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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夫:一个骨科医生的六四经历(图)

2019年06月07日

30年过去了,和许多人一样,每年的这个时候,我的心都极其伤痛,很想把我在六四时候的经历写下来。在国内的时候不敢写,来美以后又迫于工作、换身份的压力,懒于动笔,有时候也害怕各种五毛特务人肉我的身份,造成我以后回国的困难,所以一直拖拉。但是年龄愈大,就愈有可能随时离开这个世界,我的经历恐怕永远无法告知后人,所以我决定现在写下来给自己做个交代,也给历史留个记录。

1989年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医科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骨科读临床技能博士研究生,我是1986年入学,招生我的导师是周人厚,指导导师是马忠泰,等到我在其它外科转科完毕1988年回到骨科时,周人厚已经退休,且他没能评上博士导师,我挂名到外科教授李通名下,到毕业时又转到人民医院的冯传汉教授名下,这是后话。我们的学制是5年,1986-1988我在其它外科转科两年,1989年时,我回到骨科做住院医师仅一年。因为是临床专业,我们这届学生和所有外科的住院医师培训几乎类似,我们和住院医师一样住在医院内,就是大红罗厂街的住院二部,靠近东门有一座三层楼,在三楼住了许多住院医师和硕士及博士研究生,我就住在三楼最东南角的那间,同宿舍的有马利国和周应芳,是比我高两届的妇科博士生,张祥华及吴官是比我高两届的泌尿科博士生,隔壁有同届的张文标是泌尿科博士生,范志毅麻醉科是博士生,胡晓麻醉科住院医师,另外隔壁还有一个眼科博士生李景波,以及骨科住院医师我的同事柴卫兵,总之有很多同学和同事。只是我们这些研究生要到北京医科大学在学院路的本部上一些课。那时读博士都是先到其它相关科室转科,最后回到自己的专业科室。我先到普外科病房转科约一年余,其中普外门诊3个月,病房12个月,胸科3个月,麻醉3个月,ICU即重症监护室一个月,泌尿科三个月,然后回到骨科。发生六四大屠杀的时候我回到骨科只有一年,并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骨科医生。

