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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法面前,如果“必不得已而去”,在贾敬龙案中,贾敬龙与何建华、强拆的打手、助纣为虐、黑白勾连的警察、组织推进强拆的官员、谋取拆房抢地的贪官污吏,以及当下这个极权专制、人吃人的体制,“于斯数者孰先?”哪一个最应该死呢?人心自有答案。
我是个受害者,最原始的受害者,是这个世道把我逼得无以为继,走上梁山……我无愧我的良知,我除暴安良,惩恶扬善,平民愤,而且警示那些问题村官,这种敲山震虎的影响不矢否认,无形之中存在。在各地,像何建华这样的村霸为之不少,他们再胡作非为之时,心里要打鼓了,特别是不要再有非法拆迁的出现。
鉴于贾敬龙犯罪确系非法拆迁所引起,被害人对于激化矛盾负有直接责任,存在明显的过错,同时,贾敬龙又存在自首的情节之事实,我认为本案不应判处贾敬龙死刑,更不应适用立即执行。
是何建华以强势和强权先压迫弱者贾敬龙,伤害了贾的生存权和幸福权,才导致了贾敬龙的杀人行为,是何建华对贾敬龙作恶在先,非正义在先,贾敬龙只是被迫作恶在后,非正义在后。在这一前提下,以同样的灭命方式来处置贾敬龙就是不公平公正和非正义的了。
在没有问责及监督的机制下,民间对中共自己发布的法律法规并不看好,更不会天真地以为中国的法治会有实质性的进步。中国的司法不独立,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一党统治之下,公权力完全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而司法程序正义的缺失,导致公检法为了“党的利益”及政治需要人为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
尽管统治者对历史真相进行了种种干扰和扭曲,终究一个新的科技信息时代来临了,中国终将走向权力回归本源的自由民主时代,一个光明的前景将实现。我相信未来,我的同仁也相信未来,我们的民族同样相信未来。
我曾经被公安机关的同志非常信任地保证:现在什么社会,我们长沙的办案机关绝对不可能对谢阳有酷刑!接着从神秘电话、神秘体制内人士、神秘短信、与公检看谈话中的无意泄露等信息中,我确信谢阳曾遭受严重的刑讯逼供。
黄钟的基本结论是: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可以兴起,也都可能衰落。但是,至今兴盛不衰的,只有共和政体。至于专制政体,自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以来,200多年过去,其寿命还没有超过80年的。为什么?因为犯错。无论内政外交,各种政体都会犯错。但是,在共和政体中,权力受到制约,很难一条道走到黑。专制政体缺少权力制约,错而难改,一错再错,难免衰亡。
1887年,马汉写过这样一段俏皮话,一段鞭辟入里的俏皮话:“任何时候通过吞并或其他方式扩张美国空间的计划,都在半途中遇到了宪法这头狮子。”在宪法这头雄狮面前,没有人可以凌驾其上肆意妄为,也没有人能做到让美国人民跟自己“万众一心,同心同德”。美国历史上,在任何重大公共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声音,都不稀奇。
美国宪法或许算不上一部契约,但它是建立在这个不言自明的契约思维基础上的,宪法就是体现契约思维的不断完善的文本。它本身是利益妥协的产物,并为通过利益妥协解决社会冲突的民主治理模式奠定了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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