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的底线已定: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停止盗窃知识产权。这是一条公平的友好的对等的底线。形势比人强。形势迫使人们丢掉幻想。能够实现的选择,才是好的选择。坚持这条现实的公平的对等的底线不动摇,是中美两国共同的福音。
中国模式既得益于自由主义的蜕变,也加剧了自由主义的蜕变。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深度整合,中国极权主义体制与蜕变的自由主义精英的深度纠缠,意味着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各自的各种歪解,相互间有很大的支撑作用。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复杂现实。
国企是人权的最大的侵犯者。国进民退的过程就是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过程。反对国进民退就是捍卫私人的老百姓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长久以后中国一定要走向市场经济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坐等实现市场经济的那一天。
可以从远处看十年前金融海啸,概括起来,引发金融危机或风暴有三大因素:一是金融规模的空前扩张;二是违约和骗局充斥市场;三是利率变动在无意中造成资产价格的突发性反转。中国政府又开始走金融扩张的“回头路”,这只是推迟危机,在若干年后,由于货币发滥发和金融的疯狂扩张,由于现在过度的金融扩张政策,中国再也逃不过规模更加巨大的房地产和金融风暴。
身份政治已成为一个能解释当今许多全球事务的核心概念。左右两派都在搞身份政治,左派目前实行的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事情是,它刺激了右翼身份政治的兴起。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以身份的方式思考自己和社会。但人们的身份既不是固定的,也不一定是出生的。身份可用于划分,但也可用于融合。最终,这将成为当前民粹主义政治的补救办法。
习近平的梁家河之路,告诉我们,中共的培养路线就是凭血统、凭关系、凭个人效忠,而不是凭能力,凭思想水平,凭历练。习的成长之路是一代知青中相当平庸的一例,没有任何特别的亮点。习从入党升官到入学入仕,父亲平反复出,家庭背景越来越强硬,地位权力也越来越高,可是仕途却越来越没有风险。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事实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就要看与谁结友、与谁为伍、与谁同行,这是历史的大道理,而不是小儿的过家家。对于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绝非好事,从中国的长远发展考虑,我们不应当只顾眼前的进退得失,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态度和政策,而应当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达成妥协,尽早结束争端,改善外部环境。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最近开了一个讨论会,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会议显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很多学者和官员对改革现状相当不满甚至悲观;纪念「改开」40周年官热民冷。官方宣称要隆重纪念,老百姓反应则很冷淡;「改革已死」几乎成了社会共识。
作为中国人,看到习近平越来越陷入强人治国的困境,很难不去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不可避免的失败,会不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灾难?我认为马云这个决定如果不是一个纯粹象征性的选择,而是具有实质性的选择。统治者认识到,他们不给马云一条出路,对自己并不利。
奉劝访民朋友们把上访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思考和践行怎样推翻这个绑架国家、挟持政府、奴役人民的共产专制独裁政权,建立宪政、法治、民主制度上吧。这是一劳永逸的从根本上保障我们及后世子孙人权的最佳出路。
中国不发展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持续。中国没有工人权利,就不可能产生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没有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只有奴隶和富翁的国家,能叫做现代化国家吗?
新极权体系集大成者的习近平已明白无遗地表明了其要做终身独裁者的奢望。为此我们大声疾呼,争取人权,这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愿望。人们只有在自己的天赋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的时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才有望得到改善。没有什么比人权对于我们更重要,更没有什么禁令能够阻止我们对人权的向往和渴望。
人权是个普世价值,不分文化、地域和宗教,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天生就拥有这种“天赋人权”,不是任何其他个人、集体或国家可以剥夺或践踏的。德国人在二十世纪亲历了纳粹的独裁和共产主义专制政权的荼毒,从自身的耻辱和痛苦中汲取了教训,对于其他还在遭受人权受到侵犯的人们,特别具有同情心,愿意伸出援手。
中共政权被列入公安编制的网络警察早在数年前即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全国各省、市、区公安厅、局统一标识为“网警巡查执法”的微博、微信和百度贴吧账号早已经上线。近二年随着网络监控的力度加大和深入,中共公安扩充了大量的网络监控从业人员,有些退伍、没有工作的青年被选入公安系统做临时网警。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在大数据库、人工智能等技术方面是领先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可真是“厉害了,我的国”,可以通过识别人的面部来收集数据,还在尝试终止世界范围内的网络自由。我们在交换信息、交换意见时,应该更具备自我保护意识。
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和屠杀一样,列宁所发明的理论和后来付诸的实施,从肉体上消灭了俄国老一代知识阶层、农民、贵族,以及宗教僧侣、资产者和哥萨克阶层。重新追究列宁的反人类罪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把他的一项又一项的反人类罪调查清楚、曝光出来,我们的后世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对人类造成了多大的祸害。
六月的柏林天气阴郁,在浓云下,在雨粉中,我看到了柏林墙。它丑陋而且冷酷,除了蔓延墙脚的野草,没有生命象征。在高墙和电网之间,能自由往还的只有风。暮色中的柏林墙,它仿佛由一种价值和无数词语砌成,比灰色更深,比信仰更重。我们穿越高墙,眼前蓦地铺开一片灯海,两个柏林如摔碎的镜子,分裂的映像无法重合。
中美盟国体制的建构是二十世纪世界大事,更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势的大势。短短几年时间,在美国强势文化影响下,美国的文明、力量、价值观,都获得了中国知识人,乃至国共两党政治家的普遍认同、追慕。
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在进行之中,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新话。比如文化大革命有“破旧立新”,而今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换汤不换药。“破旧立新”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改名字。友人曾给我改的名,建议把“唯色”改成“唯一红色”。
关于天朝的底裤,赵烈文、李鸿章和张之洞都看得很准,也希望引起决策者的重视;至于比他们位更高权更重的曾文正和摄政王,他们到底是清楚天朝的底裤已然不存却不愿承认,还是压根儿就不明白呢?
多元文化主义走向了文化的相对主义,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准,没有了是非、美丑、善恶、优劣、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之分,所有的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同等的,都要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承认。结果必然导致主流文化失去自信和进取精神,带来文明的劣质化。
民选的国家领导人常常不过是选民的缩影。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造成国家内部的部落化,增加矛盾和冲突。持这种立场的政治左派与持白人种族主义立场的政治右派正好是美国政治光谱上的两个极端。民主社会的底线超越党派利益,超越族群利益,超越部落思维和身份政治。为要守住这个底线,我们只能屏息等待后川普时代的到来。
帝国崛起的幻觉,是人类历史上是长盛不衰的政治海洛因,其剧毒的性状有过无量数的历史佐证。它从人性的权欲中疯狂繁衍,结出各种畸形的政治毒瘤。对本国的横征暴敛和对人权的摧残,对他国的掠夺与屠戮性战争,便是吸食这一政治海洛因的结果。一个人是否生活幸福,与他所在国家是否强大并无必然关系,有时甚至可能是反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