在发生六四以前,尤其是胡耀邦还当总书记的时候,感觉气氛很宽松,国内出版了很多有关民主及法制的书籍,也有些回忆反右及文革的书籍。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严家其写的“国家政体”,使我彻底了解了三权分立的原理。不幸的是胡在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贬下台,十分惋惜。但在赵紫阳当政期间仍有一些自由度。这几年的民主与自由化的熏陶是后来学生运动的基础。我所听说的胡耀邦去世的原因是胡下台后很不愉快,胡患有高血压,上厕所时因便秘用力过大,导致脑血管破裂(当然这只是传闻)。胡去世后学生确实是借机闹事,以悼念胡耀邦的名义提出别的要求,但我不认为学生有什么不对。因为那时的价格双轨制造成了严重的官倒与腐败,老百姓恨之入骨,但是无从发泄。所以学生刚开始时祭奠胡,并很快转向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得到了所有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北京发生了几次大的游行示威,印象里至少有四次,我跟随北大医院的同学和同事参加了三次,每次游行都很激动,从来没看到这么多的人敢公开反对政府,真的有时感觉北京人全都上街了,上百万人绝对不是夸张,你可以看到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北京市政府机关及中央机关的人,大家打着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的标语旗帜,自己单位的名称,一边从长安街走过,一边呼喊口号。但是大家都表现出惊人的克制,从未见过打倒共产党,打倒某个人的标语旗子,但是好像有要李鹏下台的标语,但绝对没有直接点名要邓小平下台的,但提出了隐藏的标语,如结束老人政治等,还看到一个标语,“85对58,中国队赢了”,这是因为在此期间正置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见了戈尔巴乔夫,中苏30余年第一次关系正常化,当时戈尔巴乔夫58岁,邓小平85岁。这是含蓄地讽刺中国的老人政治,因为当时尽管赵紫阳还算年轻,但当时中央顾问委员会还有8个老人做太上皇,加上邓小平仍然抓住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不放,中央的实权仍在邓小平手里。人民在平时感怒而不敢言,甚至不敢公开怒,只能在私下怒。这个时候看到很多学生与工人,市民出来,大家都利用这个机会畅所欲言,说出了平时不敢说的话,我记得最偏激的一次,北大医院游行队伍,喊出很多口号,一次一人突然喊“打倒李鹏”,大家已经习惯了跟随喊口号的人,也都跟着喊“打倒李鹏,”但是马上就有人制止,再也没有喊出类似的口号,我也未听到别人喊出类似的过激口号。我很惊叹当时大家的克制,都害怕被政府抓住把柄,这也是为什么高自联(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把向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泼墨的三个湖南人送到公安局的原因。5月13日前后学生开始绝食抗议政府的不作为及不反应,拒绝和学生对话。大概过了一星期就不断有昏迷的学生送往北大医院抢救,我们虽是骨科病房仍然接收了好多学生,给他们静脉打点滴,其实就是葡萄糖及盐水。因为都是年轻的孩子,很快就都抢救了过来, 并未见到一个死亡。那时学生们和我们医生护士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躺着进来,走着出去,感情非常真挚,真的是依依不舍,很多学生走时和我们互相签名留念。麻醉科的胡晓就让学生签名写在自己的白大褂上,那上面密密麻麻都写满了,因为他住在我的隔壁,所以我能看见。但不知六四事件以后他还敢不敢留下这件白大褂。很多医生护士都给学生们捐了钱,我因为自己上研究生,又是低年住院医师,没有什么余钱,并未给学生捐款。记得印象很深的是一位进修大夫,来自总参二部西山门诊部,姓李,叫什么名字已记不得。他是一个投机分子,他在运动开始的时候给学生捐了钱,但是后来中央一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他立即转变了立场,因为他已是一位党员。在我周围的同学和同事中,他是唯一一位赞同政府与共产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记住他。在整个运动中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有许多人在照相,把很多大字报,标语照了下来,还有人拿着录音机,边读边录。我那时还没有那么高的历史认识及政治认识,加之我既无照相机也无录音机,所以我什么纪录也没有,我所讲的全凭记忆。我去过大约三次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带,那时学生组织很严,一般人很难进去。一次是借着医生身份去检查学生的健康情况,进入中心绝食的地方,看到那么多年轻的学生为了国家的变革付出那么大的牺牲,真的是非常感动。一次是挤到新华门南门去看学生跪地请愿,从新华门出来的时候很危险,人太多,看到新华门南墙外自行车全倒了。我很担心自己根本出不去,一但出现意外,大家都往外跑的时候,绝对会有无数人被踩死,这就是我的担心,等出来以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还有一次是叫我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她们学校(北京师范学院)也有很多人在广场中心静坐,几天都不回家,把我急坏了。我就挤到广场中央区叫她回家,但是后来离她还是有一段距离,就是挤不进去。我可以看见她们,但我叫她根本听不见,见地上有一个废弃的一号电池,便拿起来狠狠地扔过去砸在她身上,这样才把她叫走,但是回到她家以后她一直在伤心,不吃也不喝,我无论如何劝她,她也不理我,我实在急了。我就用刮脸刀片在我的右侧大腿前方划了一个H,是我女朋友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这才唤起她的注意,这个伤疤到现在还有。另一件值得提的事是我的骨科同事李淳德,在一次游行中,李淳德走在最前面,那次游行被记者照相并登上了北京日报或人民日报的头版,李淳德的照片非常显眼,忘了他是否举着北大医院的牌子,反正有人举着北大医院的横幅,若要追查是很容易的。六四镇压以后我们都担心李淳德的命运,是否会被抓起来,但未发生任何事情。此人是共产党员,可能主动向组织坦白交待,度过了此劫。李淳德善于人际关系,业务也很强,虽然他没有博士学位,现在仍然在博士成堆的北大医院骨科做到了主任的位子。

