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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重的代价能否换来新闻自由?

2020年02月17日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爆发,两个月内已波及全球。中国政府封锁疫情信息,封城封街,强制隔离,无数个人和家庭正在经历人道灾难。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撰文,质疑政府隐瞒疫情信息,希望惨重的代价能唤醒当局放开新闻自由,因为没有新闻自由,不仅民生多难,而且政府亦无信,更谈不上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与体系。


贺卫方:惨重的代价能否换来新闻自由?

庚子年,短短的一个春节,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就由一个繁华大都会迅速变成一座人间地狱。一场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袭击,转瞬间已导致近两千人命丧黄泉,有些家庭甚至满门尽亡。宣布的死亡数字是官方统计,可以肯定,尚有很多没赶上确诊就已经死去者不在其中。此外,武汉率先封城,接着是温州、杭州,各大城市也紧急跟进,差不多全国范围都进入了紧急状态。

与此同时,这恐怖的病毒又借着喷气式飞机以及豪华邮轮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举世惊慌之下,各国纷纷采取紧急措施,航空中止,入境禁止,一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闭关锁国的时代。

迄今为止,造成这惨状的原因尚有许多谜团。最重要的,病毒来自何处,是自然原因,还是某种事故,仍然是一头雾水,不得其解。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从最早发现感染者的2019年12月初,一直到2020年的1月20日疫情公开,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包括武汉市绝大多数市民在内,人们都在浑然不察之中,走亲访友,杯盏交错;外出旅行,呼朋引伴。官媒莺歌燕舞,两会歌功颂德……一片升平之下,那致死的病毒悄然传入千家万户。

当然,一线的医生护士们感知得到。他们不断地将这危急信息向省市政府尤其是卫健委报告,甚至通过内参通道报告中央。但是泣血陈情却无法唤醒沉睡的官僚体制,包括官僚化的专家们。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国民:疫情可防可控,未见人际传播。

面对公众的怒火和举世的焦虑,最高领导人想亲自出面澄清某些怀疑。2月15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其中强调他如何不断地作出指示和批示,部署指挥动员抗击疫情。在时间节点上,他最早发出指示是在1月7日,1月20日作出批示,1月22日又发出“明确要求”,庚子年正月初一即1月25日再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对抗击疫情“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

我们姑且不说1月7日已经是疫情爆发一个月之后,也难以了解部署、动员的内容究竟如何,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1月7日讲话涉及武汉疫情的内容似乎被官媒作了“留中不发”的处理,外界根本无从知晓。讲话者是否知道他遭到了“屏蔽”,抑或讲的内容不适合让公众知道?假如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也遭到封锁,那“两个维护”岂非笑话?说到底,根子上在于无自由。如果武汉、湖北的报纸、电视可以就疫情进行自由而负责任的报道,何至于要依赖这相互诿责的官僚体系?何至于武汉以及全国要这么多的人受感染、遭噩运?!

唉,不多说了。但愿这惨痛的代价能够让手握权柄者醒悟:没有新闻自由,就不仅民生多难,而且政府亦无信,更谈不上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与体系。

2020年2月17日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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