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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崇怀亲身经历的证词:丧失人性的酷刑

2018年06月27日

今天是2018年6月26日,时间过的真快,转眼之间,出狱已经四个月了。

我叫齐崇怀,山东省邹城市人。1965年出生。是个职业新闻人。先后在巜山东工人报》、巜人民公安报》山东记者站干记者。2003年担任巜中国安全生产报》驻山东记者站站长、巜法制早报》事业发展部山东办事处主任。

新闻工作十几年,主要以批评报道为主,如:中国第一例冒名顶替上大学案,即是我最先报道的,后来最高院搞了一个司法解释,这个案子被人们称为“宪法第一案”。山东淄博一宾馆购买二十台“美的”柜式空调,使用后,只制冷,不制热,我写出巜山东一消费者向“美的”叫板》的系列报道。当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亲自给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打电话,要求停止对此事的追踪报道。2004年底,山东的胜利油田在实施海上作业时,造成十几人的重大伤亡事件,为了封锁消息,胜利油田宣传部一部长专程赶到济南,与我协商,他们愿意拿十六万元做二个版的报纸广告。条件是“稿子不要发了”。被我拒绝,顶着重重压力,我还是把稿子发了出来,让有关责任人受到问责,死者得以安息。2004年12月26日,经过层层封锁,我们写出巜女播音员死在市长床上》的深度报道。引起山东省委的极大不满,并跑到中宣部告状。2005年初,山东省平度市一化工厂爆炸,报道发表后,引发杜世成(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极大不满,组织一个工作组三次到报社施压。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境内有79座小煤矿,我写出《淄川小煤矿为何屡禁不止》的调查报告,文章在巜中国安全生产报》发出后,山东省政府关停了这个区的77家小煤矿。这些煤老板放言,要三个亿买我的人头。2006年6月,我写出的巜济南女大学生状告父亲包二奶》,亦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2007年初,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城管打死一商贩,引起群体性事件。我采访后,时任济南市委书记的姜大明(现仼国土资源部部长)不让发稿。我迅速把稿子发给香港的巜太阳报》。2007年6月4日,滕州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超豪华照片发到新华网之后,滕州市委、市政府恼羞成怒,之后滕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滕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又对我跨地区抓捕。

被捕后,我几次受到殴打,在审讯室里,办案民警赵忠宇把我固定在铁椅上,像打沙袋一样击打我头部16下,致使我昏死过去,然后再用凉水把我激醒。另一次是赵忠宇把我固定好后,用二只手像扒树皮一样扯我二个大腿内侧的肌肉,那滋味是生不如死。国保大队教导员王奇说:教育不是万能的,不打还是不行的。

2008年5月13日开庭时,滕州警方出动120余名民警进行警戒,如临大敌。滕州市委书记王忠林(现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滕州市宣传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主要官员悉数登场,全部集中在法庭隔壁观看视频直播。庭审至晚上十一点结束,共十六个小时。法庭当庭宣判我有期徒刑四年。

2008年8月8日,我被送进山东省滕州监狱服刑。入狱后,我被送到井下挖煤,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有时二十几个小时,我曾要求上井干活,被拒绝。2009年4月30日,我下井后遭到殴打,昏死过去,被一个叫陈长秀的犯人冒险背上煤井,5月4日醒来后,一个叫孟凡金的老犯人(约70岁),哭着说:老齐,你知道你睡几天了吗?五天了!醒来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满脸血迹斑斑,头肿的老大。至今,我右边的脸上仍留有这次被打的伤疤。对于这次被打的细节以及为什么,我至今没有一点印象,我曾多次问过我周围的服刑人员,但一听这个话题,都摇头转身走开。我只依稀记得,这期间,有人给我吃药,包装是腥红色的。时间、地点都不记得了。“4.30”被打后,我曾一度失忆了,如:我刚与某某人说过话,我自己却又怀疑:这是某某人吗?如:我刚从厕所出来,自己却有疑问:我去厕所了吗?出狱后,我曾咨询过多位专家,对被打后能否失忆进行咨询,但没得到明确的结果。昏迷5天,除了那次“被吃药”之外,没有得到一次救治。是谁要对我“灭口”?至今我都没有答案!是“高层”的指令?或者是因为那部30万字的巜监狱服刑人员生存调查》手稿?5月5日,警察就让我下井劳动,否则,关禁闭。

