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8年的中国春节来得晚，2月15日是斯诺先生的忌日，也恰是农历大年三十。正值长假，人们或是忙着在家中准备合家团聚的年饭、或是外出旅游，以致北京的马路一改往日的喧嚣景象，罕见人迹与车影。

这天上午，我在难友——病中的尹与尤陪同下，与往年一样，就在斯诺先生的忌日当天，来到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为斯诺先生扫墓。

难友特意找了辆汽车，想从北京大学西校门南的进车口，把车开过去，尽量让我少走些路。未曾料及，一挨近口边，便被两个看守保安拦住了，先是盘问了一番，我们照实回答：“给斯诺先生扫墓。”这两个面无表情的汉子大概看到我与尹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妇人，尤又手捧黄、白菊花，他们相信了，便说：“进去吧！”我眼看身旁有小汽车开进去，还是有些不服气地问：“怎么人家的车可以进去啊？”答曰：“今年进车需要事先申请，你们申请了吗？”

我虽然被问得哑口无言，但心中还是有些愤愤然，想：“北大又不是什么机要重地，至于吗？”“他们究竟怕什么呢？”未容我多想，我便被两位难友一左一右挽着步行进了北大的“小门”。

也许是守卫森严，进得校园，更是一片静寂，几乎不见人影。山坡上、未名湖畔，更是如此。这几天气温回升，未名湖水开始化冻，湖边虽有冰层覆盖，但湖中央已经完全融化，几只鸭子嬉戏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可爱之极，给未名湖、也给北大平添了几分生气与活力。

走到湖畔斯诺先生墓旁，远远看去，只见有一个人正在俯身扫地。走近一看，竟是难友小黄。她家就住在北大附近，每年扫墓她都比我们先到。我们沿着台阶走到墓前时，整个墓地已经被小黄扫得干干净净，她手中的扫帚还未放下。我们问她：“你上哪儿去找来的扫帚啊？”她答：“这扫帚就在旁边树底下放着呢。”我顺口说了一句：“这真是老天的安排！”

小黄还告诉我们：她来时还发现斯诺先生墓碑前有四枝已枯萎了的红玫瑰。我们猜想年前有有心人提前来扫墓了。事实表明我们扫墓的行为并不孤独，中国还不乏有情义之人。我们因此为斯诺夫人及其家人感到欣慰。此前在校门口被阻的不快也就一扫而尽了。

毕竟这天已是年关，我们未能如往年那样扫墓之后还在湖畔、墓地多逗留片刻。献花、行礼、照相留念之后就离开了墓地。虽然我已是个独居的大闲人，但另几位难友家中都有老小在等着她们回家张罗过年呢。

二

回家后数日来，我一直在苦苦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十八年前我给斯诺夫人的建议是否错了？

2000年春，斯诺夫人在儿子克里斯多夫的陪同下，以79岁高龄远涉重洋前来中国为丈夫斯诺先生扫墓，从北大出来便到人民大学来看望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人大校门口，不仅她母子俩遭蛮横阻拦未能与我谋面，而且还导致代表我与她见面的难友苏冰娴（已故）被国安方面拘捕。斯诺夫人为营救苏冰娴，情急之下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苏，并表示她今后不会再来中国，而且还要考虑把斯诺先生的墓迁出中国。

尽管至今我也不明白中国有关部门当时为何如此运作，“他们究竟怕什么呢？”，为什么会如此卖力地阻拦“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但当我得知斯诺夫人想把斯诺墓迁出中国这一信息后，着实吓了一跳，本能地力劝斯诺夫人放弃迁墓之念。为了让她释怀，当即郑重承诺：只要我在世，今后会每年替她和她的家人去北大给斯诺先生扫墓，不会让他孤单的！

一诺千金。一晃过去十八年了！我在丈夫（2015年9月病逝）和难友的陪同下年年都会在2月15日上午前往北大未名湖畔给斯诺先生扫墓。起初几年不仅墓地荒芜、污秽，而且墓碑近处湖畔边都有便衣模样的人监视着，倒是从未上前阻拦过我们。此后，不记得从哪年起就无人“相随”了，墓地也较前洁净了些。更让人意外的是，2012年2月15日，斯诺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那天上午我们去扫墓时，发现墓碑前方分别摆放着四个高脚大花篮，而且都是由单位署名所送，好不气派！不远处，北大小礼堂的屋后还停放着数辆大小汽车，我揣摩，小礼堂里说不定有权贵显要在举办“隆重”纪念斯诺先生的活动吧。

我当时并未往深处去想，甚至还略感宽慰，以为是当局“开明”、“进步”了些，终于想起了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又是几年过去。2017年的一天，我忽然在电视节目表上看到竟有《斯诺在中国》的片子，我没有拜阅此片，因此不知此片是哪个单位、何方御用文人所为，但思前想后、心潮起伏，实难平静。

确实，青年时代的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引导了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的几代人。为此，斯诺本人及其全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受到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举家迁离本土居住瑞士直至去世。

