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苦难太沉重

在我们的遇难者名单里，还有一名遇难者的家是在湖北仙桃市，他的名字叫戴金平。

戴金平，男，遇难年龄27岁，1986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园林系硕士研究生，1989年6月3日晚11点左右，遇难于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附近。亲属于1989年6月10日左右在友谊医院太平间见到戴金平的遗体；校方给了2000元安葬费。

临离开北京时，我们在难属名册里看到戴金平家中情况简述，知道他是家中的长子；他死后不到半年，弟弟得了精神分裂症；父亲戴丛德在给别人打工时被歹徒打死；母亲朱镜蓉因大儿子的死原本已经痛不欲生，随后家中接二连三的不幸打击更是雪上加霜，使得她一身的病，挣扎在贫苦线上。因此，我们历来是把她做为特困户来对待的。

每年，我们在进行人道捐助时都是通过她的侄女婿，和他的联系比较多，她的侄女婿家就住在仙桃市内。她的侄女婿在几个月前曾给我打电话，他的手机号有变并把新的手机号告诉我，我当时只是把新手机号留在我的手机里忘记了，没有进行其他备份处理，所以在我们寻找朱镜蓉时费了一番周折。

在北京时，我就未能和她的侄女婿联系上，打他的手机总是说是空号，到了仙桃市后再给他打电话依然无法联系上。我们有他家的地址，按着地址找到他的家，家中没有人，敲门问邻居，是一对年轻的夫妻，邻居说他们的年纪比较大，平日里来往也不多，感觉这家已经好久没有人住了。没有办法，我写了一张纸条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这对年轻的夫妇，请他们帮忙——如果他们家有人回来，务必按照纸条上的手机号给我打个电话过来。

一直到晚上也没有接到电话，虽然有朱镜蓉家的地址，她家的方位是在什么地方，交通是否方便等完全不清楚。尤其是农村的百姓对六四大屠杀的认识我们不了解，如果贸然前往，我们的口音当地人一听就知道是外地来的。朱镜蓉本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村妇，和外界也没有什么来往，未见到她时，以为年龄应该是八十多岁的老妇，两个素不相识的外地人去找她，身上带着照相机和摄像机，会不会引起当地有关人员的注意。左思右想，最后和郭丽英商议，决定先什么都不带，按照地址先去找她，找到她哪怕第二天再去一趟都可以。

她的家住在仙桃市沔城回民镇，我们买了到沔城的车票，到了沔城再想办法打听去回民镇怎么走。看来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首先沔城是交通要道，很多从仙桃发车往不同方向的车都要经过沔城，回来的车次也很多，几乎十几分钟就会有回到仙桃的车路过，只要招手车就会停下来。在车上，我们拿出地址向同车的乘客打听应该怎么走，乘客很热心地向我们指点，也不问我们的来意。

朱镜蓉家所在的村子离公路也不算太远，站在公路上可以看到村子的轮廓。沿着一条小路约半个小时就到了村口。我们向村民打听，村民们也都很热情地告诉我们，他们指着站在路旁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说他是她的儿子，我们跟着他走就行。

我想这应该是她家得精神分裂症的儿子，他的名字叫戴金海，现在看起来他还算是比较正常。他把我们带到他家门口，迎面走过来一位妇女，年纪看上去也就不到七十岁吧。正在我们狐疑时，她来到我们面前，说她就是朱镜蓉，问我们有什么事情。很意外的是她原来还这么年轻。她今年70岁，在失去孩子的母亲中，她的年龄算小的。

我们告诉她，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受北京难属的委托来看望他们，她虽很意外但很高兴地把我们让进屋。这次突然的造访，是因为没有联系上她的侄女婿，她说她的侄女婿电话变了应该是把新手机号给我们了。侄女婿在杭州的女儿家，通过和侄女婿通话，才使我想起，是我的疏忽，其实他已经把新电话留给了我。

找到她，我很兴奋，看看时间还早，还没有到中午，于是我决定自己回仙桃市住宿的地方，取照相机和摄像机，留下郭丽英陪伴着她。

从仙桃取东西回来，他的儿子正在路口等我。来到村口，这时我才有心情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个村子的规模。村子分成几条街，每条街上都有一排民房；民房的规格大小不一，从这头望过去感觉延伸很长。这几年，经济改革也给农村带来了一定的变化，家中有劳力的，可以到城市中去打工，打工挣的钱回家盖房子。家家盖成两层楼的小楼，家家相连，外墙用瓷砖贴墙。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民房是未经过任何修饰的老房子，老房子低矮且破旧，与有新房的人家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无论是新房还是老房，门前的走道都是用水泥铺成，不似以前是泥土地了。

