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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从广东“逃港潮”到中国“逃港潮”——《赵紫阳传》书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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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31日


1960年代的广东逃港潮像瘟疫般蔓延全国,十二个省、三十六个县的人涌向广东,广东“逃港潮”已经演变成了中国“逃港潮”。(图片摘自网络)

六十年代初期,伴随着“逃港潮”的是“走私潮”,当时在深圳九龙海关办了一个很著名的“反走私陈列室”,吸引了许多中央、外省党、政、军大员源源不断的参观,如国家副主席朱德元帅、全国妇联副主席康克清夫妇,叶剑英元帅,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他们是来看广东省的反走私成果?起码不完全是。在“大饥荒”饿殍遍野的背景下,香港“西洋景”——资本主义的富裕和生活方式对谁都有吸引力。这些中央和地方大员汇流于“逃港潮”中,看眼花撩乱的走私物品,隔河眺望香港的灯火辉煌,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次眼睛的“逃港”。

“眺望香港”,后来成为中共执政者的一个固定节目。香港作为一个事实的存在,很难漠视和回避。把香港作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榜样,成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因之一。广东人对“资本主义”的香港有着直观的感受,信息畅通,很难实行愚民政策。人们相信眼睛,不相信耳朵。

虽然文革前后,“逃港”定性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敌我矛盾”的“叛逃者”,逃港的人改了称谓,叫“逃港份子”,跟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五类份子”阶级敌人同类,依然无损于香港的巨大诱惑和前仆后继“逃港”的决心,而且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隐晦,绝无畏惧,白云山水库和珠江每天成百上千的练泳者,路人皆知,其中绝大多数是即将的“偷渡者”——“逃港份子”,就是明证。

“逃港”、“偷渡”与“包产到户”类似,形成二十年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改革开放政策的两只轮子,理解起来很简单,求生欲望使然。时任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说得更直截了当:“为什么人民要偷渡?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另一个是)香港三百多万人口,其中两百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叫人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


文革前后,“逃港”定性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敌我矛盾”的“叛逃者”,逃港的人改了称谓,叫“逃港份子”。(图片摘自网络)

“帝国主义逼的”谈不上,“我们逼的”,才是要找的原因。有学者根据台湾救济逃港难民的有关资料,作了一个梳理。这些资料涉及五十六名广东、福建两省十九个县市大陆逃港人士。结论不出预料:

五十六人中,男四十七人,女九人。年龄最大的六十一岁;未成年七人,年龄分别为四岁、五岁、六岁、七岁、九岁、十三岁、十七岁。平均约二十四岁,显然青壮年居多……

从文化程度看,大专三人,高中毕业或在读者九人,其余四十四人都在初中程度或以下。至于职业,则包括在校学生、瓷器工人、手工业工人、医护人员、小商人、纺织工人、家庭妇女、无业人员、建筑工人、机械工人、教师及代课教师,比例最大的是农民,共九人。

政治面貌以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居多。六人曾被劳改或劳教:三人因偷渡,一人因偷渡兼伪保长身份,一人因家庭历史牵连,一人因民国时期就读中央警校被判历史反革命获刑五年。还有一人被处十余年管制,因其民国时期就读广州警校。出身地主、富农家庭被清算者最多,共十人。家人死于狱中或自杀者亦不乏其人。

至于宗教背景,佛教最多,有五人;基督教二人;道教一人;还有二人自称信仰孔教。有宗教背景者,共计十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八。

五十六名逃港人士,四十七份资料,是学者的随机发现、整理、研究,却很能说明问题。中共新政权的错,显然不仅仅是“三面红旗”和“大饥荒”。陶赵改错的决心,解决危机的务实态度,香港这条生路当然要利用。关于“偷渡”,陶铸在公开的说法是:“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5月22日,“反逃港”电话会议三天后,由赵率领,广东省委成立了省、地、县三级组成的领导小组赶赴宝安现场。寇庆延回忆说:“陶铸当时在长沙考察,打电话给赵紫阳(当时是省委书记),赵召集民政厅、公安厅、政法委、军区司令坐火车到深圳,看见沿途成群结队的人往香港走。赵紫阳一路走一路说:‘哎呀,络绎不绝,络绎不绝。’到深圳后,围墙、铁丝网外边都扒满了人,从铁丝网下边钻。晚上,香港那边一会打个照明弹,跟打仗似的,这边的人群就喊‘冲啊’。后来这边调了一个多营的兵力把住几个路口,又派当地的老百姓给人们送饭、送水,劝他们回来,调了几百辆汽车往回送。”

赵在多个场合说逃港的人们“络绎不绝”,用的是中性描述。“文革”期间,有知情者揭发说,省委还成立了“接待委员会”,国际旅行社广东分社参加了“逃港潮”运送工作;省委交际处小车队都参与了“逃港潮”广州到深圳拱北的运输,每天出车二十多辆,运送一百多人,每人票价一百多元,“干了一个多月,估计共运六、七千人出境”。也就是说,官方参与了“逃港潮”的实际组织、运送工作。目前尚没有更多的证据。此说备考。


1962年,赵紫阳(左二)在广州。(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间接证据是陶铸的话,以及广州市市长曾生的话。曾生1962年初,在市委讨论压缩城市人口问题时,曾说:到香港去吧!放几万人出去怕什么呢?现在那么多人失业。口气跟陶差不多。

“收口”时间,5月22日至7月8日。宝安一个半个月“反逃港”工作效果如下:

