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强：在祖国逃亡

昨天，逃亡中的华涌被抓了。

前天，山西临汾市民常珈瑄因呼吁取消取暖费而获罪当局的常珈瑄开始逃亡。

四个月前，我因为参与广州新会海祭刘晓波一事，开始逃亡。

我不知道华涌和常珈瑄在逃亡中都经历了什么，都思考了什么，我只能说说我的逃亡。

年轻时读别尔嘉耶夫和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感觉逃亡是一件十分重大且刺激的事情，然而当你在人生路上不经意间撞见它时，却又显得那么唐突。

2017年7月19日，我同广州的几位朋友，一起前往新会的崖山之战遗址海边一个码头，祭奠刘晓波逝世头七。7月21日清晨，网上传来一同祭奠的卫小兵和何霖被抓的消息。我当即决定离开广州，一来避免牵连广州的朋友，二来当时我筹备了半年之久徒步穿越川藏大北线的计划，如果因为新会案被抓，就会泡汤了（川藏线最佳穿越窗口为每年7-～10月份），。于是收拾起早已经准备好的行囊，立刻起身离开广州。

依照我原本的计划已经订定好了27号起程身前往成都的火车票，之所以计划是27号，源于我十年前徒步川藏南线的经验，7月份是川西南沿途徒步最热的时候，而进入8月份，气温就会下降5°左右。

我本想轻松而愉快地开始我的川藏之行，但现在显然行不通了。

在广州火车站，为了打时间差，我买了立刻离开广州、终点距离成都最近的一班列车票。，直到列车开动，我的心才舒展开来。我想，可能是警方还没有确认我是参与海祭的人员，因此买票上车如此之顺利；。同时一个问题也跳了出来：我为什么要逃亡？

根据我的判断，新会海祭即便被抓，也不会关太久，最多37天，然后取保候审；。如果我在广州找个旅馆住下等待警察上门会不会更好一些，且也能达到保护朋友的目的。

其实，我只不过是个酷爱自由生活的普通人，只不过有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在这个不正常的社会，我努力想做一个正常的人。我为此而努力，因此，我不需要逃亡。但是，我追求自由，所以我必须逃亡。

我选择上路，无非是告诉匪帮们，我不想让你们打搅我的生活，同时我也不可能对你们的罪行保持沉默。我愿意承担我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你们也将为你们的恶行付出代价！这是做人的责任，也是做人的权利！

想通了这一点，我便安然上路，并决定一路直播我的行程，不再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我，只是把这一段人生旅程的精彩，呈现给人们。

至此，逃亡之于我来说，变换成了一种姿态，一种嘲讽，一种反抗，一种生存状态。

21日，从都江堰踏上318国道一路向西藏进发。一路穿过卧龙自然保护区，翻越巴郎山，在巴郎山顶回眺雄伟巍峨的四姑娘雪山——十年前我曾经登上过她，在小金川饱览了沃日土司官寨美妙的佛教壁画，在千碉之国丹巴登上了一座40多米高的古碉。

进入丹巴县城，是14号中午。我是凌晨从中路寨下山，走了近8个小时来到这里。这天心情出奇地的糟糕，因为好友屠夫吴淦在天津开庭，很多朋友前去声援而被天津警方抓捕。于是，在发了两条推特之后，我在丹巴县城一个小饭馆里喝了瓶酒。酒后，趁着醉意在城边一家宾馆开了个房间，准备好好休息一下，舒舒服服地的洗个澡，换洗下衣服，舒缓下焦虑的心情，次日趁着好天气去著名的美人谷饱览下丹巴美女的芳容，然后继续向西藏进发。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在丹巴被捕，而后被警方带回新会，关押了三十天。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不存在所谓的逃亡。天网摄像头遍地，、连长途车都要查验身份证，、所有的住宿都需要登记，、通讯监控如影随形，各种必须证件都被植入可发射信息的芯片，。在这种环境下，逃亡不过是一种态度，一种不甘妥协的反抗。对于我们这些小人物，既不想流亡海外终老异乡，又不想坐以待毙老实被抓，逃亡就是一种态度的表达，以及给抓捕者增加更高的成本。

其实，我十分清楚在这个被我称之为祖国的地方，我逃无可逃。逃亡就是一种绝不坐以待毙的宣告。这逃亡的路长一些，反抗便久一些，自由就多一些。

之所以写这段旧事，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一些假装外宾的质疑派，又在质疑华涌的逃亡。有人认为，华涌若想逃亡就不该用手机，若用手机就是假逃亡。于是，各种阴谋论泛起。我与华涌是网友，但一直没能见面（我们本来希望在川藏线上见一面的，可惜我被抓，他在新疆被赶），我写作这篇短文时他已经被抓，对他的逃亡也没有进行过沟通和交流，因此我无法替代已经被消失的他辩解，只能用我自己的经历说明：

在祖国逃亡，其实是一种抗争！

我觉得，这么简单的道理，不管你是国人还是外宾，只要是人，都应该是清楚的吧。
 

2017年12月16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224期，2017年12月8日—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