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8月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办公厅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中南海西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邮编：100017
孟建柱先生
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街14号
邮编：100814
副本：
郭声琨部长
杨焕宁副部长
公安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4号
邮编：100741
传真：+86 10 66262550
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501号
邮编：100121
主旨：关切狱中记者高瑜的健康状况
尊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我们数家组织长年致力于监测并促进中国及其他各国的人权与新闻自由。
我们谨以此函表达对狱中记者高瑜健康状况的严重关切，并敦促公安部立即无条件将她释放。同时，我们也关注其他因和平表达政治观点而入狱的囚犯能否获得医疗照护。
中国负有国际法义务，应为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员提供医疗照护。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即负责监测各国履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独立专家机构，中国亦为该公约缔约国──在其关于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的第14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各国有义务尊重健康权，特别是不能剥夺或限制所有人得到预防、治疗和减轻痛苦的卫生服务的平等机会，包括囚犯和被拘留者”（第34段）。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指出，“囚犯应能获得其本国所提供的保健服务，不得因其法律地位而加以歧视。”联合国《囚犯待遇最底限度标准规则》亦规定，“监狱的医务室应该诊疗可能妨碍囚犯恢复正常生活的身心疾病或缺陷。为此应提供一切必要医药、外科手术和精神病学上的服务。”（第6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26条也规定，对患病的人犯应当给予“及时治疗”，病情严重的可以取保候审。
现年71岁的高瑜因涉嫌泄露中共内部“9号文件”而于2014年4月被捕，2015年被判处七年徒刑，该文件要求全体党员警惕包括人权等“普世价值”在内的“七种危险”。2015年4月17日，高瑜以“为 [中国] 境外 [机构]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刑。她仍在上诉，目前被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高瑜的审判远未达到中国本身和国际的标准。她告诉她的律师说，2014年5月她之所以被迫在全国性电视频道上供认犯罪，是因为顾虑她当时遭拘押、后来才获释的儿子。她被捕后长达两个月都无法获准会见律师。在这段期间，警方也没有就她被拘押一事通知家属。我们相信高瑜是因为撰写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受到打压，尽管无论国际人权法或中国宪法都对言论自由的权利加以保障。
据她的家人和律师表示，高瑜被捕时已知患有慢性心绞痛、高血压、内耳功能失调的美尼尔氏症和未确诊的慢性皮肤过敏症。他们最近前往探视时，高瑜表示她的心绞痛情况恶化。看守所最近安排她接受诊查，发现她的心脏动脉有阻塞迹象，并有可能属恶性的异常淋巴肿胀。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她，让她得到独立的医疗照护。
我们特别关切高瑜的情况，因为我们看到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和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先后在拘押期间死亡。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于2014年3月去世之前，看守所不顾她的家人和律师申请保外就医，一直拒绝让她获得适当医疗。直到她病重昏迷，官员才将她转送到医院。几天后，她就过世了。2015年7月，以“恐怖活动”及“煽动分裂国家”等罪名，经极为不公正的审判被处无期徒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因为当局拒绝给予适当医疗而在狱中过世。监狱当局不顾其家人抗议，而且违反中国有关处理服刑人员死亡的新规定，拒绝将其遗体交还家属而迳行火化。如果高瑜的健康因为中国当局拒绝给予适当医疗而严重恶化，中国政府自诩尊重人权的说法将难再取信于人。
我们同样关切其他被任意拘押或监禁且据报遭拒绝适当医疗的人士，包括[1]：人权律师浦志强，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患有心脏病和其他疾病；以及反贪腐活动人士刘萍，她入狱两年来每天不明原因腹泻。通过正视这些个案，中国将能在2015年11月接受联合国《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审查时证明其有所进步。
我们敦请您：
谨此致谢，并期待您对高瑜和其他个案立即采取行动。
您诚挚的,
阮柔安
東亞研究主任
國際特赦組織
魏莎
执行主任
中国律师之友
馮偉華
主席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心语
副会长
独立中文笔会
德尔菲娜·哈尔干德
美国部主任
无国界记者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马克·P·拉贡
主席
自由之家
谭竞嫦
执行理事
中国人权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侯芷明
主席
团结中国
鲍伯·迪茨
亚洲项目协调人
保护记者委员会
何俊仁
主席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索菲·理查森
中国部主任
人权观察
苏珊·诺塞尔
负责人
美国笔会
天安门母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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