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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勇祥:苦难历程,豪迈人生——陈西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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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5月10日

2011年12月26日上午9点钟,贵阳市中级法院门前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法院的大铁门紧锁着,七八个身着制服的法警在门前一字排开,二十多个贵阳市国保大队的便衣遍布法院四周的街道上。如此严密的防范阵势,如此阴森恐怖的气氛对于贵阳市中级法院来说的确极为罕见。什么原因呢?原来,贵州著名民运人士陈西“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子今天就要在这里开庭审判。

一切都是演戏,一切都是为了掩耳盗铃。

法庭在程序象征性地走完后,当庭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宣判陈西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从11月29日将陈西抓进看守所到12月26日宣判一共才27天。多么神速,多么不可思议,然而这是事实。

当陈西昂首挺胸走出法庭的时候,亲人和朋友从他那回眸眺望的一瞬间,看到的仍然是坚定不移的目光和坦然豁达的微笑。仿佛他此时不是走向地狱般恐怖的监牢,而是朝着庄严宏伟的自由殿堂迈步。仿佛等待他的不是非人的牢狱生活,而是美丽古朴而又令人神往的伊甸园。是的,在精神上,陈西是胜利者,他让审判他的人神情猥亵,内心惶恐;他让自己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历史的里程碑上。

我第一次见到陈西是1995年5月14日。那天下午在朋友王全政家中,我、黄燕明、廖双元和王全政正在谈论中国民主运动的前景,这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走进屋。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变色眼镜,气色不错,人挺精神,一进门便热情地同大家握手。经介绍,我得知他叫陈西(真名陈有才),原是金筑大学的保卫科长,曾是中共正式党员(后被开除),八九年因任沙龙联谊会会长及参加“六四”学潮被当局判刑三年。出狱后,他豪情不减,矢志不改,依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着社会活动。陈西同廖、黄、王还有其他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探索推动民运的策略和办法。不难看出,他是个很有胆魄的人。

第一次见面,我就同陈西谈得很投缘。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同我联系,或通电话,或相约面谈。1995年有关纪念“六四”的活动形式和组建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的问题都是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商讨和争论中被确定下来的。

陈西的思维很敏捷,看问题也很透彻,他做事情果断,并勇于承担责任。在1995年的行动中,他自始至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那时候,贵州民运人士中没有明确谁是主要负责人,但是策划、组织、安排、分工、统筹指挥等事务工作陈西都主动承担。坦率说,在中国搞民主运动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尤其是发起人和召集人,风险就更大了。大家知道,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里,说错一句话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公开站出来倡导自由民主的行为,简直就是胆大包天。那年头,只要是敢于公开站出来表明自己政治主张的人,轻则长期监禁,重则枪毙杀头,对待民运人士,中共当局是绝对不会手软的。所以,一般人是很少有勇气站在第一线承担领导工作的。然而,陈西就勇于承担起领头的工作,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按照我们的计划,是准备在95年6月4日那天发动工人和市民在贵阳率先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然后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正式成立,同时派人到北京天安门散发传单,表明我们的政治观点,并公开我们为中共设计的一条和平推进民主体制的路线图。

行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晚餐中进行的,在场的人都清楚,这也许就是最后的晚餐。但是,没有人沮丧和懊悔。临散会前,陈西告诉所有在场的人说:如果你们被公安局的警察抓到,可以把一切责任推给我和卢勇祥,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要尽量减少入狱的人数,以便保存实力。

没料到,当局安插在我们内部的卧底将我们彻底出卖了。在我们准备行动的前一天,贵州安全厅的警察在贵阳市公安局的配合下展开了全面逮捕我们的行动。5月27日我、黄燕明、陈西按照约定在一中桥见面,三个人当时心里都十分明白,警察随时有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也许是我们三人在贵阳的最后一次会面了,以后的情况谁也预料不到。但是,最终大家都要锒铛入狱,这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其他人都已经被当局的公安警察逮捕了。我们三人中,我和黄燕明要到北京散发传单,严峻的形势告诉我们:得赶快离开贵阳,越快越好,迟疑将使我们的计划全盘失败。我和黄燕明走后,剩下陈西一人孤掌难鸣,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从容走进监狱。所以,三个人当时的心情是既沉重又壮烈。陈西紧紧地握住我和黄燕明的手深情地说:二位,此次计划失败,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失败,北京之行的重头戏还没有开场,不过这个重任要由你们二位去完成了。我希望你们突破封堵,马到功成,无论如何要在天安门把传单撒出去,只要传单散发出去,我们就可以反败为胜。到那时,就是一辈子在监狱中度过,我也心甘情愿。

