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年前在北京从头到尾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那场最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一直想写些纪念文字。几年前的一个六四纪念日前夕,我在网上浏览一些纪念文章时看到丁子霖教授的回忆文章。我顺便在网上找了一下这位令人尊敬的天安门母亲的照片。当我看到她在六四失去的儿子的照片时，很多当年发生的事马上回意起来。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那张年轻肃静的脸。今天把这段我在六四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用来纪念在那场血腥暴雨中死去的人们。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实在是太不幸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有希望的时刻被枪弹结束在三十年前的那一夜。

一九八九年的四，五月。学生罢课上街，甚至绝食。和平地要求政府对话。加快民主过程，反对贪污腐化。到后来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回应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政府先是以无赖手段推延，进而以戒严做答。最后决定派出武装军队进入北京镇压。北京的市民，政府员工全都出来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五月底开始为了保护坚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北京百姓涌上街头，在长安街上以及各个主要城市入口处拦阻军车。劝说军人不要对学生动武。记得在人民大学门口，好多人围了几层倾听学生广播站的广播。我在人群里遇到中科院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学者。谈话中我说了一句“民不畏死”，老先生马上接道“奈何以死惧之？”。瘦弱的他攥起一支拳头挥了挥。我们相对一笑。

六月三日那天很热。到了傍晚，天气凉快一些。我和妻子骑了一辆自行车。想到天安门广场去关看一下学生，看一看事态。电台广播上要求人们不要上街。但是人们并没加以理会。多日戒严，军队被阻在各个路口上。形势看起来处于胶着状态。我们从海淀过来，一路上到处是表示着对政府的不满人群。等我二人快到天黑时到了木樨地，那里人已经非常之多。大家都把自行车停在三里河大街的街中心地带。我和妻子就步行走向木樨地三里河与西长安街交界处。发现老百姓已经把几辆公共汽车推翻在路中间。很多军车停在不远的地方。待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街中间人并不多。大部分人都站的比较远一些。我们两个走近这些横在路上的公共汽车，似乎听到有人叫不要向前走了。待我们抬头一看。很多军人头戴钢盔，排成几排，也就在二十米之外正一脸杀气迎着我们走过来。同时就有催泪弹直接发射到人群里。在催泪弹极为刺鼻的烟雾中，人们四散跑开。我和妻子左躲右跑，最后来到在临街的栅栏后面不远，一座住宅楼的前面，大家大多都蹲坐在地上。这时已经是枪声大作了。人们高声喊着“不许伤害学生！”，“解放军不打老百姓！”，“打倒法西斯”。回应人们的口号，我们可以听见部队在用更猛烈的枪声压制。枪声一弱下来，人们就又喊起口号。这样一来一往很长时间，惊心动魄。这时在我前面蹲着的一个穿白衬衣的年轻人忽然仰面躺在地上。我起初没有在意，以为他想躺下来歇一下。忽然另外一个年轻人喊起来“打死人了！”。等我们把这个年轻人抬起来。发现他双目紧闭，白色衬衣在右胸口处有一个血点，是胸口中了一枪。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年轻的面容。这就是丁子霖老师的儿子。

等到军人和军车强行通过这段长安街以后。我和妻子回到大街上去找我们的自行车。三里河大街上到处是血迹。大家骂声不停。愤怒已极。有几位百姓手里拿着有半尺长的开花弹激动地描述着。等我找到我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现自行车的车把手，车身上全部都是血。我的自行车前轮被试图躲避子弹的人们压弯，人们说他们根本没有地方躲。军人用机枪对着大街上的人群横扫。人们用口号回应。木樨地三里河大街这里牺牲的人最多。是我亲眼看到的。也是中国近代史最黑暗的一刻的开始。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用血肉之躯来阻止一台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机器对青年学生的镇压。北京市民对这个政权最后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

看到军人如此残暴的行径。我和妻子决定到天安门广场去，让学生们赶紧撤退。我把自行车的前轮板平，双手粘得都是血，无处擦洗。等我们最后辗转来到六部口的时候已经后半夜两点钟了。了解到军人已经进了天安门广场。并从西长安街这里封锁住了天安门广场。六七辆军车就停在这里。年轻的军人坐在车上一言不发。知道军人是开了一条血路到的广场，在这里的人们焦急地围住军车。有些哭着，有的大声劝着车上的军人不要对学生动手。这时，一辆军用吉普车。一路开着枪从西边狂奔过来，却被停下的军车挡住，慢了下来。这辆吉普车马上被愤怒的人群包围住了。有人喊把车给它推翻了！我正站在这辆吉普车的边上，马上车里的军人又开了枪。枪就响在我的耳边。声音非常大。人群马上散开。这辆吉普车趁这个机会开足马力向天安门方向开去。吉普车离开后，我看到有两个人腿被打中，在地上爬着想站起来。这时我与妻子走散，等我找到她。她正在试图跟两个惊慌失措的西方学生解释什么。见到我，妻子差点哭出来，以为我也被打死了。

六部口这里这时相对安静。可以不时听见远处的枪声和人们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就在我们怀着焦急愤怒的心情，五点钟离开六部口不久。有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出到这里，竟有坦克从后面碾压，很多名学生死伤。后来回到学校，发现我的一个学生的胳膊被子弹在肩膀处打断。一个借住过我的宿舍多次的中科院研究生在木樨地被打死。一个同学的读研究生的弟弟也被打死。北京的六月四日晚，电台已没有正常广播。午夜开始，中央广播电台干脆放起了《国际歌》。我两眼含着泪，大声跟着唱了很久。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从那以后，我决定不再过我自己的生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四日应该是国殇日。

一百年前的五四，同样是由全民参加，青年学生发动的爱国运动。当时的民国总统能引咎辞职。政府能够顺从民意，拒绝在二十一条上签字。七十年后的六四，共产党政府却用机枪坦克来对抗学生的和平民主诉求。六四运动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政治更加退步，共产党政府用现代网络技术来监督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维稳”经费早已是国家最高的花费项目。一九八九年在中国是个不存在的一年。六四一词是在中国网络上找不到的词汇。六四后的一代人已对这一段三十年前惊天动地的历史毫无了解。中共政权成功地把这段历史在中国抹掉了。悲我中华，悲我十四亿中国人只剩下了吃饭喘气的自由。这也就是中国政府多年来的人权标准。六四以后的中国社会没有信仰，没有思想（也不许有），只剩下了以钱来度量一切。

但是物极必反，终会有一天，一个丰碑会为在六四的枪弹下牺牲的年青人们树立起来。这段被涂抹掉的历史会被真实地写到中国的教课书上。十四亿中国人民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能够说想说的话，能够干想干的事。自由是多么可贵，多么美好。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四七〇期（cm0619a)

——转自CND刊物和论坛（2019-06-0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3期，2019年6月7日—2019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