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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恒:“反送中”是一场香港自治运动

2019年11月04日

(原文刊于2019年10月31日《苹果日报》实时新闻

中国和自由世界将如何应对流水革命?香港人这一场“流水革命”,继续牵引着全球目光。全世界人都在看,想知道香港人为何能团结抗争5个月,依然坚定不移。

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我们应该从这个前提说起:香港人是寻求自治的“无国家共同体”(Hongkongers are a stateless nation struggling for autonomy)。只有认识到这个前提,我们才能理解“流水革命”作为香港自治运动最新篇章之时代意义,进而思考中国和自由世界将如何应对香港人的自治要求。

香港人团结争自治

按大师Michael Keating在《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的经典理论,“国家”(state)和“共同体”(nation)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指建基于主权的政治行动机器,后者指按照共同血缘(common ethnicity)或共同价值(common values)建构而成并寻求自治的政治社群。概念上,共同体不一定有自己的国家。当共同体和国家完全(或大致)重叠,这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例如日本;当共同体没有自己的国家,就会寻求在现有国家内实现自治,甚或争取独立建国,例如加泰人、魁北克人、苏格兰人。

历史上,香港共同体之形成,始于1949年中港边境管制确立后,改变了香港开埠百年来华人自由进出之情况,令香港得以逐步发展出独特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战后香港经历了“非正式的权力下放”(informal devolution),伦敦逐步允许港府建立起各种自治权,巩固了香港共同体之制度基础——这些自治权更在1984年由《中英联合声明》以国际法确认(de jure recognized)、然后在1990年由中国人大颁布之《基本法》以国内法予以成文化(codified)。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国人除了将香港主权移交予中国,实际上也移交了一个初生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名字叫“香港人”。

不幸地,香港人和中国从一开始,就对一国两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香港人追求的,是在一国之下永续两制;中国却视两制为过渡,最终走向中央集权之一国。此一根本差异,决定了1997年主权移交后,香港人时刻需要捍卫自治,不断抵抗中国之干预和吸纳——由2003年反廿三条运动、2010年反高铁运动,到2012年反国教运动和2014年雨伞运动。讽剌地,中国越加强吸纳香港,香港主体意识却在反抗之中壮大。

在这个脉络下,我们就能理解到,“流水革命”实乃香港自治运动之最新篇章。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逃犯条例》代表着中国蚕蚀香港自治之新尝试,旨在拆除中港之间的法制防火墙。要不是大批香港人在6月12日包围立法会、以及美国跨党派议员在6月13日重提《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港政府才在本地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压力下,在6月15日暂缓《逃犯条例》。

但整场《逃犯条例》风波,已引发香港人对失去自治的深层恐惧,促使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克服长期以来和勇之间的路线分歧,携手合作——由前线勇武抗争,到和理非后勤支援。换言之,“流水革命”发韧于反送中,却快速发展为新一波的香港自治运动。对不少香港人来说,除非能够建立全面代表港人之自治政府和议会,《逃犯条例》以至任何对香港自治之蚕蚀,随时会卷土重来。

中国推进霸凌模式

香港人之自治要求,已经在“流水革命”中清晰表达。但香港之政治未来,始终受制于中国的对港政策。

多年来,中国面对香港人的自治要求,立场一贯清晰,就是加强集权专制操控(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controls)。广泛而言,中国对香港施行之集权专制主义,乃延伸自中共党国对中国边陲地区(包括新疆、西藏、满蒙)之同化吸纳政策;而此一政策,则源自中共对1991年苏联解体所汲取的教训。2012年,习近平政权开始在香港力推集权专制主义,此趋势跟中国对西藏人和维吾尔人之强力同化政策同步。

但中国的对港政策,并非只是直接施行集权专制主义那样简单。到目前为止,中国管治香港的模式,仍不同于西藏和新疆(中共党国仍未直接管治香港);香港人所面对的同化压力,仍比西藏人和维吾尔人来得温和(香港人仍未被关进再教育营或受社会信用系统监控)。当中原因显而易见,却常常被忽略,就是维持一国两制下某种形式的香港自治,非常符合中国本身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中港权贵总是吹嘘“香港依靠中国才能生存”,但事实上却是“中国经济依靠香港金融才能生存”——香港是中国最主要的境外投资来源地(2018年香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为961亿美元,占中国FDI总数74.7%)、最主要的境外上巿集资地(2018年中国企业在香港的IPO金额高达35万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境外集资总额79.6%)、最主要的境外银行贷款来源地(2018 年香港各银行对中国大陆银行和非银行客户的净债权总额高达910亿元美元)、最主要的境外债券融资平台(2018年中国企业在香港发行的美元债券总额高达723亿美元,占中资企业境外发债总额的64.2%)、最主要的境外人民币交易中心(2018 年香港占全球人民币境外交易量的79%)和最主要的境外私人财富安全港(2018年香港各金融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达3.1万亿美元,估计大部分为中国权贵的资产)。而香港对中国的巨大金融价值,只有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才能发挥,特别是当中的普通法制度、与美元挂勾的港元、资金自由流通等等。