我重点要说的是六月三号晚上及六月四号早晨发生的事。那几天风声很紧,电视里已经发出威胁,让人们尽快离开广场,否则后果自负,已经感觉到部队要强行进城,市民和工人们在二环外布置的路障恐怕挡不住。我那些天也没有正经上班。六月三号晚上我在我女朋友的家东四十条一直呆到11点半左右,等我骑车回到北大医院宿舍已经是12点左右,因为东门已关,我只好从南门进去。在门口碰上我的两位同事,两个准备上后半夜班的骨科护士,一个叫王敏,一个叫李秋玲。护士的夜班分两段,早班的护士凌晨2点下班,晚班的两点接班,平时上早班的护士下班以后,就没有公共汽车了,一般就还在医院睡觉,第二天再回家。而上晚班的,一般是提前就到医院,到值班室睡觉,2点接班。那天王敏和李秋玲都上晚班,因为想要听外边的动静,所以就没有睡觉,都在南门的门口附近,我路过时正好碰见她们,就给她们打了招呼,也谈了几句时局。因为已经听见从西南方传来的枪声,有单发,还有连发,象冲锋枪的声音,非常密集,当时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后来了解是部队从西长安街复兴门打进来的声音。我们都以为肯定是橡皮子弹,不会是真枪真弹。李秋玲那时十八九岁,王敏大概三十五左右,李秋玲说她想去长安街看热闹,因为从大红罗厂的住院部骑车到长安街也就十分钟左右,我和王敏都劝她,不要去,即使是橡皮子弹,打着眼睛还是会造成严重损伤的,但李秋玲不听我两人的劝阻,还是骑车去了。然后我就回到我的集体宿舍睡觉去了。到了2点左右,我就听到楼下有人大喊,“外科大夫都下楼,有病人”。我们马上意识到是真开枪了,一个个医生全穿上白大褂下楼去到各自的专业病房去了。一边走一边骂,“操你妈的,真开枪了”。那真是气急了,如果我有枪,一定会冲出去和解放军打起来。等我到了骨科病房,走廊里已经躺满了伤员,因为大部分的床位还有此前收入的普通病人。这些伤员大部分是小腿中弹的,小部分是大腿中弹的,后来的统计共有十八个伤员,经过X光照片发现大部分是粉碎性骨折,而且三分之二是开花弹(我在此处称开花弹,但我真不知道该叫什么,英文里有Dum-Dum bullets,有中文翻译成开花弹,但Dum-Dum 只造成浅层损伤,与我这里谈到的开花弹又不一样,见示意图,但我实际看到的骨折要比这严重的多,弹片也不止图上的十几片,都是几十上百片,这是我能在网上找到的最接近的了)。因为我年资尚浅,我负责在病房接待及登记病人,其他高年资的医生到手术室做手术。普通子弹打中的个别有子弹存留,个别已经飞出身体。我们骨科医生根据战伤处理的原则,一个个挨次把病人送到手术室,取出残留在体内的普通子弹,把伤口进行清创处理,一般都不缝合,因为战伤都是污染的,非常容易感染。对于开花弹那是完全无力,子弹碎片实在太多了,几十上百片,根本无法取出,只好进行清创处理,也不缝合,简单固定以利以后换药。记得有一个病人很幸运,一个普通子弹打进了肩胛骨和胸壁之间,既没有肩胛骨骨折,也未造成心肺损伤。问了病人,这是如何发生的,病人说他看到有人中弹,立即骑车往外跑,因为非常用力,身子是完全弓着的,所以子弹平行打进了背部,非常巧的打进了肩胛骨下面。还有一个病人是普通子弹打进了臀部,也未造成骨折,对于这两个病人都是单纯取出子弹。但其它所有的病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大部分是粉碎性骨折,且是开花弹,就只好进行单纯伤口清洗了。大约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走廊的入口处大喊,“这个是我们自己人,优先送到手术室”,我走过去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我回来时在门口碰到的同事骨科护士李秋玲。右侧小腿中弹了,伤口很大,经过照片发现是中了开花弹,子弹碎成上百片,胫腓骨中段粉碎性双骨折。我们立即把她送到手术室进行伤口清创,但和其他伤者一样,也是不能取出弹片,不能进行骨折内固定,不能缝合,只能在小腿后方打一个开放式石膏,以利每日从前方进行换药。过了大约四五天,我们听到传闻,戒严部队要到医院抓人。吓得所有的病人都赶紧出院,以后这些病人的结果我就完全不知道了,是否有人伤口感染,是否有人严重到截肢,完全没有下落。