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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中國領導人不可能逃避“六四”大屠殺的歷史責任——紀念“六四”慘案二十六週年

2015年06月01日

文中引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3月就日本領導人應對19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承擔歷史責任的問題時所說的“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說,不僅要繼承前人所創造的成就,也應該擔負起前人罪行所帶來的歷史責任”,“天安門母親”追問:“那麼,同樣道理,當年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在自己國家裡犯下的一系列人為的乃至殺人的罪行,他們的后繼者是否也要擔負起由此帶來的歷史責任呢?”

“天安門母親”敦促中國領導人承擔歷史責任
 
2015年6月1日
 
“天安門母親”授權中國人權發表她們撰寫的
紀念“六四”慘案26周年的文章。
 

上一世紀末發生在中國首都北京的“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但是,這場慘案的真相至今仍未大白於天下,慘案的死難者依然含冤於九泉之下,難以安息。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恥辱!也是整個文明人類的恥辱!

在以往漫長的二十年裡,即從上個世紀1995年起,我們這群“六四”慘案的受難者和受難親屬,每年都要秉筆直書,致函“兩代會”及國家領導人,聲明八九天安門流血慘案,不是政府行為的失當,而是政府對人民的犯罪。我們要求公開、公正地解決“六四”問題,要求就“六四”遺留問題與政府方面協商、對話。為此我們提出三項訴求: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佈死者名單和死者人數;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屬作出個案交待,依法給予賠償;對“六四”慘案立案偵查,追究責任者刑責。這三項概括起來,就是“真相、賠償、問責”六個字。

然而,上述要求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回想起上一個世紀,中國無辜死亡了很多人,僅中共統治下就慘死了八千萬(也有說六千萬)。上個世紀50年代,有一個“土改、鎮反”,打死、殺害了很多人;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一個“大躍進”(實則為“大饑荒”),又活活餓死了很多人;60年代至70年代,有一個全國性動亂的“十年文革”,自殺、他殺了很多人。一直到了世紀末,還發生了一起八九“六四”流血慘案,這是全副武裝的野戰軍開進北京城對學生和市民實行的最殘忍的大屠殺,用機槍掃射、用坦克碾壓自己的同胞。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還嚴嚴實實地掩蓋著。

“六四”流血事件過後,我們從親人倒下的地方站立起來,一個、二個、三個、四個、五個,到一批又一批聚攏來,逐漸形成了“天安門母親”群體。我們在漫漫長夜般的黑暗中,抗爭,失敗,再抗爭,再失敗……但我們沒有停步,沒有歇息;每一次失敗之後不是絕望和氣餒,不是退縮和潰散,而是繼續向前走,吸引更多同命運者向著我們的群體走來。

2014年“六四”二十五週年是個坎兒,“天安門母親”從整體上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嚴密監控和打壓。原先,大家有個約定,自“六四”十週年祭開始,每逢五、十週年之際,在京的難屬都要舉行“六四”受難者集體祭奠儀式。我們都會帶著已故親人的遺像,聚集在某戶難屬家中,供上鮮花,焚香點燭,播放哀樂,灑酒哭祭,以此抒發悲情,安撫亡靈。

1999年“六四”十週年,我們在便衣警察嚴密監控下祭奠成了;

2004年“六四”十五週年,儘管那年三月遭受了“文化衫事件”的不白之冤,但還是在便衣警察警戒下祭奠成了;

2009年“六四”二十週年,除了丁子霖夫婦被國安軟禁在家不得參加外,其他難屬排除乾擾畢竟也祭奠成了。

2014年是“六四”慘案二十五週年,我們本來決定五月十六日仍在難屬家中舉行集體祭奠儀式。然而,自四月清明節之後起至六月十日左右,在京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絕大部分成員都被市公安局、國保大隊、所在轄區派出所、社區居委會上門“談話”,家門口被設崗,外出被跟踪盯梢……這樣,原擬舉行的集體祭奠,遂胎死腹中,連每年的“六四”祭文在“二十五週年”之際也未能發出。更有甚者,當局對我們之中有的成員還進行了變相抄家: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面找難屬“談話”,從早到晚一整天,直至逼迫其“自動”交出家中電腦裡所有存件才罷休。丁子霖夫婦則自五月四日至六月五日被北京國安軟禁在外地不得返京,以致他們自1989年以來第一次未能在亡兒冥誕(六月二日)及忌日(六月三日)陪伴其靈前(其亡兒遺骨一直置放在家中),更不用說在家中為亡兒祭奠了。

對“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監控並沒有隨著“六四”二十五週年過去而停止,而是轉入了“新常態”,甚至達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在這之前,他們一般通過竊聽“天安門母親”一些主要成員的電話、手機掌握情況,採取措施;然而,自今年年初開始,他們居然把竊聽器置入“天安門母親”某成員家裡,當難屬們為共同關心的事情議論紛紛時,他們就直接錄下各人談話的內容,包括當場宣讀的文件討論稿也不放過,然後隨即採取威嚇措施。對於這種卑劣做法,難屬們義憤填膺,紛紛予以譴責。

殺了你的親人,不給任何交代;你要公道,沒有!只有迫害和監控,封住你的嘴,而且越演越烈!