2009年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我把自己的遭遇及监狱里的黑暗写成系列报道,通过有良知的监狱警察提供设备,把稿件通过网络成功传至境外发表。这组共11篇的系列报道在境外媒体上刊登后,引起官方的极大不满,迅速成立一个由安全、公安、检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展开调查。2009年12月22日我被送进禁闭室,共关禁闭54天。

2011年我又被加刑8年。合并执行12年。

再揭监狱黑幕:这里是地狱

2011年6月,在我即将出狱时(余刑还剩16天),山东省滕州市公、检、法三家仅用24小时,就又给我加刑8年,这个速度,估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绝无仅有。这是中国现代法制史上最黑暗的一幕。2011年7月22日,我的上诉被驳回后。我被送进山东省鲁宁监狱服刑,这个监狱地处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境内。

这一天,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第一天,也标志着天气将全面进入高温酷暑时节。室内温度超过40摄氏度以上,这样的高温天气,监狱对我进行了疯狂的迫害,三天没让我喝一口水,那种状态,让我精神恍惚,几近崩溃。直到7月25日晚上8点左右,趁人不备,我把一个老犯人用来盛烟灰的铁碗拿起,迅速跑到厕所,把烟灰倒掉后,简单的刷洗一下,然后接起厕所的自来水猛喝。那种痛快淋漓,我至今难忘。三天,近70个小时,没有人知道不喝一口水在高温下会是什么滋味?

一、关于生活问题

入监第五天,我与100多名新入监的服刑人员去食堂吃饭,端起碗、只见稀饭只有二三口的样子,是黑糊糊的地瓜面稀饭,而且稀饭里有很多白色的小虫子,看看旁边人的碗里,也都是这样。于是,我们100多人全部放下碗筷,集体绝食。直至监狱方面道歉。

监狱每天二顿稀饭,早、晚各一次,为了省事,他们都是用开水冲泡玉米面,大家说:这才是“稀”饭,稀的能照见人影,就是这样的“稀”饭,每人也只能盖住碗底,够二、三囗喝的。有一次,我端着盖住碗底的“稀”饭,找到值班警察董职文,希望监狱方面能够多给点,让服刑人员喝足。董职文说:“这个我做不到”。

早上吃的咸菜,每天都是萝卜多,毎人三四根,长的像缝衣针,粗细像圆珠笔芯。

馒头是糠做的,黑黑的,吃到嘴里沙色拉拉,在水里一泡,立刻散开。这是因为把好面粉都提走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馒头,监狱也不让服刑人员吃饱。无奈,吃不饱的服刑人员只好冒险从伙房往外偷。2016年8月,服刑人员朱建伟偷拿一个馒头,被监狱警察高坤发现,扣罚现金200元。200元,是什么概念,能够买三袋50斤装的面粉。获得消息后,我立刻向监区长高新刚及驻狱检察官李龙江提出抗议。希望监狱保障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让服刑人员吃饱。服刑人员梁孟孟因偷拿馒头,被监狱警察扣罚二分(相当于加刑九天)。

有一次监狱改善生活,吃土豆炖鸡,由于不够吃,50多岁的服刑人员陈桂林,把别人吃过的鸡骨头,一个一个的拿起来再啃一遍。此情此景,令我终生难忘。

2017年9月26日,我刚从厕所出来,看到服刑人员韦庆军正从垃圾桶里收拾别人倒掉的萝卜条咸菜,然后到水管上冲洗一下,拿回去吃了。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有一次晚饭监狱吃小白菜,大家刚一入口,全部叫开了,原来,菜里泥沙俱下,无法下咽,为了抗议。服刑人员全部放下碗筷,再次集体绝食。
由于菜里面没油(清水煮青菜),由于馒头里面已不含面粉(基本上是糠)许多服刑人员大便带血,痛苦不堪。我曾数次给历任监狱长张兴新、何旭,驻狱检察官李龙江写出抗议书。

