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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小戎:谢长发和湖南民主党(图)

2018年03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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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长发(作者提供)

这些年我养成了个习惯,每到春节期间,就要扳起手指头算算,究竟有哪些我认识的朋友们还在监狱里。随着“异议人士”这个头衔逐渐走出小圈子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弥散,政治反对派被迫“隔离”于“人民”的状况有了很大缓解。这个称呼也正在变得模糊,正在因政治原因坐牢的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的大量加入,使政治反对派的形象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他们驾着汽车,开着派对,使用现代通讯工具和新的交际手段,像他们在日常生活里的社交场景那样,给异见运动带来一派繁荣气息。

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批人,他们困苦、孤闭,除了政治迫害,一生几乎一无所得。他们将养活自己之外的收入,都投入到促进中国的人权与民主事业中,清贫、勤勉、饱受迫害,就象一队拖着脚镣的长长队伍,要去那自由之路的尽头充当祭品。

谢长发先生住在湖南长沙,穿一件灰色的确凉短袖衬衫、深色卡叽裤子,出入交通工具是一辆二八载重自行车。这身行头在七十年代也许会被认为是个小干部,在二十一世纪头些年,则代表着一种人们并不太熟悉的人:民运。

在过去的民运中,节俭非但是事业的必须,还是人们争相“攀比”的文化现象。一个连清贫都不能忍受,连金钱都舍不得付出的人,又如何能够想象他能在孤岛状态下坚持不懈地用一生来抗争?在长沙有很多贫穷的民运人士,比如张善光、刘建安和张京生……这一代人因政治迫害而生计艰难,迫害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原先的职业,还斩断了他们的社交脉络,更使他们失去了训练生存技能的大量宝贵时光。在常人积累技能和社交脉络的时候,他们在坐牢。因此唯有承受贫苦并乐在其中,他们别无选择。

但老谢又是幸运的,他掌握着一个炼铁配方,此技术专长颇受中小型铁厂亲睐,单以收入而论,老谢并不贫困,甚至算得上是位“中产阶级”。他把绝大部分收入都用来从事民主活动,所谓“湘省直中国之萌芽”,这里自晚清以来一直是中国各类政治派别最活跃之处。每一个政治派别中都能找到大把大把的湖南人,每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湖南人无处不在的踪影。对红中国的民主派来说亦是同样,这里有大量的民主派存在,身处省城的老谢,自觉地承担起接待前来长沙之各地同仁的责任,更有外省同仁,途经长沙者,但有所求,老谢必殷勤招待。外有诸友相聚时,饮食、车马……细至湖南人喜好之槟榔。尽管每一笔花费都尽可能地简朴,依然很难做到收支平衡。尤其有些花销是不能轻易将就的,譬如逢年过节去看望系狱的政治犯家属。老谢自认为在长沙,只有他有这个经济实力来担此重任,是以人们更加习惯性地来找他。包括我在内。

老谢生于1951年,早年学习冶金,这一技术专长使他后来获益终生。1989年,正在浏阳“社教”(一种国有单位的变相裁员,把冗员向其它领域疏散)的谢长发听闻学运被镇压的消息传来,立刻借助“职权之便”,在浏阳各中学演讲,称蛋污毛像的“天安门三君子”为“中国英雄”和“浏阳的骄傲”。象他这样事起时静待其成,事败之后起而鼓噪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传统的儒家伦理认为“君子”不应该到风头浪尖去驾驭风潮,而应当在真火中接受试炼。

谢长发很快被捕,投入劳教队,判三年执行二年。出狱后失去了工作,于是他重拾技术专长,为那些民营的中、小型铁厂们提供技术支持,由于机缘巧合“下海”较早,经济状况反而比先前有所好转。一手挣了点小钱后,另一手又转投进为民主事业的奔走中来。他的家先前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自他再次被捕后我又去过两次,仅为再去嗅嗅他当初的气息。一次陋室紧锁,再次已夷为平地。

但我仍清晰地记得那间土坯房,孤零零地戳在某个旧式小区内,老谢曾对我说过,他正在和原单位纠纷分房的事宜,兴许下次再来,便可以住到附近的楼房处。“要是成了,你再来就不用再出去住店,可以住到我家里来了。”不过他对此并不是十分乐观,并且似乎对眼下的住处甚是满意。“如果真能成,我要去找些沙发……五、六条应该不成问题。”他又忍不住憧憬道。

那个“家”位于几间楼房的包围之中,一年四季阳光罕至。里没有床,用空心砖和木板搭出一个铺位,虽然象个流浪汉,那铺位仍足够整洁。“床”底下有一口箱子,是老谢最重要的一件“家具”,里面装有他最昂贵的一份财产:一套西服。那是他谈生意时行头。

那屋里还有一些小板凳,很多纸箱子,分门别类装置书、杂志和报纸,有些报纸和杂志没有箱子装,便捆起来码放。一张不知由什么东西构造起来,好象是半张没有桌面的双人课桌和一些形状参差怪异的碎木板、砖头和棍子们,疑似“电脑桌”的东西上,放了一台电脑。大概是九十年代末的产品,而且“中毒太深”,常年处于各种硌塞状态。他希望我能帮他杀杀毒,但看我满头大汗对付了四、五个钟头仍不得要领,便心疼起我来:“反正我平时也不用,只要能放VCD就行,算了吧!”

墙上还靠着一块很平整的大木板,足足将近两米长,好几十公分宽,不知他自何处得来。他非常满意这块大木板:“如果有人来,用四摞杂志就可以搭出一张床。但是只能夏天用,没有多余的被子。”

奇怪的是,这位不烟不酒之人,“家”中却时常备有烟酒,若有同仁诸友好此物者,他便取之款待。托名曰:自己备些烟酒是为做生意时应酬。

1998年,全国爆发了组建反对党运动,湖南这片激昂之地,自然不甘落后。当民主党遭镇压时,举国一片萧杀,在湖南亦有大量民主党被捕,譬如已故的李旺阳、佟适冬。还有诸如张善光、柏小毛、何朝辉等一众。老谢也参加了民主党,但在组党之初并非十分活跃之人,因此居然躲过这一劫。劫后整个中国异见界元气大损,不仅大量人被捕系狱,更导致士气低迷。此时的老谢却又一次走到风口浪尖,为民主党奔走呼告,象一只蚂蚁一样努力搬动巨大的山丘。他的作风单纯、勤奋而又真挚,身上似乎有耗不完的精力,热衷于救助和帮扶政治受害者的家庭。他对知识和有知识的人怀有一种中国传统式的无条件敬重,每逢遇上一位真正的学者,哪怕是从VCD上,都会流露出孩童式的天真和专注,那些时候他总是忘记一切,仿佛自己已经身处那些学者们所描绘的幸福世道中。

他的努力并非没有收获,蚂蚁们的数量在不知不觉中多了起来,搭乘互联网的春风,到了二十一世纪,民主派们又重新热闹了起来。这些努力自然也在专制当局耳目的掌控之中,2008年,镇压的黑手伸向了老谢,他在6月被捕,旋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十三年重刑。如今十年匆匆,狱中的老谢年纪古稀,而狱外之我一事无成,愧对贤者。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会因为缺少一个谢长发而停止运转,但它的运转却是谢长发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搬动山丘的蚂蚁们不会停下,终有一日,蚂蚁们会爬满整座山丘,然后告诉全世界:“我们不是蚂蚁,是真正的人!”

——转自民主中国(2018-02-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0期,2018年3月2日—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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