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遇難者名單裡，還有一名遇難者的家是在湖北仙桃市，他的名字叫戴金平。

戴金平，男，遇難年齡27歲，1986年考入北京農業大學園林系碩士研究生，1989年6月3日晚11點左右，遇難於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附近。親屬於1989年6月10日左右在友誼醫院太平間見到戴金平的遺體；校方給了2000元安葬費。

臨離開北京時，我們在難屬名冊裡看到戴金平家中情況簡述，知道他是家中的長子；他死後不到半年，弟弟得了精神分裂症；父親戴叢德在給別人打工時被歹徒打死；母親朱鏡蓉因大兒子的死原本已經痛不欲生，隨後家中接二連三的不幸打擊更是雪上加霜，使得她一身的病，掙扎在貧苦線上。因此，我們歷來是把她做為特困戶來對待的。

每年，我們在進行人道捐助時都是通過她的侄女婿，和他的聯繫比較多，她的侄女婿家就住在仙桃市內。她的侄女婿在幾個月前曾給我打電話，他的手機號有變並把新的手機號告訴我，我當時只是把新手機號留在我的手機裡忘記了，沒有進行其他備份處理，所以在我們尋找朱鏡蓉時費了一番周折。

在北京時，我就未能和她的侄女婿聯繫上，打他的手機總是說是空號，到了仙桃市後再給他打電話依然無法聯繫上。我們有他家的地址，按著地址找到他的家，家中沒有人，敲門問鄰居，是一對年輕的夫妻，鄰居說他們的年紀比較大，平日里來往也不多，感覺這家已經好久沒有人住了。沒有辦法，我寫了一張紙條把自己的手機號留給這對年輕的夫婦，請他們幫忙——如果他們家有人回來，務必按照紙條上的手機號給我打個電話過來。

一直到晚上也沒有接到電話，雖然有朱鏡蓉家的地址，她家的方位是在什麼地方，交通是否方便等完全不清楚。尤其是農村的百姓對六四大屠殺的認識我們不了解，如果貿然前往，我們的口音當地人一听就知道是外地來的。朱鏡蓉本身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家村婦，和外界也沒有什麼來往，未見到她時，以為年齡應該是八十多歲的老婦，兩個素不相識的外地人去找她，身上帶著照相機和攝像機，會不會引起當地有關人員的注意。左思右想，最後和郭麗英商議，決定先什麼都不帶，按照地址先去找她，找到她哪怕第二天再去一趟都可以。

她的家住在仙桃市沔城回民鎮，我們買了到沔城的車票，到了沔城再想辦法打聽去回民鎮怎麼走。看來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首先沔城是交通要道，很多從仙桃發車往不同方向的車都要經過沔城，回來的車次也很多，幾乎十幾分鐘就會有回到仙桃的車路過，只要招手車就會停下來。在車上，我們拿出地址向同車的乘客打聽應該怎麼走，乘客很熱心地向我們指點，也不問我們的來意。

朱鏡蓉家所在的村子離公路也不算太遠，站在公路上可以看到村子的輪廓。沿著一條小路約半個小時就到了村口。我們向村民打聽，村民們也都很熱情地告訴我們，他們指著站在路旁的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說他是她的兒子，我們跟著他走就行。

我想這應該是她家得精神分裂症的兒子，他的名字叫戴金海，現在看起來他還算是比較正常。他把我們帶到他家門口，迎面走過來一位婦女，年紀看上去也就不到七十歲吧。正在我們狐疑時，她來到我們面前，說她就是朱鏡蓉，問我們有什麼事情。很意外的是她原來還這麼年輕。她今年70歲，在失去孩子的母親中，她的年齡算小的。

我們告訴她，我們是從北京來的，受北京難屬的委託來看望他們，她雖很意外但很高興地把我們讓進屋。這次突然的造訪，是因為沒有聯繫上她的侄女婿，她說她的侄女婿電話變了應該是把新手機號給我們了。侄女婿在杭州的女兒家，通過和侄女婿通話，才使我想起，是我的疏忽，其實他已經把新電話留給了我。

