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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穩控模式到掃蕩模式

2014年07月25日

全國范圍內的大抓捕還在繼續。每一天都有壞消息傳來。維權律師浦志強、劉士輝、唐荊陵、夏霖、余文生,民主維權人士袁新亭、王清營、聖觀法師、謝文飛、楊崇、賈靈敏、郭玉閃、寇延丁,記者和學者高瑜、徐曉、鐵流,紀錄片制片人沈勇平,藝術家王臧、追魂、陳光,等等。

有人解釋成政法系統濫用警力、警察權失控;有人解釋成中央派系斗爭,也有人解釋成習近平為了穩固自身權力而採取的應急手段,這恐怕都不對。這一波對民間社會的大規模鎮壓,是從去年抓捕“西單四君子”開始的。2013年3月31日,袁冬、張寶成等四人在西單演講,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當場被捕,正式揭開了當局鎮壓新公民運動和公民社會的序幕。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在全國范圍內至少五百名維權人士被捕入獄,許志永,王功權,郭飛雄,李化平,張林,丁家喜,劉萍,袁奉初,等等,其中著名維權者曹順利被當局折磨致死,伊力哈木竟被判處無期徒刑。不僅僅是維權人士,針對異議人士、地下教會、法輪功信仰者、上訪者、網絡活躍人士、自由派學者的打壓都在明顯加強,對信息傳播、意識形態的控制明顯收緊。

這一波打壓雖然從形式上並沒有採取茉莉花時期大規模綁架、秘密關押、酷刑的方式(應急狀態下的維穩升級),但從持續時間、波及范圍、被捕人數、懲罰力度上,都超過了2011年的茉莉花。完全可以認為,習近平上台之后的這兩年,是1989年天安門屠殺之后,當局鎮壓中國民間社會最為殘酷的時期。

顯然習近平上台后,試圖要轉變對付民間社會的模式:從這一轉變已經發生,2013年“西單四君子”事件可以作為開端;當局在打擊過程中收集信息、觀看反應、摸索經驗,繼續深化和強化這一新模式。這種轉變可以稱之為“從穩控模式到掃蕩模式”,或者“從控制模式到清洗模式”。這並非是應急的、針對事件的,而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並非針對特定少個人的,而是針對整個民間社會的。原來抓捕的是越過紅線的、冒頭的、上街的、有組織化色彩的等等,現在則有對民間社會一網打盡之勢。活躍的、有影響的、有行動力的,都可能在被捕名單內。某人在某個事件中被捕,不能說明這個事件是這個人被捕的原因。抓捕隻是找個借口、找個機會,似乎要算舊賬、算總賬。原來主要以懲罰個別越線者為目標,維持維穩力量的優勢,現在同時要清除民間集結的節點、消滅民間領袖的萌芽、瓦解民間反抗的能力。去年春天以來至今,抓捕規模之大、打擊力度之凶狠,可以看出當局意在徹底瓦解民間的抗爭力量,至少要遏制公民社會在過去十年中穩步成長、悄然壯大的勢頭。

習近平不是戈爾巴喬夫,他是毛主義之子。從他的太子黨立場、從他受教育的經歷、在黨文化中摸爬滾打的經歷,從他上台之前之后的發言來看,他頭腦中沒有民主憲政這些東西。“不輸出革命”、“兩個不能否定”、“七不講”、“九號文件”、“819講話”、拜毛、國安委,書記已經磨刀霍霍,公知何必意淫連連。目光敏銳的《經濟學人》在封面上給習主席穿了皇袍,但與毛權相比,皇權實在不足挂齒。毛主義、一黨制、江山永不變色,乃是習所服膺的“宇宙真理”。其實胡錦濤的想法和習近平的差別並不太大,但習更有動力、更有魄力、更有自信、更少掣肘,對“黑五類”(維權律師、地下教會、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擺開陣勢、真刀真槍地殺將起來。更重要的是,在黨國領導人看來,如果不對以“黑五類”為代表的民間力量、反對力量進行“非常規威懾”、摧毀性打擊,他們就會“現實而迫在眉睫”地威脅到黨的政權和利益(也就是所謂“人民的利益和社會的穩定”)。

但中國的公民社會已然具備自我修復、穩健發展的基礎。一方面,是中國的互聯網、市場化、全球化、法律化、公民意識的發展、社會運動的積累;另一方面,是現政權的合法性先天不足、現有體制不斷侵犯公民權利、不斷制造矛盾沖突、現有意識形態不斷喪失吸引力、現有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現有發展模式不斷暴露危機。這些大背景、大環境,使得中國的公民社會、自由民主力量的上升趨勢,幾乎無法被個別人的意志所打斷。這個過程中會有迂回、有挫折、有低谷、有犧牲,更多的人要付出令人痛心的代價,壞消息會一個又一個地到來。但前面描述的時代大背景、社會大環境,既是當局轉換鎮壓模式的原因,也是新的鎮壓模式無法最終達到目的的原因。

2014/05/25

(更新2014/12/05)

——原載:東網

轉自《縱覽中國》,201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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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滕彪,人權律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北京興善研究所創立人和所長,“公盟”創建者之一,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人權與公義研究中心訪問學者。他為很多人權案件提供了法律援助,包括陳光誠案、胡佳案和孫志剛案。

維權律師滕彪談許志永和新公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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