二、关于劳动问题

鲁宁监狱服刑人员原来从事挖煤劳动。2009年退出煤矿,转而进行电子线圈与服装加工,加工的线圈供应国内以及韩国、新加坡等。为了赚钱,服刑人员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22:30收工,时间长达15个小时。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即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也不准休息。夏天,衣服被汗水浸透发臭也无法洗一洗。许多服刑人员因完不成监狱制定的劳动任务,而遭到禁闭处罚。五监区服刑人员胡某杰、苏超因为身体瘦弱,无法完成生产任务,先后被警察送进禁闭室。三监区服刑人员周正平,50余岁。由于身体多病,监狱不给治疗,无法参加劳动,被警察用绳子五花大绑的送进禁闭室。服刑人员高祥,20多岁,因不堪繁重的体力劳动,吞食刀片、铁丝自杀。

服刑人员劳动的车间,是用铁皮搭建的铁皮屋,夏天温度能高达60度,冬天冷的像冰窖。䏜刑人员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劳动16个小时。一个双腿残疾的服刑人员,由于行动不便,每天有人用小车拉来拉去,不管刮风下雨,不管酷暑严寒。从不让休息一天。服刑人员李善周身患肝癌,已是晚期,多次向警察陈述病情,要求休息,始终未获批准,直至倒在车间里,才被送进医院抢救,但因救治不及时,含恨离世。

2016年夏季的一天,暴雨如注,监狱内积水近一米,车间也已进水,广大服刑人员都盼望着能够休息一下,但值班警察以“上面没有通知”为由拒绝收工。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当天,我绝食一天,以示抗议监狱劳动时间过长问题。监狱方面为此安排二个杀人犯开始对我进行24小时监控。直到半年后才予以解除。

几年来,为抗议服刑人员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维护监狱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我不断与监狱方面进行斗争,先后找值班警察、监区教导员、监区长,监狱政委、监狱长抗议,结果都是一样:抗议无效!原五监区副监区长靳松涛曾骂我:“你眼睛瞎了,不都在加班吗?你特殊?”。五监区另一个副监区长李洪涛则表示:“这个问题我当不了家,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得找省长去,他给我们按人头要钱,我们只能这样加班加点的干”。2016年9月26日,一个叫于法显的警察则用麦克风在生产车间告诉服刑人员:这样干是监狱党委的决定。

2017年12月16日,监狱政委陈进歪戴着警帽到生产车间蹓达,见此,我走到他跟前,说:“陈政委,我找您反映一下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谁知道,此人两眼一瞪,厉声说道:“滚回去!再闹!关你禁闭”。2018年1月11日上午9时许,五监区100多名服刑人员在生产车间把监区长高新刚、副监区长李洪涛围攻,欲集体罢工抗议。有104人签名抗议。酿成建国以来,监狱最大的群体性事件。为封锁消息,不影响他们的个人升迁,监区采取如下措施。一、不上报。二、切断狱内电话,防止消息向外泄露。

三、环境恶劣。

由于监狱人满为患,2011年7月22日,我被送进鲁宁监狱服刑时,这里,没有床,没有被子,没有枕头,每名服刑人员只给一块木板了事,这块木板睌上睡觉时铺下,第二天早上掀了。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还有一部分服刑人员光溜溜的一字排开,晚上就睡在走廊上的地板上。那场景,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由于监狱人满为患,18平米的监舍,全部安排14个人住,有的甚至住16人,如果住16个人,必须有二个人睡地板上。其拥挤之状可见一斑。2016年春节,按照中国传统习惯要吃水饺,但鲁宁监狱3000名服刑人员却吃了一次特殊的饺子,监狱不给碗、筷。于是,服刑人员只好用手捏着吃水饺。逾3000余名䏜刑人员的监狱,却没有一间澡堂,一年365天,服刑人员只能用凉水洗澡。许多身体差的老年服刑人员,身上恶臭难闻。