找到她，我很興奮，看看時間還早，還沒有到中午，於是我決定自己回仙桃市住宿的地方，取照相機和攝像機，留下郭麗英陪伴著她。

從仙桃取東西回來，他的兒子正在路口等我。來到村口，這時我才有心情仔細地打量了一下這個村子的規模。村子分成幾條街，每條街上都有一排民房；民房的規格大小不一，從這頭望過去感覺延伸很長。這幾年，經濟改革也給農村帶來了一定的變化，家中有勞力的，可以到城市中去打工，打工掙的錢回家蓋房子。家家蓋成兩層樓的小樓，家家相連，外牆用瓷磚貼牆。還有相當一部分的民房是未經過任何修飾的老房子，老房子低矮且破舊，與有新房的人家形成鮮明的對比。不過無論是新房還是老房，門前的走道都是用水泥鋪成，不似以前是泥土地了。

朱鏡蓉家住在老房子裡，家中沒有什麼像樣的東西。進門是一間堂屋，是吃飯的地方，堂屋裡放著一張方桌和幾個條凳，靠牆放著一個舊櫃子，旁邊堆著雜物。堂屋的兩邊各有一間住屋，一間是朱鏡蓉住，一間是兒子兒媳住。屋子裡只有一張床，家中唯一具有現代氣息的是兒子的住房裡有一台冰箱和一台老式的電視機；牆壁是泥牆，外層抹的白灰已經完全脫落。從堂屋往後走是他們做飯的地方，出了廚房是一塊面積不大的後院，裡面種了一些他們自用的蔬菜，一看就知道在這個村子裡都應算是貧困戶了。

朱鏡蓉告訴我們，就是這座破舊的老屋也不屬於他們，是她的大伯全家搬到仙桃市後讓給她家住的；她自家的屋子，因為沒有錢翻蓋已經塌了，不能住人。

她的小兒子從外表神態上看，病情好像不算太嚴重，只是不太愛說話。他有兩個孩子，大孩子是個女兒，已經可以外出打工了，小的是兒子還在上學；他的妻子也在仙桃市打工，一個月回來一兩次。吃飯時，可以看出他精神上還是有些不正常：他從不坐下來吃飯，端著碗走來走去的。朱鏡蓉說經過這麼多年的治療再加上每天吃藥，他比剛剛得病時要好很多，但還是不能受刺激，一受刺激就會犯病；因為他的病讓她操碎了心。她還有一個女兒，嫁到外鄉，平日不來往，只有逢年過節時會回來看她。

“明年是六四大屠殺二十五週年了，對於我們母親來說，孩子失去已經二十五年了。我們這次來是想把母親的聲、影留下來，因為父母親們的年齡越來越大，這是第一點。另外，我們也想听聽母親是怎麼想的，孩子被無辜打死，自己的想法，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當時，您沒有去北京吧！是不是您的侄女婿去的？ ”

“當時，學校來消息，他們都瞞著我，怕我受不了，壓了幾天，後來學校又來電報，送到我大伯家，大伯把這個消息告訴我。聽到這個消息，當時我就昏了過去，家裡親戚們把我救回來。我就不想活，我的孩子是家庭的主要成員，也是主要支柱，他是我家庭的唯一的希望。農村里捧一個孩子不簡單，好容易捧出來，哪個想到會出這樣的事。我覺得首都北京應該是最安全的，哪裡想到，我的孩子到了首都北京上學會把他的命給奪去了。我的孩子又沒有犯法，又沒有搶劫，就白白地把命丟了，讓我怎麼能想得通。我躺在床上整整癱了兩年，不能走路。接到學校電報後，是孩子的父親，還有幾個侄女婿去的，他們沒有讓我去，怕我承受不了。他們到醫院把他的遺體取出來，送到八寶山火化。 ”