朱镜蓉家住在老房子里，家中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进门是一间堂屋，是吃饭的地方，堂屋里放着一张方桌和几个条凳，靠墙放着一个旧柜子，旁边堆着杂物。堂屋的两边各有一间住屋，一间是朱镜蓉住，一间是儿子儿媳住。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家中唯一具有现代气息的是儿子的住房里有一台冰箱和一台老式的电视机；墙壁是泥墙，外层抹的白灰已经完全脱落。从堂屋往后走是他们做饭的地方，出了厨房是一块面积不大的后院，里面种了一些他们自用的蔬菜，一看就知道在这个村子里都应算是贫困户了。

朱镜蓉告诉我们，就是这座破旧的老屋也不属于他们，是她的大伯全家搬到仙桃市后让给她家住的；她自家的屋子，因为没有钱翻盖已经塌了，不能住人。

她的小儿子从外表神态上看，病情好像不算太严重，只是不太爱说话。他有两个孩子，大孩子是个女儿，已经可以外出打工了，小的是儿子还在上学；他的妻子也在仙桃市打工，一个月回来一两次。吃饭时，可以看出他精神上还是有些不正常：他从不坐下来吃饭，端着碗走来走去的。朱镜蓉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疗再加上每天吃药，他比刚刚得病时要好很多，但还是不能受刺激，一受刺激就会犯病；因为他的病让她操碎了心。她还有一个女儿，嫁到外乡，平日不来往，只有逢年过节时会回来看她。

“明年是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了，对于我们母亲来说，孩子失去已经二十五年了。我们这次来是想把母亲的声、影留下来，因为父母亲们的年龄越来越大，这是第一点。另外，我们也想听听母亲是怎么想的，孩子被无辜打死，自己的想法，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当时，您没有去北京吧！是不是您的侄女婿去的？”

“当时，学校来消息，他们都瞒着我，怕我受不了，压了几天，后来学校又来电报，送到我大伯家，大伯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就昏了过去，家里亲戚们把我救回来。我就不想活，我的孩子是家庭的主要成员，也是主要支柱，他是我家庭的唯一的希望。农村里捧一个孩子不简单，好容易捧出来，哪个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我觉得首都北京应该是最安全的，哪里想到，我的孩子到了首都北京上学会把他的命给夺去了。我的孩子又没有犯法，又没有抢劫，就白白地把命丢了，让我怎么能想得通。我躺在床上整整瘫了两年，不能走路。接到学校电报后，是孩子的父亲，还有几个侄女婿去的，他们没有让我去，怕我承受不了。他们到医院把他的遗体取出来，送到八宝山火化。”

“他是打在什么部位，在什么地点受的伤，送到哪个医院？”

“他是打在胸部，送到友谊医院时还活着，医院里一个教授给他做的手术，手术台上他还和医生用英语对过话。他是研究生，和两个同学在一起，走到戒严部队戒严的地方，被子弹击中。”

 “二十五年了，你对国家有什么要求。”

“我相信政府应该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穷家小户的人家把孩子培养成研究生多不容易。我是下放到农村来的，做过农村民办代课老师，没有多少钱，每月只有18元钱，培养他很辛苦。我要求政府给我们赔偿，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我要等到政府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已经等了二十多年了，做为一个母亲看到别人家和他同年的孩子还活着，自己的孩子被无辜打死了，心里很难受。我们年纪大了，活一天是一天，希望政府能在我们在世时把这件事解决，我们也能闭眼，否则我们死不瞑目！要求政府不要再拖下去，拖是拖不过去的，那么多条人命啊！解放军是应该打击侵略者，怎么会向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开枪，他们都手无寸铁。人命关天啊，一条人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没有了，太不像话了。”

“戴金平是不是你们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

“是的，他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那时，家里只有两间草房，后来被风吹垮了，他读书时，没有钱买纸买笔，我去捡废品卖了钱，给他买纸买笔，很不容易。现在，我有两个孙子在上大学。如果他不死我们家也不会这样。”

朱镜蓉从箱子里拿出她保存了二十多年的戴金平的血衣、生前照片、笔记等物——有些遗体照片她的女儿怕她看见难过，把它们带走了保存在她那里；亲属保留着当年学生游行时的旗子。

在戴金平的笔记本里，我们看到农大园林系研究生班的同学的悼词，悼词中写道：

“悼金平，金平于1989年六月四日离开了我们。

“金平于1963年8月27日生于湖北省仙桃市沔镇州岺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八岁入学以后以优异成绩进入中学、高中、大学，在校期间始终是一位好同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武汉市农校教书约两年，是一名好教师。1986年9月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他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兴趣广泛，是位有头脑的热血青年，他希望毕业后能孝敬父母，报效祖国。