香港实乃中国经济赖以呼吸的“金融肺”,其金融角色对中国来说难以取代。其他中国城巿例如上海和深圳,由于缺乏香港广为国际认可的自由巿场和法治,至今仍无法取代香港——上海自贸区之失败,未能做到当初信誓旦旦的货币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过再次证明中国始终找不到方法,去减低它对香港金融之依赖。

中国既要在香港推进专制集权主义、但又非常依赖香港金融,遂促使习近平政权自2012年起,采取了“我全部都要”的“霸凌模式”(take-all approach)——即一方面要换掉香港自治的内涵,施加更强力的专制集权操控;另一方面则保留一国两制的躯壳,以更充分利用香港为其服务。这些年来,中国在香港推进“霸凌模式”,其实一直颇为顺利,包括成功取消大批反对运动领袖的参选资格和议席、在铜锣湾事件和肖建华事件上跨境执法、取缔香港民族党、在西九高铁站实行中国法律等等。尽管香港本地和国际社会,都曾强烈反对这些决定,但始终无力阻止中国上下其手,一方面逐步淘空香港自治、另一方面利用一国两制躯壳为其政权利益服务。

由此路进,我们当能明白“流水革命”成功阻挡了《逃犯条例》,实在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中国自2012年推进“霸凌模式”以来,首次遭逢挫败。在本地抗争和国际施压下,中国先被迫暂缓《逃犯条例》,其后再被迫正式撤回草案;其“霸凌模式”最终撞上墙壁,不但无法再推进,更加暴露了中国在香港的潜在限制。

首先,“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国难以在香港动用解放军(包括武警)。由于中国严重依赖香港金融,加上顾忌自由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可能反应,动用解放军血腥镇压香港示威,对中国来说成本实在太高;有趣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后来在一个场合的发言,更权威地证实了中国的顾虑。换言之,全凭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致成为天安门、乌鲁木齐和拉萨。

第二,“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国赖以控制香港的代理人网络(local collaborator network),无法压服团结一致的香港民众。由于动用解放军(包括武警)的成本太高,中国只能依赖其代理人网络,特别是香港警察,去平息“流水革命”。自6月以来,香港政府就采用了“准军事警察政府模式”(paramilitary police-state mode),试图以无差别滥打、滥捕和滥告示威者,来阻吓巿民继续参与示威;同时动员亲中商会、政党、社团高调撑警,并组织各种反示威行动。这种多管齐下的分化打击策略,目标是要分化勇武派及和理非,然后再将之逐一收拾,基本上就是5年前应对雨伞运动策略。

但这次勇武派及和理非汲取了雨伞运动失败的教训,一直坚持“不分化不割席”的原则,团结一致对抗政权。到目前为止,尽管政府已滥捕了超过2000名巿民、滥告了200名示威者暴动罪,整个运动仍能保持韧力。相反,警察镇压已引发强烈的民众反弹,正在摧毁中国在港整个代理人网络的认受性——中文大学在10月中进行的民调显示,52%和49%的受访者在信任度上,分别给予警察和香港政府“零分”。除非“流水革命”的支持基础出现戏剧性变化,中国要单靠代理人网络平息示威浪潮,恐怕是缘木求鱼。

当“解放军牌”(威胁血腥镇压)已失去威慑力、“代理人牌”(准军事警察政府模式)又在自我毁灭之中,中国手上的牌其实所剩无几,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让步压力。在这个脉络下,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在9月时,中国会答应五大要求其中之一,正式撤回了《逃犯条例》,以至在近期放出撤换林郑月娥的风声。

本地和国际社会要求中港政府答应其他四个要求(包括独立调查警暴、收回暴动定性、撤销示威者控罪和落实双普选)的压力正不断增加,但中国的困局在于若然答应这些要求,不但等同放弃其操控香港的霸凌模式,更会冲击习近平的个人声望。既无法平息示威浪潮、又不愿意再作让步,中国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

自由世界重返香港

“流水革命”的其中一个重要影响,是重现(re-surfaced)自由世界作为香港自治的持份者角色,呈现了香港作为“国际自治政体”(internationalized autonomy)的复杂性。

