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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寄希望于香港青年的理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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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6月28日

坦率地说,在此次“反送中”之前,我和许多人一样,对香港的前景颇为悲观,但由于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在这次救港斗争中表现的决绝感动了世界,令我不仅增强了对港人自救的信心,且进而增强了对国人自救的信心。

无需讳言,在中国自由派中有一种对中国政治文化绝望的强烈意识,而在中国守旧派中,则普遍存在一种对中国专制文化的宿命意识。两种意识合流,极大地压抑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反抗意志和建构一种能与传统衔接的自由秩序之想像力。但不能不承认,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中国自由前景的这两种悲观,都有相当的理由。总结起来,就是中国当权者从来抓不住变革的时机自救救国,而造反成功者则从来逃不脱“周期律”的诅咒。因此,当某些自由派恨中国内地没有被洋人彻底殖民的机会之时,保守派则庆幸不会再有“列强”敢于挑战大一统的专制秩序。

我以为此次香港“反送中”胜利之一大启示,就是中国有机会从上述文化陷阱中走出来。为甚么呢?因为我看到这次胜利的背后有一个建立在高度文化自觉基础上的香港自治社会。没有这个基础,香港年轻人决绝的抗争意志就无法理解,也无以寄希望。香港自治社会与任何传统自治社会不同,而是以英式法治为依托,以自由的华人为主体建构的现代自治社会。港人有选择移民海外的充分自由,“回归”前,也确实有不少人成为“空中飞人”,但后来这些人很多都回来了,带着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自觉,积极参与到大陆的经济开放大潮中,也再次确立了自己“港人”的身份归属。经历过这样一段“身份认同”危机与波折的新华人,携带着新的文化基因,是重建中国未来秩序的积极因素,因为这些人选择的自救与救港路径,对未来中国内地秩序的重建有重大的普遍意义。

就在海外关注香港“反送中”生死博弈之时,内地舆论却关注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最近曝光的湖南某中学十余年前发生的“操场埋尸案”。这个看似与香港完全无关的凶案,背后是中国人共同面临的治理危机,只不过治理危机的形态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因历史而表现不同罢了。

台湾人相对最幸运,有社会自治,有政治民主,但法治传统略显不足;港人有法治传统、有社会自治,但没有真民主;大陆危机最深重,属于三无:无法治、无自治,也无民主。其中因没有地方自治带来的社会溃败,蕴含着极大的动乱风险。中共当局正在推动的“扫黑除恶”运动,说明他们意识到了这个危机,但他们反社会自治、反地方自治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对治理危机的反应,只会加剧治理危机。导致治理危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下的政治集权,只会加速地方人才的外流,从而不断加速地方和基层社会的失序和溃败。“操场埋尸案”是这种失序和溃败的必然结果。

人才外流导致了双重的治理危机,即发达地区的移民危机和落后地区的社会溃败带来基本秩序危机。这也是本轮全球化带来的普遍危机。这个危机不可能仅靠发达地区筑墙解决,而只能靠支持被迫漂泊的精英返乡,重建社会和地方自治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香港青年一代的抗争是这个新历史潮流的产物,也启示了中国未来的路径,所以值得寄以希望。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19-06-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4期,2019年6月21日—2019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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