由于没有棉被过冬,我四次找警察于法显,希望他给我解决一床棉被,但都被他拒绝。几年来,每到冬季,我都心中忐忑,不知道怎么熬过这个冬季。服刑几年,我从没有穿过一双棉鞋,每到冬季,十个脚趾全部冻破流脓,至今仍然疤痕累累。我曾多次找监狱警察反映,直到我出狱,也没有得到一双棉鞋。

2015年11月份,我还依然穿着单衣服劳动。

2016年6月24日,我的右胳膊突然发麻不能动弹,去监狱医院就诊,医生说:“回去吧,观察观察再说”。第二次去监狱医院就诊,一个姓徐(或许)的狱警说:“这次给你开的可是好药”。闻听此言,我心中大喜,心想:“这回可有救了”谁知道,回监室后,有人告诉我“这是布洛芬,止痛药。”当时,我悲从心来,有一种被人戏弄的感觉。

2015年春,50余岁的顾克存疝气发作,行动不便,急需手术,但监狱却要他先交现金10000元才给治疗,无奈,顾克存的妻子在家凑齐10000块钱后,顾克存才进行了手术。在鲁宁监狱,服刑人员个个怕生病。原因之一就是看不起。对于感冒发烧这类小病,监狱一律不给看。䏜刑人员杨兆起,高烧40度,昏迷不醒,直至从近二米高的铁床上掉下来,才被人发现,送进监狱医院。

2012年10月1日,国庆节,六监区服刑人员侯庆顺却不堪服刑人员殴打,割腕自杀。自杀前,他把自己的受虐情况写进一个黑皮笔记本里,然后用塑料薄膜包裹好,从楼上扔出狱墙外,在日记本里,侯庆顺说:这是一本用血写下的遗书,是一个服刑人员对监狱的控诉,有捡到这个笔记本的好心人,麻烦您交给我的女儿侯某某。监狱隔壁是一家煤矿,这本日记被矿上一个打扫卫生的老人拾到,老人按照侯庆顺日记本留下的地址,把这本血写的日记交给了侯庆顺的女儿。读着爸爸的遗书,侯庆顺的女儿心如刀绞,侯庆顺说,现在自己身上已经被打的体无完肤,决定以死控诉监狱里的黑暗。随后,侯庆顺的女儿以“来自监狱里的血书”为题,在网上公布了爸爸的死亡真相。引起舆论哗然。全国数家媒体记者前往监狱采访。

一监区服刑人员的劳动项目是热合加工。幅射较大。比如,车间里的照明灯关上电源后,只要服刑人员起动热合机,关掉的照明灯立马亮一下。其辐射之大,对人伤害之大,令人触目惊心。由于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劳动,缺少劳动防护,服刑人员普遍头疼无力,瘦弱多病。据说,这种辐射还容易导致不育。

服刑人员马永光,40岁左右,因被监狱警察毒打,造成精神失常,监狱为了约束其行为,一直给他加戴脚镣手铐,入狱后,我一直与马永光一个监舍,209监舍。马永光无论春夏秋冬,始终一丝不挂,身上的脚镣手铐由于时间长了,被磨的发出蓝光。他的床下,永远有一个塑料桶,这个塑料桶,他一桶多用,方便时,大小便都用它,吃饭时又用它盛水盛莱。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监狱的现状。

