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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IC Biweekly

第一,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最难的不是经济市场化,也不是建立形式上的官员民选制度,而是告别“红色价值观”;第二,告别“红色价值观”,可能精神上有些痛苦,但并非艰难无比;第三,能否告别“红色价值观”,决定了转型国家及其国人的命运,是断然抛弃旧制,如同“一尺之水,一跃而过”,还是转型“永远在路上”,百年转型,百年痛苦,难见尽头。
毫无疑问,我认为吕耿松先生是无罪的。一个自由国度的国民,无论隶属何党何派,无论发表了什么样的文章、参与了什么样的会议、交往了什么样的朋友,只要不会引发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怎么可能构成犯罪呢?如果结果是恰恰他构成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这个国家是不自由的!
这些年党内外的改革呼声,全都来自散兵游勇,根本形不成什么气候,更谈不到什么“派”了。就是这些散兵游勇,也未见得都能畅所欲言。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下,只要被认为有损“维稳”,客气点是请你“喝茶”,不客气就“请君入瓮”了。
本文辑录了近两星期中国发生的主要维权事件。
本文辑录了近两星期国际上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重要人权事件。
呼格案、聂树斌案等等能被国内媒体公布的诸多错案(无法公布的何其之多,我、他、他们……),早已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无法官、中国无法治,当今中国有的只是官权和犬儒!
据观察,泛民阵营中倾向本土意识的议员势必增加,传统民主斗争目标会否向本土派目标倾斜,也是极有可能的。在合适的条件下,本土思潮基础衍生出来的新一波运动迟早会出现,问题是在反“港独”的既定氛围中,本土派如何演绎,还要拭目以待。
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的大屠杀中,性暴力是一种遍及全省的现象……一时间,杀人奸妻、杀父奸女竟成为广西某些农村地区的社会常态。这些恶性的性暴力案件有如下这些特点:其一,戕害的多重性;其二,前设性和预谋性;其三,残虐性和变态性。
当司法部最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出台,我们只能感叹:中国共产党的做法简直与纳粹党如出一辙。纳粹强迫自由职业的律师成为公务员,中国当局在这个《办法》中,除了规定律师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外,还要求律所“及时成立党组织”。
法治的完整性来自独立的司法和法院制度。这是公平审讯和程序公义的保证。在实施地方政府通过的法例时,同时确保国家机关根据国际法履行义务。独立的司法系统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保护,涵盖良好管治社会的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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