今年三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兩代會記者招待會上說:“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說,不僅要繼承前人所創造的成就,也應該擔負起前人罪行所帶來的歷史責任。”這是就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那場侵略戰爭說的。當年日本人給中國造成了天大的災難,今天日本政府的領導人理應擔負起前人罪行帶來的歷史責任;那麼,同樣道理,當年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在自己國家裡犯下的一系列人為的乃至殺人的罪行,他們的後繼者是否也要擔負起由此帶來的歷史責任呢?這是確定無疑、不可移易的。這就叫做“堅持正確的歷史觀,以史為鑑”。國人將拭目以待。

不能採取強制性遺忘:凡是對我有利的,就記住;凡是對我有害的,就忘掉。中國從“六四”至今的幾屆領導人,他們的思維定勢,都是對“六四”採取了選擇性遺忘。我們要明白無誤地告訴今天的領導人:靠強權採取選擇性遺忘,只能得逞於一時,人們的噤若寒蟬也不可能維持多久。欠債總是要還的,既躲不過,也賴不掉。

中國政府自從八九“六四”以後的隱瞞和欺騙,使整個社會變成一個空殼,社會的每個角落被一種到處瀰漫著的晦暗、冷漠、絕望、墮落所籠罩,沒有公平,沒有正義,沒有誠信,沒有羞恥,沒有敬畏,沒有懺悔,沒有寬容,沒有責任,沒有同情,沒有愛……尤其是“六四”後的青少年,他們從書報雜誌上、從網絡媒體上,看不到“六四”,看不到“六四”死難者,看不到“六四”死難者親屬,看不到“天安門母親”,以至於使得整個“六四”這段歷史在他們那裡成為一片空白。這究竟是誰之過?!

不要忘了今朝是何年——為何人們要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要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為何台灣每年都要紀念“二二八”鎮壓事件,韓國每年要紀念“光州屠殺”事件。試問:哪一年,哪一天,中國也將紀念土改、鎮反中慘死的無辜者;紀念大饑荒中餓死的平民百姓;紀念“十年文革”中遭虐待、迫害致死的中國公民;紀念“六四”大屠殺中的死難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簽名者:

尤維潔 郭麗英 張彥秋 吳麗虹 尹敏
郝義傳 祝枝弟 葉向榮 徐珏 丁子霖
蔣培坤 張先玲 王範地 周淑莊 李雪文
錢普泰 吳定富 宋秀玲 孫承康 於清
孫寧 黃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王廣明
劉梅花 謝京花 馬雪琴 鄺瑞榮 張樹森
楊大榕 賀田鳳 劉秀臣 沈桂芳 謝京榮
金貞玉 要福榮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風
王桂榮 譚漢鳳 孫恆堯 王文華 陳梅
周燕 李桂英 徐寶艷 狄孟奇 王連
管衛東 高婕 劉淑琴 王雙蘭 孫珊萍
張振霞 劉天媛 黃定英 熊輝 張彩鳳
何瑞田 任金寶 田維炎 楊志玉 李顯遠
王玉芹 韓淑香 曹長先 方政 齊志勇
馮友祥 何興才 劉仁安 齊國香 韓國剛
石峰 龐梅清 黃寧 王伯冬 張志強
趙金鎖 孔維真 劉保東 陸玉寶 齊志英
方桂珍 雷勇 肖書蘭 葛桂榮 鄭秀村
王惠蓉 邢承禮 桂德蘭 王運啟 黃雪芬
郭達顯 王琳 劉乾 朱鏡蓉 金亞喜
周國林 穆懷蘭 王爭強 寧書平 曹雲蘭
隋立松 林武云 馮淑蘭 付媛媛 孫淑芳
李春山 蔣艷琴 何鳳亭 譚淑琴 奚永順
肖宗友 喬秀蘭 陸燕京 李浩泉 賴運迪
周小姣 週運姣 陳永朝 陳永邦 劉永亮
張景利 孫海文 王海林 陸三寶  

(共129人)

根據難友們的提議,決定把歷年來簽名者中已故難友的名單附錄如下,以​​尊重死者遺願:

吳學漢 蘇冰嫻 姚瑞生 楊世鈺 袁長錄
周淑珍 王國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張俊生 吳守琴 周治剛 孫秀芝
羅讓 嚴光漢 李貞英 鄺滌清 段宏炳
劉春林 張耀祖 李淑娟 楊銀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蕭昌宜 軋偉林 劉建蘭
索秀女 楊子明 程淑珍 杜東旭 張桂榮
趙廷傑 陸馬生      

(共37人)

天安門母親服務團隊集體討論 丁子霖蔣培坤執筆

201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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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和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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