四、贪腐肆虐

在监狱,服刑人员只要舍得给监狱警察送钱,绝对会过上神仙一样的日子,黑龙江籍服刑人员马某某,因贩毒被判无期徒刑,入监后,他暗示其姐认识了监区长展某某,其姐随后多次与展某某在酒店见面,于是,马某某一路绿灯,先后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然后以服刑一年,减刑一年的速度减刑,几年来,展某某曾几次调整岗位,但他也随之把马某某调到身边。其他服刑人员说,马某某的姐姐不仅对展某某以身相许,送钱也有50万元以上。

服刑人员董某某,因抢劫罪入狱,为了找个好岗位,让其二姐给监区长展某某送去2万块钱,希望在监区干个值岗的活,展某某收钱后,让手下于法显尽快给董某某安排岗位,但于法显却顶着不办,原因是董某某没给他送钱。没办法,董某某又让二姐给警察于法显上门送钱。对服刑人员的岗位,价格基本上是透明的,一个岗位2万元,这样的岗位不仅不用劳动,挣的奖励还多,基本上是服刑一年减刑一年,因此,好的岗位供不应求,有时候给警察送上钱后,要等几个月才能上岗。服刑人员殷某,入狱前在城里卖水果,入狱后,让家人给监狱警察送上一大笔钱,没多久,此人摇身一变,成了监狱医院里的犯人医生。堂而皇之的给服刑人员“治”病,但知道其底细的服刑人员,都不敢找他看病。

入狱官员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依仗有钱、有关系,在监狱过的日子犹如神仙。山东省两个最大的矿务局淄博矿务局局长马厚亮、新汶矿务局局长郎庆田,入监后不仅不参加劳动,还有专人服务,每天就是练练书法,看看报纸。警察见面后都是先握手,然后“马总”“郎总”的叫着,日子过得不比在外面差。据说,郎庆田被捕时,银行卡里有七个亿的存款。

五、“重要”罪犯

做为国内“重要”罪犯之一,我一入监即受到监狱方面的特殊“关照”。为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警察在服刑人员中安排了几个人专门盯着我,我的所有行动都记录在案。每月,监狱还向山东省监狱管理局上报“关于我省重要罪犯齐崇怀的情况报告”。“报告”详细记录着我的所有信息,如:该“罪犯”喜欢看新闻联播,本月内打亲情电话一次,本月内律师接见等。这个“报告”应该是绝密的,但警察在U盘里忘记删除,一服刑人员在使用这个U盘时,发现了这个“报告”,并给我打印一份,使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为隔离我与外界的接触,我的律师刘晓原、张磊几次到监狱会见我,都被监狱以种种理由拒绝,为此,二位律师曾到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反映问题,但亦不了了之。

几年来,我所有的信件均被监狱截留,2015年春节,在亲情电话里,妻子问:“儿子给你写了一封信,你收到了吗?”这封信我在监狱等了三年,直到我出狱,也没见到。2004年6月,我的妻子焦霞到监狱探监,警察张传彬竟要求她张嘴进行安全检查,闻听此言,我拍案而起,指着这个警察的鼻子大吵。2017年11月29日,我的弟弟齐崇涛冒着严寒去监狱探监,被监狱拒绝,2018年1月17日再次探监,再次被拒绝。

为防止我写东西,几年来,警察共收缴我的钢笔32支,2014年9月26日,警察于法显收缴我帕克钢笔一支,并扣罚我0.5分(相当于加刑二天),2018年我出狱时,找他去要这支帕克笔,笔却没有了踪影。2017年11月28日,我把一封“致习近平主席的公开信”交给警察高新刚,这封信至今下落不明。2018年2月13日我出狱时,为防止我把监狱文件带出来,警察对我进行了极其严格的检查,不仅脱的一丝不挂,就连肛门处也有人查看。

令我欣慰的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被捕后的第一个记者节(2007年11月8日),国际人权组织就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齐崇怀,同年,国际有关组织授予我“新闻进歩奖”,2008年2月5日,世界编辑论坛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呼吁释放齐崇怀,2008年7月7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香港,香港市民爱国委员会致信习近平,呼吁释放齐崇怀,2009年12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照会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齐崇怀。

