但由于组织不周，秩序混乱。明湖被后面的人簇拥向前，当他下水时，后面准备下水的队伍拼命往前涌，下水后，人还没游起来，后面的人就压了上来。明湖游泳技术还是不错的，一看不好，一个长距离潜泳，然后拼命以自由式冲出重围，逃出险境。他渡过了长江捡了条命，而很多人再也没有从水中出来。明湖告诉我，那次横渡活动死了好多人，第二天在武昌桥头堡下看到许多尸体，而且江里还在打捞。那次活动死了多少人，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明湖讲给我们听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春去秋来，时钟指向了1976年10月，经历了无数政治运动的北京开始苏醒，工厂大院也渐渐有了新的气象，竞争机制开始引入，知识和技术开始受到重视。当时的崇文机修，无论机床设备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一流的，即使与市属大厂相比也不逊色。工厂里的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记得明湖毕业于男26中（今汇文中学）老高中，在厂里工人队伍中属于绝对的技术骨干。进入崇文机修大门后，前行3-4百米，是由各车间厂房围着的空旷场地，北面的车间最大，东西走向，几十台车，铣，刨，磨机床整齐排列。北面的车间有两个大门，从右边的门进去后再向右拐，走到尽头就是明湖的机床—铣床。那时厂里有句话是“聪明的铣工”，因为铣床加工的部件相对复杂，需要看图纸，有时还需要做一些数学计算，比如三角函数，数学方程等等。明湖聪明能干，又是老三届高中生，理所当然地操作铣床。我有时去车间找他，经常看到他正在铣床边忙碌着。他经常边看图纸边计算，用游标卡尺测量工件的尺寸，选择铣刀，然后在工作台上夹紧工件，开动铣床，在马达轰鸣，铣刀飞转中，完成了工件加工。我在车间实习时也选择了铣床，与明湖的铣床离得不远，有问题时经常去找他请教和讨论。工厂后来又添置了一台高精度机床—坐标镗床，有专用的房间，室内恒温，采用数字控制系统实现坐标定位和加工过程自动化。这台坐标镗床是崇文机修最精密的机床，也是最高价值的机床，明湖负责它的操作和维护，他是真正的工人技术专家。

我在7.21大学学习了一年，后来留校又带了一年的课，与明湖在一起共二年多的时间。1978年春天，我离开了崇文机修，也离开了北京，到上海读大学。后来回北京时，我曾去明湖家里找过他，但没有碰到。他的家位于广渠门内大街安华楼对面不远的一座楼房里，那时候家中都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联系不方便。再往后，我就出国了，从此再没有见过明湖。在异国他乡，我经常想起崇文机修的日子，明湖的面容也时时掠过脑海。但由于没有他的地址也就一直没有联系过。那时我去找他时只知道他家的位置，但并没有记下地址。

一晃30多年过去了。2014年6月的一个周末晚上，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前的水池旁，我出席了纪念六四25周年的活动。我独自安静地坐在后排的位置上，静静地听着演讲者发言，其中一项是宣布已知的六四遇难者名单，配着肃穆的音乐，缓缓读出一个个遇难者的名字。忽听到杨明湖的名字及遇难时的年龄42岁。我当时一惊，掰指一算正是朋友明湖的年龄，当时惊得说不出话来。但转念一想，也可能是重名吧，但心中还是放心不下。纪念活动结束后，回到家中立即上网在谷歌搜索中输入“杨明湖”三字，谷歌即刻给出了六四遇难者“杨明湖”的家庭地址，我再输入这个地址到谷歌地图的搜索栏中，找到了这个地址在地图上的位置，那正是我去过且熟悉的明湖家的位置，再查又出现了遇难者“杨明湖”的照片，细看正是朋友明湖。当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时，泪水湿润了我的双眼。

岁月匆匆，自1978年与明湖在崇文机修分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信息。没想到多年后再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于25年前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洒下了鲜血并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为正义而献身，他走的如此匆忙，他又走的如此坚强。

当我写这篇文字时，明湖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的脸庞那么清晰，他的声音就在耳旁。明湖用平凡和真诚活出了人生的美丽，用英勇和善良活出了对生命的理解。我有时想，明湖走了，谁去天目山看望那些他曾经教过的孩子？谁去再渡长江？谁去保卫广场？

2016年6月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四七〇期（cm0619a)

——转自CND刊物和论坛（2019-06-04）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3期，2019年6月7日—2019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