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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明:守住六四烛光,延续历史的温度和力量(图)

2019年06月10日

三十年转眼过去,但对于香港人,中共当年以军队血腥铲平一场民主运动确是忘也忘不了。三十年来,维园的六四集会烛光不绝,民气沸腾,一场又一场,一代接一代,以铁一般的事实记述和亲身见证,粉碎谎言和歪理,令一个自夸国力强盛的国家,年复一年,始终无法抬起头来,面对那年那日屠杀人民的难堪真相。

真相难堪,首先是因为真相是有后果的。喜不喜欢也好,支联会的五项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句句对准死穴,当年的行凶者,以至其支持者,不论已落任或现任的,都无一幸免,必须面对真相的拷问,并且承担随之而来的历史责任。

清楚不过,当大家见证这是一场和平的民主运动,官方指为“动乱”便是歪曲事实,含血喷人,必须立即放人,并且郑重更正、道歉、处分;当大家亲历军队血腥镇压,杀人无数,当然得追究责任赔偿损失,谁下决定就谁是凶手、罪人,谁也罪责难逃;又当罪恶既源于独裁者也源于独裁体制,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制度,才是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否则何以杜绝悲剧重演。

刚出版的新书《最后的秘密》,刊载军队屠城后,中共两次高层特别会议的发言纪录。发言者无疑都事后追认了邓小平引军入城血洒北京的决定,却又揭露两点重要事实。一是邓小平的行军决定有违常规,没有事先得到党总书记同意,当然也没经过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讨论和决定,是近乎政变的举动。二是发言的十多位中共元老,尽管同意派军队平定局面,但除了个别人还喊打喊杀,其他都没有再提血洗北京的骇人事实,可见他们对是否采取如此强暴手段,不论是因为屠城太丑陋也太丢脸,还是为免给政敌和人民追讨责任,总是小心翼翼,保留一点空白。

当然,当权者不会因为香港人见证屠杀而自首,更不会自感无地自容而下台,但他们绝不能充耳不闻指责,默不作声,问题是诸多辩解,却又往往前后矛盾,自乱阵脚。例如有政治帮闲者彻底抵赖屠城一事,指传闻查无实据,但人证物证俱在,如何抵赖也难以取信于人,有人便改口说镇压杀人,有利中国稳定发展,甚至说,没有八九年的镇压,便没有今日的繁荣强盛。

不过这样说同样鲁莽,因为等于对军队杀人直认不讳,而一承认杀人,老问题又回来了:杀害人民怎可能是合法合情合理的管治方法?被杀害者干了甚么坏事而给人民供养的解放军干掉呢?人民反腐败的群众运动怎会跟经济发展水火不容?不好解释之下,辩护士只好旧调重弹,硬说没有屠杀,但这样说又重覆起初的难题,除非解放军射的都是空弹,又或者,全部向天发射,所以无杀人意图和事实,死的伤的都与解放军无关。但证据呢?

因此见证六四,原原本本讲述所见所闻,不是求甚么神奇效用,但足以使当权者走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局,而他们又不能不砌词解释下去,以免失去话语权。三十年来,香港人的见证和拷问,一年又一年,行凶者就如被押在被告席上,不是被人严词质问,就是给自己的辩词自掌嘴巴。

不错,在大陆,三十年前曾经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面对今天强权当道而暂告沉寂,但历史过去了却并未成空,悲壮的民运已走出1989年的历史原点。三十年来,香港人不但从不间断为六四努力不懈守住真相,更活出那年那月那地那些热爱自由民主者的诚心挚意。由2003年反对国家安全立法到2014年雨伞运动,从反抗奴化的国民教育到要求当局撤回牺牲香港法治的“送中”条例,社会上不同阶层不同岗位不计收获只为香港未来着紧而投入参与,处处看到三十年前中国大陆自由民主追求者的慷慨胸襟和热诚身影。

但愿六四的热度能够继续保持下去,让大家在历史的灵光烛照下,把摆脱奴役、寻求当家作主的民主情怀和力量,发扬光大,开花结果。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19-06-0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3期,2019年6月7日—2019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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