我们接收伤员的时候都没有建立完整的住院病例,只是临时登记姓名年龄,听到戒严部队要来医院抓人,我们又把这些记录全都销毁了。所以我无从知道这些伤者以后的情况。但是李秋玲是我们骨科的同事,无处可去,只好继续住在病房,每日换药。幸运的是戒严部队最终并没有来我们骨科,李秋玲的事并无人追究。因为李秋玲是粉碎性骨折,又残留那么多弹片,我们骨科非常担心她是否感染,就是不感染也很难愈合,因为胫腓骨在骨折处的端口距离有点远,碎片和碎片之间也距离远。但是李秋玲非常幸运,她的伤口完全愈合了,没有任何感染。大约半年左右她的骨折也愈合了,非常令人吃惊。分析原因,一方面是城市的火器伤不带有野外战伤的泥土污染,伤口相对清洁,一方面是我们骨科医生护士对自己的同事太尽职尽责了,处理及时完全,换药勤,还用了大剂量的抗菌素,最后是她很年轻,身体其它方面完全健康,愈合能力强,但绝对也有幸运的因素。李秋玲的骨折虽然愈合,但是非常脆弱,不能安排她上正常班,但是又不能长期在家,休假那么长是拿不到工资的,况且还有奖金,所以骨科就安排她在病房入口处看门,一直到满了一年才上正常班。因为天天坐着,活动少,这一年里她的体重增加了20斤。李秋玲的伤口与骨折虽然愈合了,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她的脚的大拇趾不能上抬,估计是支配的肌肉或神经受到了严重损毁,但她能够愈合已经非常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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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为普通胫腓骨骨折,右侧为开花弹造成的粉碎性胫腓骨骨折(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那之前我们骨科来过一个从新疆农垦某师的一个进修医生,名字叫刘永清,他和李秋玲建立了恋爱关系。但是受户口限制,他是不能在北京工作的,就是没有户口限制他也很难在北京的医院找到工作,毕竟北京的医院都是接收应届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或是能开后门的能力非常大。我在北京工作了16年,只见到一个外地调到北京的医生,那是哈尔滨一骨科医院的主任,能够进行断指再植,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的。是友谊医院骨科罗先正主任通过他的妻子,在北京市卫生局人事处做处长才办成的(姓姜),否则那是极为困难。我1991年毕业以后在北京市另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就不再了解李秋玲和刘永清他们的事,我考虑一定是两地分居。1999年我到广东南海开骨科会议,意外地碰到了刘永清,得知他们已经搬家到顺德还是某个城市,就这样解决了两地分居的困难。

以上这些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在心里压了这么多年,才想一吐为快。加之我从未在网上看到有人谈起经历过我这样的事,所以写在此处,以利从未经历六四大屠杀甚至未听说此事的人了解历史。在北大医院骨科工作过30年以上的人都应当记得李秋玲受伤及她和刘永清他们的事。从网上查了一下,目前健在的医生有马忠泰,文立成,柴卫兵,邑小东,李淳德,米川,林景荣,朱天岳,严尚诚。一些曾在当时的骨科病房工作的护士也不会忘记此事,护士的信息网上不易查到,记忆中有王敏,张月琴,李杰,赵霞,李静等。他们都可以证实我讲的李秋玲的故事。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四七〇期(cm0619a)

 

——CND刊物和论坛(2019-06-0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3期,2019年6月7日—2019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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