经过堵截,共遣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名外流人员回乡,其中(香港)押解回来的一万五千五百二十三人,收容三万五千八百七十二人。6月24日至27日,宝安县第一批镇压反革命开始行动,以公社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全县参加斗争大会的有九万七千六百二十二人,占成年人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是土改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众性镇压反革命行动。全县共打击了敌人五百一十三人,其中逮捕八十二名,管制九名,斗争四百四十二名。

一手硬,一手软。逃港要堵住,边民要安抚。8月13日,宝安县提出了《关于适当放宽边境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摁住葫芦起了瓢。边境堵截、遣送,内地依然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省委按照周恩来命令,统一部署堵截“逃港”期间,谣传“英国女王生日,大赦边境三日,没通行证也可进入香港”,广州火车站最多时聚集了上万人,发生了大骚乱,即世人震惊的“东站事件”。

广东逃港潮像瘟疫般蔓延全国,十二个省、三十六个县的人涌向广东,广东“逃港潮”已经演变成了中国“逃港潮”。火车东站发生了烧警车、抓民警的骚乱。6月5日,广东省省长、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在家召集了紧急会议。赵、副省长林李明、广州市长曾生、广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等出席会议。关于事件的性质和应采取的措施,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陈郁、林李明为代表,认为事件“有人策划”,“是一起有组织、有策划的行动”,“有港台情报组织插手”。

赵不同意这个看法。赵坚持了5月17日晚全省电话会的定性和处置意见。赵说:“是不是要分清一下是什么矛盾。港台特务插手毕竟还不是矛盾的根本,矛盾的根本还是老百姓没饭吃,要跑香港。还是要以劝说为主吧,免得事情扩大。”陶赶回广州,听完情况汇报,说:“现在还什么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车都烧了,还人民内部?”决定立即调动部队,实行戒严。

6月6日,解放军开进了广州市,包围了火车站,清场,驱散群众。

赵反对把饥民当敌人看,反对“有组织、有策划”的“阴谋论”,反对戒严、镇压,主张以疏导为主,平息事态,这个意见被陶否决。这个情景,颇似1989年5月17日下午,邓小平家讨论“六四学潮”处理的提前版、缩小版。

“东站事件”共逮捕十六人,送劳动教养二十二人,行政拘留三十四人。与宝安模式相同,“东站事件”平息后,广州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反”,以弹压、威慑群众。镇压毫无意义。民间逃港深入骨髓,以至有持续到了七十年代的逃港暗语流行,香港叫“K城”,广州叫“大圈”,逃亡叫“较脚”,偷渡叫“督卒”。

接下来调整治粤大政方针,截至“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大致有三项:

夏,在赵的主持下,批准回复广东毗连港澳地区的小额外贸,放宽边境线以外若干地方群众赴港探亲的规定,另开口岸帮助在港有亲友、有生活来源的群众出境。

7月,赵亲率工作组赴清远县洲心公社总结当地干部群众创造的就地分粮的典型经验,将其归纳为联系产量责任制,加以提高、完善,在广东全省推广。

8月22日,赵主持批发《关于彻底建立和健全生产队的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内称:可以采取固定地段,一次包工到人,由社员个人(或户)连续操作,管理到底的办法,一次包到底。

开放广东与港澳地区的边境小额贸易和接续高级合作社的方针政策,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即包产到人、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毛的政策则是极左的“八届十中全会”和1963年的“小四清(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1964年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农村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1966年1月16日,赵紫阳(第二排左一)和毛泽东等人在武汉合影。(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四清”运动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纲领。这个纲领祸国殃民十五年之久,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正式宣告结束。它的提出声称基于乡村现状的九个事实、一个判断。九个事实大致可归纳为:地主、富农在乡村企图复辟,进行阶级报复;地主、富农份子腐蚀拉拢干部,篡夺和企图撺掇社队领导权力;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份子,靠投机、剥削发财;在机关和乡村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份子、投机倒把份子、蜕化变质份子。因此“任何时候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否则,一个判断是不能成立的:“那就不需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资本主义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可能出赫鲁晓夫。因此要“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必须“反修防修”。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极权主义治国的诀窍是不断凭空制造阶级敌人,不断地运动群众、教育群众,让人们相信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存在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和迫在眉睫的威胁,以期在一种社会的普遍仇恨、恐惧气氛中巩固权力。1955年、1956年冬春,1957年、1958年冬春,1958年、1959年冬春,1960年、1961年冬春,1962年、1963年冬春,1963年、1964年两年,最晚到了1989年、1990年和1990年、1991年冬春、1991年、1992年冬春,几成一个规律,只要形势紧张、社会危机或形势稍有缓和的时候,要对农民进行新一轮剥夺的时候,要转嫁矛盾和困难,拿基层干部当替罪羊以平息农民愤怒的时候,以及进行秋粮征购任务的时候,“社教运动”就来了。
 

※作者卢跃刚,记者、作家,长期从事非虚构文体——新闻报导和报告文学写作,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中篇报告文学《创世纪荒诞——傻子瓜子兴衰记》、《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乡村八记》、《在底层》等,曾获中国潮、《中国作家》、《当代》、《青年文学》、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徐迟报告文学奖、独立中文笔会(2012年度作家奖)等多种奖项。本文选自作者最新力作《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上中下)(印刻)。

上报

 

——转自新世纪(2019-10-2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3期,2019年10月25日—20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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