我家中那本被全家老小翻阅已旧的《西行漫记》不知何时被我丈夫重新裱糊了封面并亲自题写了书名。我家还有一本斯诺夫人2000年来华时托苏冰娴转赠我的《斯诺眼中的中国》（这本由路易斯·惠勒.斯诺亲自编撰的精装文集于1982年由中国学术出版社翻译出版；当年大概曾被国安部门误认为交给了我什么重大机密呢）。这两本书册我都珍藏入柜。

如今我重读这两本书，为了缅怀逝者，也为寻找我前述的问题的答案。

谁也不可否认，青年时期的斯诺与晚年的斯诺在思想认知上是有着明显不同的。我们每个人一生中的思想都可以有所变化，认识世界上的人与事也都可以有个发展过程，为什么斯诺先生就不可以有呢？

斯诺先生是人不是神。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但有两点在他身上是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求真探索的精神与人间大爱的胸怀。

我钦佩于斯诺先生作为一位新闻记者的求真探索精神。当年，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支持着他走进中国西部边区的黄土窑洞、走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数十年之后，也还是这种精神力量支持着他晚年在夫人陪同下抱病再次走进中国、走上天安门城楼、走近毛泽东。他目睹了“文革”中的荒谬、暴戾以及个人崇拜的疯狂，作为“老朋友”，他向至高无上的中共领袖直陈他的困惑，最终带着对方无法回答的不安、疑虑和遗憾离开了中国。

然而，即便如此，他仍初心不改，以对中国人民的大爱胸怀，孜孜不倦地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建交搭桥、传讯，努力着直至去世。更让人动容的是，他留下了去世后其夫人才能看到的纸条遗言：“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

我更钦佩于斯诺先生敢于面对现实、面对历史、否定自己的勇气。正是有了这种无畏的“否定”，才给斯诺先生的人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三

谁又能否认，斯诺先生的夫人及其子女（克里斯多夫及西安）才是最真切感受他的思想历程与内心那份痛苦挣扎的人呢！

我相信，十八年前斯诺夫人母子俩正是继承了斯诺先生的这份人间大爱精神才不远万里前来看望我们这些悲苦中的“六四”难属的。

如果斯诺先生生前的“老朋友”——中国人民的一代又一代领导者们对于安葬在未名湖畔的亡灵还有一丝尊重的话，就必须正视他从青年到晚年的思想变化；不能只撷取其青年时期对中共的歌颂与宣传为今天所用，而漠视其晚年的反思与自我否定。谁也无权将青年斯诺与晚年斯诺分割开来，再把这种“否定之否定”蛮横地强加于逝者。更有甚者，自从2000年当局对斯诺夫人翻脸之后，将斯诺先生与斯诺夫人区别对待，当媒体重现1970年斯诺先生夫妇与毛泽东同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面时竟裁去了站在毛氏左侧的斯诺夫人，这种鼠肚鸡肠的小动作哪有一点“泱泱大国”的风度！？这样对待一位“老朋友”符合当前国家所倡导的中国传统道德吗？！

思念及此，我已无话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感蒙羞。我所能做的，只能在有生之年尽一己微薄之力，坚持年年去扫墓，以弥补我的国家对“老朋友”及其家人的愧疚，让远在万里之外的斯诺夫人及其家人得到些许宽慰。

其实，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在我看来目前当局最亟需做的是应该向斯诺夫人及其女儿西安（儿子克里斯多夫已于数年前病逝）道歉，诚邀其家人来华为斯诺先生扫墓、参加纪念活动，而不是其他……斯诺夫人虽年事已高，无法远行，但她有家人啊！

愿上苍保佑诚实的人们！

2018年2月21日

附：2000年3月31日斯诺夫人的公开声明

我的公开声明

路易斯·维勒·斯诺（爱德加·斯诺的遗孀）

我这次和我的儿子来到中国，是为我丈夫在北京大学的墓上坟。同时借在北京的机会，我也非常希望访问丁子霖教授。

我知道丁教授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但我相信这阻止不了我对她的访问。这是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多以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

我的这次访问是本着友谊的精神，这是我和我的先生从来就对中国和勇敢的中国人民怀有的友谊之心。这一友谊是爱德加∙斯诺先生早年从支持中国人民为另外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斗争中就开始的，在他逝世之后我将这一友谊保持至今。

我这次来到北京，也恳切地呼吁中国政府，允许丁子霖教授接受和代为分发外界为天安门难属家庭的人道捐款。在这些家庭中，有的连给他们子女上学付学费的钱都没有。我随身带来了我自己家庭和朋友们微不足道的捐款。为了能够将这些钱送到，我们母子也加入支持这位非凡的女性的人们的行列，加入那些正在帮助她，以及被她英勇的努力所致力帮助的人们之中。

丁子霖曾经这样写到：“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睛，闭上嘴巴，我却不能！”我希望让她知道，我也不能。

据和丁子霖最近的联系，我们知道她在人民大学公寓的住所等着我们的来访。我们殷切期待着和她的会面。

瑞士宾馆 北京，200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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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9期，2018年2月16日—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