“他是打在什麼部位，在什麼地點受的傷，送到哪個醫院？ ”

“他是打在胸部，送到友誼醫院時還活著，醫院裡一個教授給他做的手術，手術台上他還和醫生用英語對過話。他是研究生，和兩個同學在一起，走到戒嚴部隊戒嚴的地方，被子彈擊中。 ”

 “二十五年了，你對國家有什麼要求。 ”

“我相信政府應該給我們一個答复。我們窮家小戶的人家把孩子培養成研究生多不容易。我是下放到農村來的，做過農村民辦代課老師，沒有多少錢，每月只有18元錢，培養他很辛苦。我要求政府給我們賠償，我要堅強地活下去，我要等到政府給我們一個答复。我們已經等了二十多年了，做為一個母親看到別人家和他同年的孩子還活著，自己的孩子被無辜打死了，心裡很難受。我們年紀大了，活一天是一天，希望政府能在我們在世時把這件事解決，我們也能閉眼，否則我們死不瞑目！要求政府不要再拖下去，拖是拖不過去的，那麼多條人命啊！解放軍是應該打擊侵略者，怎麼會向自己國家的老百姓開槍，他們都手無寸鐵。人命關天啊，一條人命就這麼無聲無息地沒有了，太不像話了。 ”

“戴金平是不是你們村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 ”

“是的，他是我們村第一個考上大學的。那時，家裡只有兩間草房，後來被風吹垮了，他讀書時，沒有錢買紙買筆，我去撿廢品賣了錢，給他買紙買筆，很不容易。現在，我有兩個孫子在上大學。如果他不死我們家也不會這樣。 ”

朱鏡蓉從箱子裡拿出她保存了二十多年的戴金平的血衣、生前照片、筆記等物——有些遺體照片她的女兒怕她看見難過，把它們帶走了保存在她那裡；親屬保留著當年學生遊行時的旗子。

在戴金平的筆記本里，我們看到農大園林系研究生班的同學的悼詞，悼詞中寫道：

“悼金平，金平於1989年六月四日離開了我們。

“金平於1963年8月27日生於湖北省仙桃市沔鎮州岺村一個貧苦農民家裡，他八歲入學以後以優異成績進入中學、高中、大學，在校期間始終是一位好同學。大學畢業後被分配至武漢市農校教書約兩年，是一名好教師。 1986年9月考入北京農業大學，繼續攻讀碩士學位。他學習刻苦、成績優良、興趣廣泛，是位有頭腦的熱血青年，他希望畢業後能孝敬父母，報效祖國。

“金平是我們的好同學、好朋友，共同的寒窗生活，培植了我們的真摯友誼。他工作上兢兢業業、不辭辛苦，踏踏實實地完成了畢業論文。他品行好，求上進，取得領導和老師的賞識和稱讚。就在他三年的努力即將取得碩果之際，就在那長達萬字的論文即將通過之際，就在組織上考慮發展吸收他為中共預備黨員之際，他離開了我們。英年早逝，痛惜無比，拳拳之心，完成未果，於國於家，皆可嘆然。

“安息吧，金平，你誠實好學、勤奮上進的品德永遠是我們大學生的楷模。安息吧，金平，我們永遠懷念你。    北京農業大學園林系研究生班共哀。   1989年6月19日

“（十人簽名：略）”

對於戴金平遇難情況，他的母親沒有到北京處理後事，回來後家人怕她難過，向她敘述時肯定有隱瞞。為了戴金平遇難的真實性，我又打電話向她的侄女婿求證當年的實際情況，他是到北京處理後事的當事人之一，並且他家每一次遭難處理上，他都參與。

“89年6月3日前，戴金平沒有參與學運，在學校裡一直在實驗室做實驗準備畢業論文。 6月3日晚上，他和帶他的教授說了一聲，就騎著自行車離開了學校。走到北京大學遇到在北大上學的兩個同學，三人一起往長安街走。這時路上的高音喇叭中要大家不要上街，那兩個同學回去了，只有他一個人還繼續往天安門廣場走，走到毛主席紀念堂後遇到戒嚴部隊開槍，胸部中了三顆子彈，現場的情況不清楚，被一輛三輪車送到友誼醫院。他們曾想在北京尋找這輛三輪車，想從他那裡了解出事的情況，沒有找到。