最后,我和黄燕明终于冲破层层封堵,克服重重困难,在1995年6月4日那天黄昏,天安门广场降旗仪式结束时将《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向雪花一样抛撒到人群的头顶,圆满地完成了贵州父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终于反败为胜,我们终于向世界喊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在法庭上,陈西和我争相承担责任的表现使在场的旁听者无不为之感动。他和我都明确告诉法官,说判处我们多少年徒刑都可以,千万不要牵连其他人,他们都是无辜的,一切责任由我们担当。我们的这种姿态连法警都钦佩得连连点头,他们私下说:“政治犯的气质就是不同凡响,我在法庭上看得多了,除了政治犯,没有一个犯人会主动承担责任,他们要么相互攻奸,要么相互揭老底。在我看来,刑事犯简直就不是好东西,政治犯个个都是好汉。”

陈西的性格非常刚强,他认为,同中共斗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第一回合绝对不能表现出软弱,否则就将永远被对方践踏蹂躏。因此,在看守所,他为了让当局知道政治犯的尊严不容侵犯,多次与看守所的警察发生冲突,这种行为在看守所的警察看来,简直就是找死。于是,看守所的警察便唆使武警暴打陈西。陈西有好几次被打得皮开肉绽,全身是血。那件血迹斑斑的白衬衣至今他还珍藏在家中。

接到法院判决后,我、陈西、黄燕明、廖双元我们四人一同被投入贵阳监狱。陈西仍然遵循他固有的原则,宁折不弯。他为了让大家争取到一个相对宽松的处境,在监狱强迫我们做超强体力活时,不惜独自挺身而出同狱警抗争。监狱的警察便唆使监狱中五六个死缓无期的重刑犯对陈西进行了一场毒打,直打得陈西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时才住手。接下来,面对伤势严重的陈西,监狱方不仅不送医院救治,反而将几乎不能动弹的陈西拖到“严管队”继续折磨。陈西为了维护政治犯的尊严和信念宣布绝食。绝食进行到第十一天时,陈西已经深度昏迷,不醒人事。但是,监狱方仍然无动于衷,视若无睹。

在监狱医院强行给陈西输液时,一个有胆识的局外人悄悄对陈西说:“绝食的目的不是自杀,绝食是一种自卫手段,这种手段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不会有丝毫作用的。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把人的生命当回事,尤其是犯人的生命,在他们眼里比猪狗都不如。所以,你应该停止这种无畏的牺牲。你要明白,你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你个人,它是民主运动的财富,它的消亡将是民运的巨大损失。民运还有很多重要工作等待着你去完成,死亡就等于宣告彻底失败。振作起来,活着才有机会继续抗争。”陈西醒悟了,他不仅立即恢复进食,而且,用意志协助自己战胜死神和伤病。他很快站立起来了,而且,胸膛比以前挺得更高,腰板比以前挺得更直。

我曾自认自己是个天生的硬骨头,但是,同陈西比起来,我不得不承认他的骨头比我的坚硬十倍。陈西宁折不弯的事迹不仅深深地感染了我、燕明和双元,还感染了许多有头脑的囚犯。他们之中的个别人从此坚定地站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2005年,陈西刚走出监狱大门,立即投入到组建贵州人权研讨会的筹备工作中,他依然一如既往地站在推动民运的最前沿,而且他的思路比较开阔,点子多,敢想敢为。不能不承认,问危止步是人类性格的共同弱点,谁能够克服自身的恐惧心理,谁就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迹来,只有敢为天下先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陈西就是这样的人。贵州人权研讨会七年来之所以有所作为,在国内外都形成一定影响,为推动中国民运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这同陈西的担当是分不开的。

陈西对人一向认真诚恳,对朋友,他从来不说讥讽话,从不用贬低别人的做法来抬高自己。他从不同人争吵,也从不对人发火。他总是默默地工作,艰苦的危险的工作他一马当先,主动承担。他时常对人说:“努力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要指责别人,不要埋怨上帝不公正。”他身上还有许多闪光的品质时刻激励着他身边的人。坦率说,我对自由民主必将取代专制的信念十分坚定,也不乏挺身而出的勇气,但是,我缺少陈西性格中那股子坚忍不拔的韧性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始终保持高昂斗志的精神。

陈西现在虽然第三次深陷囚笼,但是他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会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里,中华民族不会忘记他的无私奉献,历史不会抹杀他的丰功伟绩。是的,陈西的一生坎坷而又艰辛,可以说他承受的苦难和折磨多于他得到的享乐,他承担的责任多于他获得的报酬,但是,正是他那富于传奇色彩而又光辉绚丽的生活经历凸托出他生命的崇高价值。他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布:我的人生没有虚度,我的生命没有堕落。

2011年12月27日于贵阳南华医院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69期(2012年1月12日)首发

中国人权双周刊234期(2018年5月10日)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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