美国国务院在2008年度巜各国人权报告.中国部分》里,专门提出了我的案件情况。2012年12月30日,我被美国一非政府组织授予赫尔曼.哈米特奖。2014年4月28日,星期一,在美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为推动国务院发起的“让媒体获得自由活动”,发言人莎琪首先提起前中国“法制早报”记者齐崇怀,并且以他为例,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新闻自由。

在我2008年第一次判刑及2011年第二次加刑时,中国人权律师滕彪、黎雄兵、李春富等人对我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免费为我提供法律援助,有的还为此受到官方约谈,甚至吊销律师执照。2011年,第二次加刑时,刘晓原、王全璋、张磊律师更是付出了很多心血,第一次到看守所会见时,王全璋律师还给我留下来500元生活费,之后,又给我家属留下2000元现金。

据后来去监狱会见我的律师讲,对于我的案件,全国己有20多位知名律师组团为我辩护。在狱中我还获知,2011年底或2012年初,滕彪老师专门邀请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搞了一个“齐崇怀案件研讨会”。

监狱里有良知的警察也冒险对我进行帮助。2009年我只所以能够把稿件传至境外,全靠一个警察朋友提供的笔记本电脑。2011年我第二次加刑时,监狱一个警察朋友偷偷鼓励我:“老齐,顶住”。

面对监狱对我的残酷迫害,一起服刑的服刑人员也暗中帮助我,我难以忘怀,60多岁的服刑人员吕锡珍,在厕所门口,匆匆把一块用塑料袋裹了几层、橡皮大小的猪肉塞到我手里的情景,我难以忘怀,在我被打后昏迷的四天四夜里,70多岁的孟凡金老人,守护了我四天四夜,看到我醒来的那一刻,老人老泪纵横。我难以忘记,一个叫丁培禄的服刑人员,因为给我一个鸡蛋,被警察扣罚600块钱,还在酷暑的太阳下罚站。直至中暑晕倒在地。

2018年2月13日,我走出监狱的大门。这一刻,我等了十年八个月。

被捕时,我的女儿九岁,儿子才七岁。十年过去了,他们在大家的帮助下,都已长大成人,可也受尽磨难,为了生活,我的女儿齐高宇14岁就开始给人打工,儿子齐高新10岁也出去给人派发广告挣钱。为了解脱妻子的困境,2012年,在监狱里我主动提出离婚,我出狱后,知道他们娘仨寄人篱下,依然房无一间,仅靠我女儿齐高宇一个打工挣钱养家。

出狱后,我借住在我弟弟的一个小院里生活,为了生存,三月初,我找了一个跟大货车押车的工作,每天一百块钱,24小时连轴转,正常情况下,五、六天回一次家,吃住全在车上,没法洗脸、洗手、刷牙,又辛苦又危险。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官方也不让我干,4月21日,他们找到车主,告诉他我是个“危险人物”,迫于压力,车主解雇了我。

令我高兴的是,这一次,朋友们依然对我伸出援手,已有七位爱心人士给我经济支持,最多的送给我2000块钱,一个叫“一杯清茶”的网友通过手机红包的方式,送给我十八块钱。事后通过交流,我才知道,他(她)也是一个失业人员。

济南一位姓刘的大姐知道我的困境,收拾了家里的许多旧衣服交给我,让我以解燃眉之急。6月17日一天,我先后接到近四百个网友的问候,那种真挚的情感,让我热泪盈眶。

十年来,帮助、关注、关心过我的朋友还有很多很多,请您们在方便的时候与我联系。我的手机号码是:13361078736。哪怕只给您说一声“谢谢”,也算是我的心意。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与大家一起努力,为推进人权事业而积极奋斗!

以上文字,是我对十年来帮助过我的朋友们的公开致谢!

2018年6月26日

——转自维权网(2018-06-2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8期,2018年6月22日—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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