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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IC Biweekly

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普遍对抗性,使国家行为不论支持或限制任一市场主体,都会对另外的市场主体形成影响,在全球化时代,受益受害的主体,甚至分不清是哪一国的人民,哪来的对某国所有人都有利的“国家利益”?其实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家利益”,绝大多数是政治家想象出来的,属于“子虚乌有”。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不应被滥用于颂扬犯有反人类重罪的罪犯和宣扬政治极端主义。毛泽东给中国人和世界带来是罄竹难书的罪恶和百年梦魇……假借文艺的法西斯美学是一种洗脑宣传,是中共对澳大利亚输出极权文化的无耻伎俩,是对澳大利亚基本价值的完全蔑视与挑战。
企图用公民社会来忽悠专制统治者,实属自作聪明;更不用说,企图用公民社会理论来实现社会转型,根本是异想天开。从德国进口的哈贝马斯公民社会理论一旦付诸中国现实,完全对不上号——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此次少得金牌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机会可以给举国体制和“体育爱国主义”降降温、消消毒——借用习近平先生的话来说,要“洗洗澡,治治病”。我以为,举国体制与“体育爱国主义”可以休矣。
这3天的限制,我不仅不能正常生活,反而被他们拦截、软禁,并被强制送到派出所审讯,还被扭伤了胳膊、手腕。接下来的几天,我的胃部、胳膊、腰部一直疼痛。我不断在想:以后还有什么敏感的日子?我知道这种经历将不断重复。
2003年10月我从西城拘留所出来的时候,就给强卫书记写信,反映的14个问题中,就有“白菜游泳”的问题。2004年我进入西城看守所,那里的伙食改善了许多。没想到13年过去了,东城拘留所居然还是“白菜游泳”。
中国获再多金牌,也难引各国尊重与信服,这次中国与荷兰女排那场比赛,被观众嘘声弄得反胜为败,不是泄露对中国缺乏真正奥林匹克体育精神的厌恶吗?
在中国,很多人到了老年而成为作家,成为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成为人权英雄;很多人是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放射出最大的光芒,以至于我们必须要用他们最后的言行定义他们的一生。如果李慎之不是在晚年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韦君宜不是在晚年写下《思痛录》,李慎之就不成其为李慎之,韦君宜就不成其为韦君宜。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是:“你的骨头都是黑的,如与曾琳结婚,会影响我们一家的政治前途。”他们要我马上离开医院,并从此与曾琳断绝来往。
郭飞雄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个案,它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在他的案件中,有太多的人权被侵犯的事实,在此,我仅提出其中的几个问题,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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