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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稳控模式到扫荡模式

2014年07月25日

全国范围内的大抓捕还在继续。每一天都有坏消息传来。维权律师浦志强、刘士辉、唐荆陵、夏霖、余文生,民主维权人士袁新亭、王清营、圣观法师、谢文飞、杨崇、贾灵敏、郭玉闪、寇延丁,记者和学者高瑜、徐晓、铁流,纪录片制片人沈勇平,艺术家王臧、追魂、陈光,等等。

有人解释成政法系统滥用警力、警察权失控;有人解释成中央派系斗争,也有人解释成习近平为了稳固自身权力而采取的应急手段,这恐怕都不对。这一波对民间社会的大规模镇压,是从去年抓捕“西单四君子”开始的。2013年3月31日,袁冬、张宝成等四人在西单演讲,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当场被捕,正式揭开了当局镇压新公民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序幕。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至少五百名维权人士被捕入狱,许志永,王功权,郭飞雄,李化平,张林,丁家喜,刘萍,袁奉初,等等,其中著名维权者曹顺利被当局折磨致死,伊力哈木竟被判处无期徒刑。不仅仅是维权人士,针对异议人士、地下教会、法轮功信仰者、上访者、网络活跃人士、自由派学者的打压都在明显加强,对信息传播、意识形态的控制明显收紧。

这一波打压虽然从形式上并没有采取茉莉花时期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酷刑的方式(应急状态下的维稳升级),但从持续时间、波及范围、被捕人数、惩罚力度上,都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完全可以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这两年,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当局镇压中国民间社会最为残酷的时期。

显然习近平上台后,试图要转变对付民间社会的模式:从这一转变已经发生,2013年“西单四君子”事件可以作为开端;当局在打击过程中收集信息、观看反应、摸索经验,继续深化和强化这一新模式。这种转变可以称之为“从稳控模式到扫荡模式”,或者“从控制模式到清洗模式”。这并非是应急的、针对事件的,而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并非针对特定少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民间社会的。原来抓捕的是越过红线的、冒头的、上街的、有组织化色彩的等等,现在则有对民间社会一网打尽之势。活跃的、有影响的、有行动力的,都可能在被捕名单内。某人在某个事件中被捕,不能说明这个事件是这个人被捕的原因。抓捕只是找个借口、找个机会,似乎要算旧账、算总账。原来主要以惩罚个别越线者为目标,维持维稳力量的优势,现在同时要清除民间集结的节点、消灭民间领袖的萌芽、瓦解民间反抗的能力。去年春天以来至今,抓捕规模之大、打击力度之凶狠,可以看出当局意在彻底瓦解民间的抗争力量,至少要遏制公民社会在过去十年中稳步成长、悄然壮大的势头。

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他是毛主义之子。从他的太子党立场、从他受教育的经历、在党文化中摸爬滚打的经历,从他上台之前之后的发言来看,他头脑中没有民主宪政这些东西。“不输出革命”、“两个不能否定”、“七不讲”、“九号文件”、“819讲话”、拜毛、国安委,书记已经磨刀霍霍,公知何必意淫连连。目光敏锐的《经济学人》在封面上给习主席穿了皇袍,但与毛权相比,皇权实在不足挂齿。毛主义、一党制、江山永不变色,乃是习所服膺的“宇宙真理”。其实胡锦涛的想法和习近平的差别并不太大,但习更有动力、更有魄力、更有自信、更少掣肘,对“黑五类”(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摆开阵势、真刀真枪地杀将起来。更重要的是,在党国领导人看来,如果不对以“黑五类”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反对力量进行“非常规威慑”、摧毁性打击,他们就会“现实而迫在眉睫”地威胁到党的政权和利益(也就是所谓“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

但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然具备自我修复、稳健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是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化、全球化、法律化、公民意识的发展、社会运动的积累;另一方面,是现政权的合法性先天不足、现有体制不断侵犯公民权利、不断制造矛盾冲突、现有意识形态不断丧失吸引力、现有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现有发展模式不断暴露危机。这些大背景、大环境,使得中国的公民社会、自由民主力量的上升趋势,几乎无法被个别人的意志所打断。这个过程中会有迂回、有挫折、有低谷、有牺牲,更多的人要付出令人痛心的代价,坏消息会一个又一个地到来。但前面描述的时代大背景、社会大环境,既是当局转换镇压模式的原因,也是新的镇压模式无法最终达到目的的原因。

2014/05/25

(更新2014/12/05)

——原载:东网

转自《纵览中国》,201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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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滕彪,人权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兴善研究所创立人和所长,“公盟”创建者之一,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人权与公义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他为很多人权案件提供了法律援助,包括陈光诚案、胡佳案和孙志刚案。

维权律师滕彪谈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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