基于两大原因,自由世界国家在香港自治问题上,正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第一,中国对香港的集权专制操控,已严重破坏香港长久以来的自由法治传统,迫使自由世界国家必须站起来,自行捍卫其在港利益。2016年的铜锣湾书局事件和2017年的肖建华事件,已警示自由世界国家,香港的独立管辖区地位已出现裂痕。直至本年初更爆发了《逃犯条例》风波,一直保障本地和外地人的中港法制防火墙面临被拆走,终于引发在港外国商会(包括国际商会、香港美国商会、北欧商会)和自由世界国家领袖(美国政府和国会、欧盟28个国家、英国和加拿大政府、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的全面反弹。

明显地,《逃犯条例》风波对自由世界国家的最大教训,是不能再指望香港政府会保障其在港的利益,而必须自行站出来。

第二,由中国影响力扩张,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化,正促使自由世界国家改变其对香港自治的立场。近年,中国透过经济投资和境外统战工程,积极对外扩张影响力,令自由世界国家必须响应。在这个地缘政治脉络下,香港由原来连结中国和自由世界的地缘政治中立地带,转变为抵抗中国影响力扩张的最前线。美国对港政策在过去数月急速改变,就是最佳的说明。

今年初,时任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高调宣示,香港自治对美国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非常重要;随着反送中升温,美国政府和国会领袖全面支持香港的“流水革命”,包括白宫高层多次接见香港民主运动领袖、将香港纳入中美贸易谈判议程、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等。随着中美新冷战在贸易、科技、安全等多方面全面开打,香港自治也成为中美摊牌的新战场。

总而言之,香港自治不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过去几个月,《逃犯条例》风波已充分证明,香港自治的未来,不单取决于中央地方互动(central-local dynamics),也受制于全球地缘政治(global geopolitics)。自由世界国家,特别是作为全球领袖的美国,将如何应对香港人的自治要求,必将影响香港之未来。

如何发挥弱者杠杆

香港自治之未来,取决于香港人、中国和自由世界的三方复杂互动,而每一方又受制于一系列相互关连的变量,因而充满不确定性。

中国对香港自治之应对,始终取决于其控制香港之实力和资源,当中涉及了一系列的变量:经济债务危机和资本外逃,会否冲击中共党国之稳定性?中国能否有效维持和掌控在香港的代理人网络?中国又能否应对多个中国边陲地区,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同时出现不稳?这些变量互相影响,将决定中国能否集结足够实力和资源,去继续推进(抑或被迫调整)其对香港自治的“霸凌模式”。

自由世界对香港自治之应对,则取决于各国对支持香港自治之意愿和力度,当中尤其涉及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将采用何种战略,去遏制中国影响力扩张,而香港在这个地缘政治棋盘上又有何角色?美国会否积极地运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下的工具,包括每年认证机制和官员制裁,去介入香港自治运作?美国又会否联合其他自由世界国家,例如七大工业国集团,在香港自治问题上连手向中国施压?我们需留意所有这些变量,以评估自由世界国家对支持香港自治之意愿和力度。

香港是地缘政治上的共同边陲(overlapping periphery),其自治状况始终受制于大国政治,特别是中美两国。但香港人作为细小的共同体,如果能团结地、也有智慧地争取,则仍然有能力影响地缘政治格局——香港人在过去几个月,就成功做到这一点。

未来,香港人会否巩固其主体意识,克服来自中国的分化打击?香港人会否将抗争更聚焦于中国及其代理人网络,直接打击其控制香港之实力和资源?香港人又会否强化其全球民间外交网络,巩固自由世界国家对香港的支持?所有这些变量,都会影响未来香港自治运动之动员能力,继而决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战中发挥“弱者杠杆”(leverages of the weak)。

对无国家共同体来说,自治之路必然是崎岖漫长,过程总是数以十年甚至百年计。但若然香港人决心寻求自治,就必须昂首迎接这个沉重挑战。《想象的共同体》作者安德森曾寄语,“我走不下去了,但我会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这应该是香港人在未来漫漫长路上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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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香港前途宣言/方志恒 https://goo.gl/aAAKqv
从世界思考香港前途/方志恒 https://goo.gl/TsrHiG
阅读《香港革新论I》:https://goo.gl/HZN2kU
阅读《香港革新论II》:https://goo.gl/m58d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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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革新论:为我城思考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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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評論】方志恒:「反送中」是一場香港自治運動

#OpEd评论】霸了《台湾苹果日报》全版。写作是思考过程,这篇文章是流水革命5个月来的思考结晶。

▋中文版:「反送中」是一场香港自治运动/方志恒(《 台湾苹果日报》)
https://bit.ly/2BSYfOv
▋英文版: The Future of Hong Kong’s Autonomy/Brian C. H. Fong(The Diplomat Magazine)
https://bit.ly/31VUBxV

——转自香港革新論(2019-10-31)
方志恒 Brian C.H. Fong(2019-11-0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3期,2019年10月25日—20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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