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身罹重病。坐牢8年多，才被通知已到肝癌晚期。这到底是评价中国当前医疗水平的可靠根据，还是有关当局有意草菅人命的实际结果？我只知道人命关天。救命更急于救火，一天，甚至一个小时，也耽误不得！这才是当务之急！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事情，我看就是再重新读一遍刘晓波先生的《08宪章》，想一想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办。我看大家都这样做，对刘晓波先生也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支持！
从2010年刘霞就告知监狱当局，晓波有肝病。七年当中，发生过什么？我们只知道刘霞遭遇日益沉重的压力，她的家人因她为晓波的呼吁而面临被罗织莫须有罪名遭判监的处境。在刘霞被迫妥协的年月里，晓波得到过诊断和治疗吗？如何直到晚期才被确诊？！
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如果刘晓波一直坚持，坚持到底，他就是圣人了，不是也是了——这样都不是，怎样才能是呢？圣人就是这样炼成的。没有人天生完美，完美就体现在对完美的不断追求。那些终生追求完美的人就是完美的。
把习近平的名字进党章是这个党的传统。这无疑是一种造神运动，却是这个党1945年以来的特色。我不知道十九大会不会改掉这个传统。如果改，我认为是进步，是告别蒙昧；要是不改，那就是它将继续坚持造神的初心。
十九大前夕，北京面临各种挑战，裁军、整顿情报系统、处理借助于海外舆论平台发动的内部权斗，焦头烂额之余，在命脉攸关的金融整顿上，是按“一行三会”的专业思路走，还是按“经济政变”的思路走，实在不是个小问题。
中国政治转型的推动力转向民间，这不是新鲜说法。中国的极权体制造就“痞子”。极权体制的推翻者是以正常社会不容的江湖心态和方式动员资源、组织力量和进行行动的活动家。社会不满情绪激进化是暴政的后果。但转型的风险却因此大大增加。抱怨江湖人物成为民间运动领袖，既于事无补也不正确。
在郭文贵的海外爆料之际，中国官方已经悄然啓动爲十九大造势的舆论宣传。其宣传的核心就是习近平思想。中共高层因爲反腐而遭致整个官僚体系的反弹和抵制，同时面临中国老百姓的强烈不信任。此时走上历史舞台的习近平思想能不能救中共，能不能获得老百姓的支持，答案应当只有一个。
虽然郭在国内的保护伞马建副部长已倒，但马建的保护伞并未全倒，为郭“喂料”的那些人及其后台也还没有全倒，这就预示着郭的海外爆料有可能在国内引爆一场由报复郭的后台、后台的后台和被报复者的反报复而构成的派系斗争。
被强敌环绕的习近平，再也没有上台之初的“自信”，他一手发动网络严打，一手掀起皇帝崇拜，不是左右逢源，乃是左支右绌——无论是日渐觉醒的民间社会，还是离心离德的文武百官，都让习近平感到处处威胁、步步惊心，他希望能两手抓、两手硬，但他真有毛泽东的本领吗？
今天，中国民间网络舆论嬉笑怒骂，“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和宣扬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正在挑战当局的网络审查制度及其所谓的“核心价值观”，这力证了中国的民意犹如决堤的洪水——这也是中共向“网络视听服务”亮剑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套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宪政制度，我们所有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为了约束权力。我们的道路不是革命、暴力和阴谋，而是公民参与、民主与法治。我们的行为方式不是激情冲动，而是理性、坚韧和建设性。我们相信，这样纯粹而一致的思想和行为一定能结出美好的果实，一定能实现政治文明的理想。
这是一个讲实惠讲回报的现实社会，人们都在为适应社会不断改变自己的角色和情操时，陈云飞朝思暮想的，却是驯良出位的公权力，以舍己之精神来改变社会，让公义的阳光普照中国，这注定了他打破脑壳往前冲的激越和悲壮。虽说少了儿女情长，但多了壮哉人生！
惊闻王全璋律师有了官派律师，我们不禁怒火中烧。啥叫官派律师？用某律师的话说：就叫“官驭律师”或者“官奴律师”。用高律师的话讲，是人格太监者。
之所以没有律师就没有宪政，其实道理很简单。你能想象民法可以没有民法律师就能得到实施吗？刑法是否能没有律师而得到实施呢？如果一般的法没有律师就得不到实施，也就是说有法律而无法治，那么宪法为什么会例外呢？没有律师，宪法也同样得不到实施。
尽管全球正义力量千呼万唤，共产党邪恶势力恪守愚蠢及暴虐人权罪恶的气焰未有丝毫消减。709事件的两个核心人物的命运尚在不卜中，全璋律师生死不明，屠夫先生仍被黑暗势力野蛮囚禁中。而作为709历史事件一部分的江天勇律师最近又被反动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709反人类暴行肆虐下去的邪恶意志昭然。
整个《教育法》中，没有任何一个条款涉及学校对学生的监护责任，更未有教师行为不端（如体罚学生与补课收钱）的追责条款。中国法律体系中，到处是这样的立法恶意，依照如此恶法来“治国”，结果只能是国将不国。敏感政法、劣质立法作为两大隐形人权杀手，也决定了司法改革的不可能性。
更叫人刮目相看的是，在进入教书和著述生涯最好年华的时节，她敏锐感知良知和时代的召唤，用“知行合一”、“道成肉身”的生命，践行“冲出书斋，走向田野”的承担和信念。她以“公民记者”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孙志刚案”、“黄静案”等险象环生的社会大事件，用她的忠诚与执着、泪水与汗水，用她肩上的摄像机，向公众和历史奉献出《天堂花园》、《中原纪事》等等蕴含着独立人格、独到眼光、深沉良知、深邃思考的真与爱的人文纪录；其中遭受许多挫折、耗费巨大心力的《夹边沟祭事》，更是一部“配得上我们遭受的苦难”的卓尔不群的纪念碑式的大作品。
“绝对禁止对人施以酷刑以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手段，或许是在人类历史上取得的最根本的成就”，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尼尔斯·梅尔泽（Nils Melzer）表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对这种做法的宽容或默许，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向完全任意性和残暴倾斜，这将会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这是一段尘湮的历史和一位几乎被人忘却的报人，却在那个时代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轰动。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却经历了德国及欧美许多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和物理学奖得主的奔波与呼吁。为了他能得奖，挪威社会顶着纳粹德国的军事威胁和外交恫吓……就因为那个被扭曲的时代，就从他的“泄露和出卖国家军事情报”事件开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犯罪？重新界定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判国？
我向我先生提到过女儿对尊者的印象，他说：“这本质上还是宗教信仰里生长出的美好，是宗教提升了的灵魂美好的外溢。这就是人类心灵财富和眼睛里财富的高低之别。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心灵财富的拥有程度能与达赖尊者比。心灵财富能提升人格人性，甚至于神圣化人格人性，这是人类眼睛里的财富永远不能抵达的高度，不论你拥有了多少这样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