“送到醫院時，戴金平還活著，大概搶救了十幾分鐘就不行了，沒有搶救過來。戴金平沒有回到學校，學校裡帶他的教授讓班主任王濤（博士生）帶幾個同學，到各個醫院去找，最後在友誼醫院通過他身上攜帶的北京農業大學食堂的飯票和學生證找到他的遺體。

“學校給我們打電報，我們接到電報後，他的父親和我們幾個堂姐夫來到北京，到北京是9號，住在學校的招待所裡。走時沒有告訴他的母親，怕她一下子接受不了，後來是留在家裡的大伯告訴她的。園林系的系主任、帶他的教授、班主任接待的我們。學校裡沒有開追悼會，因為，當時的氣氛非常緊張，學生會自發地在食堂裡設了靈堂，很多人送了花圈。

“已經帶他兩年的教授對他非常好，把他當做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對於他的死非常氣憤，覺得政府採取這樣的手段對待學生，這麼多無辜的孩子被打死了，非常不公平。我們住在招待所裡，有很多素不相識的老師、學生來看望我們，給戴金平捐款，大約捐了6000多元。學校裡對戴金平的死有一個結論，對他的評價很高。我們17號才把所有的後事處理完。

“在戴金平死去不到半年，他的弟弟當時是在沔城中學讀高中，有一天晚自習，他離開學校失踪了。學校找不到人，通知家屬，我們發動了很多親戚朋友分頭去找。找了兩天，最後是在離家100里地的長壋口鎮找到他，他就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著，兩天來沒有吃過飯，身上全是土。他是心理障礙導致精神分裂症，書也沒辦法讀了，只能退學。為他看病花了很多錢，現在只能用藥控制，才能不發病。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

“戴金平父親的事是我去處理的，情況比較清楚，大兒子死了，小兒子有精神病，朱鏡蓉又有病，一家生活的重擔壓在他的身上，他決定去打工。 1998年，在武漢漢正街，做一根扁擔兩根繩子為別人送貨的事。打工不到一年，為了一元錢把命喪了。起因是有一個賣年畫的老闆，送貨時講好價格，到了地點，老闆賴賬少給他父親一元錢，因此發生爭執，老闆用膝蓋對著他父親的下身處狠狠地撞了幾下，他不治身亡。 ”

對於朱鏡蓉家的不幸遭遇，我們非常同情，這一切的發生起緣於那場慘絕人寰的六四大屠殺。她的大兒子，一個即將畢業的碩士研究生，她家的頂樑柱被無辜打死，對於這個貧困家庭來說已經是遭到滅頂之災；不到半年，她的正在上高中的小兒子正是青春期心理最薄弱的時期，眼看著哥哥被打死，母親癱瘓在床，政治氣氛肅殺恐怖，讓他一個16歲的孩子無法接受這一殘酷事實，終於承受不了內心的壓力變成精神病；她的丈夫，為了支撐起這搖搖欲墜的家庭，獨自在外面打工，僅僅是為了一元錢使他命喪黃泉——在很多人眼裡一元錢不算什麼，但是在他的眼裡，靠自己勞動掙到的每一分錢都是他家的活命錢。

這一個接著一個的打擊殘酷地壓在這位母親、妻子身上，可想而知，她承受的是人世間最悲慘的遭遇。她又是一位堅強的女性，她知道，她還有一雙兒女需要她，她必須戰勝自己，戰勝身上的病痛；如果她不在了，她的那一雙兒女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尤其是患病的小兒子，更是需要她。她做到了，她堅強，讓她的兒女還有母愛依靠。她堅強，她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大兒子被平冤昭雪的那一天到來，否則她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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