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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是中国传说历史中的人物,是五帝之一,也是我的名字。其实一开始父母给我的名字是“信”,一个日本电视剧“阿信的故事”里面的主角的名字——父母希望我可以像那个主角一样,遇到挫折不放弃,为人生目标独立奋斗;但由于“信”多用于女生,所以我爷爷就为我选了一个更有霸气的名字。 1990年出生在广州的我,处于一个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年代。独生子女的我究竟成为一个小皇帝,还是像我父母希望的那样,为人生目标独立奋斗呢? 因为当时我爸是警察经常要出差,而且我妈也要去上班,所以我的幼儿园是“存托”,也就是夜晚不回家在幼儿园里过夜的幼儿园。其实我自己是很不愿意留在幼儿园过夜的,因为夜晚不能够见到爸妈。...
在中国—— 深渊的底部 仍然是道路! 在中国—— 堕入深渊的人 仍然可以是行进者! 在中国—— 当深渊飘来飘去时 世界踪影不定! 在中国—— 必有人抓住起飞的时机 必有人惊奇: 深渊的飞翔真是漂亮! 在中国—— 是道路飘来飘去 底部的、深处的魂灵 渡引着万万千千人! 在中国—— 深渊的底部 回声互相撞击! 在中国—— 深处,深不可测者 留下足迹深深! 在中国—— 其中必有人 头戴黑发,也是头戴乌云! 在中国—— 道路,飘来飘去 在远方打了个可疑的死结! 在中国—— 道路,就这样被固定了 但未来,将在那里猎猎飘展! 在中国—— 深渊,轰然倒塌 你和我,初次地,暴露在地平线上…… 2010.6...
35年前的1978年,挣脱出毛泽东式极权专制主义黑暗统治冰川期的中国开始“解冻”,一群群从封闭社会的底层和夹缝中奋身而出的年轻人纷纷聚集在一起,北京、上海等地的“民主墙”上除了政治民主、人权自由的吁求外,也出现了张扬自我价值确认、追求美学创新的文学和诗歌的独特声音;在民间,纸张粗糙、形制简陋的油印出版物层出不穷,在渐亮的幽暗中被传递、被摘抄、被阅读、被吟诵,犹如微火闪烁、岩浆涌动…… 作为一个刚刚开始尝试写作现代诗的文学青年,我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介入了社会,也介入了文学。这一年的10月,我进入大学——上海机械学院,开始读大一。而4年前的1974年春天,...
这是一个信息在生活中不停轰炸的时代。 这个时代里面的人们,似乎都满足于生活中的忙碌与压抑,却又好像对未来有一些隐隐的不安和焦虑——人们似乎都在生活,又似乎都不在生活。 这个时代里,“历史”、 “传统”、“文化”,每一个都像是被草草包装待售的商品,似乎如果不能和商业价值合理地绑定,或者不能和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产生实质性联系的话,便会显得一无是处。在这个时代里,“事件”就像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彩虹一样,刚开始惊心动魄,之后便让人麻木并迅速被人遗忘。 我想,如果找一群人回忆一下一年之前国内出现的重大的新闻事件,两年之前、三年之前……十年之前,结果应该会很有趣。我们对某一个事件产生的愤怒,比如说7﹒...
2008年的一天,我13岁的女儿灵灵看到我在整理我爷爷严苍山的资料时,问我:“这是谁?他很有名吗?”我说:“他是你曾祖父,也就是我的爷爷。他是上海很有名的中医,而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也是有名的中医。” 灵灵又问:“那么再往上追,你曾祖父的爸爸又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曾祖父的爸爸是一个有名的画家,他叫严明,他的指画很棒,指画就是用手指头当毛笔来画的画。” 我继续埋头整理资料。 灵灵好像想到了什么,她说:“以前听你说起过你的爷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为什么?” 我说:“自杀是因为自杀者有着受不了的痛苦,于是就索性中断了生命,中断了生命也就中断了痛苦的感受。 “他自杀的那年是1968年,...
1972年5月,我第一次去中国,此行仅在尼克松访华后3个月!我陪同丈夫孔杰荣(Jerome Cohen)访华,他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一个小型代表团的中国顾问;该联合会在两国敌对23年之后,应邀与中国进行首次科学交流。从香港穿越罗湖桥进入“共产主义敌国”——红色中国——很具戏剧性,因为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们的政府禁止我们入境中国。 我们拖着行李,从香港边境过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候车室。室内放置着巨大的手扶皮椅沙发,沙发用沙发套保护着;还有一摞摞中英文杂志,宣传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英雄——工人、农民和士兵。 我们立刻被淹没在四周的革命歌曲之中——这种战斗的旋律随后在火车上充斥我们的耳膜,...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 祖国,在妆点您之前,请让我做自己的花朵。 ——题记 一 2013年9月8日,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地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揭晓,日本东京夺得了主办权。听到消息时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老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都仿佛还在昨天呢,居然我也到了感叹时光飞逝的人生阶段。一阵故作老成的唏嘘和自我调侃之后,我的思绪突然回到了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一刻。回想过去这种怀旧的心情打翻了就再也收不住。记忆的潮涌又猛地一下将我推回了当时观看北京和伦敦两届奥运会开幕式的情景。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嘴角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1960年9月4日我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弋矶山医院(原是美国教会医院),父亲是芜湖造船厂一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也曾任佩备手枪的保卫干事,执行保卫驻厂苏联专家和前来视察之高级领导人的保卫任务。1958年在动员干部下放的背景氛围下,父亲主动要求从保卫科回车间当工人,其实他内心想法是当高级技工——高级技工工资高,粮食定量也高于干部。 1962年父亲被借调到位于陕西省兴平县板桥的408厂,这是一家50年代初开始由苏联专家援建的国家重点项目,职工和家属合计超过一万六千多人,政审和业务要求都很严格。同年我妹妹出生,父亲为她起名“兴平”,后改为“兴萍”。...
对我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文革——这一来是因为文革本来就是件大事,二来是因为年龄:1966年,我19岁,正在成都上高中。 我是高中66届。后来,人们把高中66届、67届、68届以及初中的这三届统称为“老三届”。老三届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老三届之所以成为相互认同感最强的一代,那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段特殊而又漫长的共同经历:先是在学校参加了两年半的文革--因此他们被称为红卫兵一代,然后又都被下放到农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知青一代。老三届“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原本是共产党一手塑造的产物,可是,文化革命的风云变幻和农村生活的沉重艰辛,迫使他们思考与怀疑,其中一些人萌生出反叛意识,...
中国在世界的角色 联合国会员国的国旗 - 联合国总部,纽约 。图片来源:Aotea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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