“金平是我们的好同学、好朋友，共同的寒窗生活，培植了我们的真挚友谊。他工作上兢兢业业、不辞辛苦，踏踏实实地完成了毕业论文。他品行好，求上进，取得领导和老师的赏识和称赞。就在他三年的努力即将取得硕果之际，就在那长达万字的论文即将通过之际，就在组织上考虑发展吸收他为中共预备党员之际，他离开了我们。英年早逝，痛惜无比，拳拳之心，完成未果，于国于家，皆可叹然。

“安息吧，金平，你诚实好学、勤奋上进的品德永远是我们大学生的楷模。安息吧，金平，我们永远怀念你。   北京农业大学园林系研究生班共哀。  1989年6月19日

“（十人签名：略）”

对于戴金平遇难情况，他的母亲没有到北京处理后事，回来后家人怕她难过，向她叙述时肯定有隐瞒。为了戴金平遇难的真实性，我又打电话向她的侄女婿求证当年的实际情况，他是到北京处理后事的当事人之一，并且他家每一次遭难处理上，他都参与。

“89年6月3日前，戴金平没有参与学运，在学校里一直在实验室做实验准备毕业论文。6月3日晚上，他和带他的教授说了一声，就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学校。走到北京大学遇到在北大上学的两个同学，三人一起往长安街走。这时路上的高音喇叭中要大家不要上街，那两个同学回去了，只有他一个人还继续往天安门广场走，走到毛主席纪念堂后遇到戒严部队开枪，胸部中了三颗子弹，现场的情况不清楚，被一辆三轮车送到友谊医院。他们曾想在北京寻找这辆三轮车，想从他那里了解出事的情况，没有找到。

“送到医院时，戴金平还活着，大概抢救了十几分钟就不行了，没有抢救过来。戴金平没有回到学校，学校里带他的教授让班主任王涛（博士生）带几个同学，到各个医院去找，最后在友谊医院通过他身上携带的北京农业大学食堂的饭票和学生证找到他的遗体。

“学校给我们打电报，我们接到电报后，他的父亲和我们几个堂姐夫来到北京，到北京是9号，住在学校的招待所里。走时没有告诉他的母亲，怕她一下子接受不了，后来是留在家里的大伯告诉她的。园林系的系主任、带他的教授、班主任接待的我们。学校里没有开追悼会，因为，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学生会自发地在食堂里设了灵堂，很多人送了花圈。

“已经带他两年的教授对他非常好，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对于他的死非常气愤，觉得政府采取这样的手段对待学生，这么多无辜的孩子被打死了，非常不公平。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有很多素不相识的老师、学生来看望我们，给戴金平捐款，大约捐了6000多元。学校里对戴金平的死有一个结论，对他的评价很高。我们17号才把所有的后事处理完。

“在戴金平死去不到半年，他的弟弟当时是在沔城中学读高中，有一天晚自习，他离开学校失踪了。学校找不到人，通知家属，我们发动了很多亲戚朋友分头去找。找了两天，最后是在离家100里地的长壋口镇找到他，他就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两天来没有吃过饭，身上全是土。他是心理障碍导致精神分裂症，书也没办法读了，只能退学。为他看病花了很多钱，现在只能用药控制，才能不发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戴金平父亲的事是我去处理的，情况比较清楚，大儿子死了，小儿子有精神病，朱镜蓉又有病，一家生活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他决定去打工。1998年，在武汉汉正街，做一根扁担两根绳子为别人送货的事。打工不到一年，为了一元钱把命丧了。起因是有一个卖年画的老板，送货时讲好价格，到了地点，老板赖账少给他父亲一元钱 ，因此发生争执，老板用膝盖对着他父亲的下身处狠狠地撞了几下，他不治身亡。”

对于朱镜蓉家的不幸遭遇，我们非常同情，这一切的发生起缘于那场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她的大儿子，一个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她家的顶梁柱被无辜打死，对于这个贫困家庭来说已经是遭到灭顶之灾；不到半年，她的正在上高中的小儿子正是青春期心理最薄弱的时期，眼看着哥哥被打死，母亲瘫痪在床，政治气氛肃杀恐怖，让他一个16岁的孩子无法接受这一残酷事实，终于承受不了内心的压力变成精神病；她的丈夫，为了支撑起这摇摇欲坠的家庭，独自在外面打工，仅仅是为了一元钱使他命丧黄泉——在很多人眼里一元钱不算什么，但是在他的眼里，靠自己劳动挣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家的活命钱。

这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残酷地压在这位母亲、妻子身上，可想而知，她承受的是人世间最悲惨的遭遇。她又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知道，她还有一双儿女需要她，她必须战胜自己，战胜身上的病痛；如果她不在了，她的那一双儿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尤其是患病的小儿子，更是需要她。她做到了，她坚强，让她的儿女还有母爱依靠。她坚强，她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大儿子被平冤昭雪的那一天到来，否则她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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