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路遥自由更不可丢

麦燕庭

人权捍卫者

2014年07月25日

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的期刊《学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篇文章形容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没民主”的城市，引起不少人共鸣。虽然有人为香港是否真的没有民主而争执，但“有自由”之说，从来没有异议，故此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谈判达成的共识声明，香港生活方式不变，并详列各种将“依法保障”的自由。有关自由其后由香港回归后生效的小宪法——《基本法》——第三章予以保障。

香港回归之初的五六年，中国政府似乎并未侵扰港人的自由，港人亦自我感觉不俗，这可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定期民调结果可见一斑。[1]以10分为满分，香港社会的自由评分一直在6.78分至7.65分之间徘徊，而绝大部分时间是在7分以上，算是可以。当中，信仰自由可说最受赞许，回归以来，评分基本上都在8分或以上；只要看看被中国政府定性为“邪教”的法轮功可以在香港自由宣扬，便可证明港人的感觉不虚。

其次评分较高的，是出入境自由及学术研究自由。至于文艺创作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新闻及言论自由则依次相随其后，其评分大致在6.5至7.9分之间浮沉。自我感觉最差的，是罢工自由，长期在6.03至7.39分之间升降，而且大部分时间的评分不足7分——原因无它，香港劳工保障法例不足，连集体谈判权也付诸阙如，受薪一族如何与资方议价？罢工自由哪能不变成聊备一格？

实况与感觉的落差

诚然，自我感觉良好未必与实际情况相符，这在一些涉及专业范畴的自由问题时更加明显。以学术自由为例，若非业界人士自爆受压，又有谁会知道有多少研究课题因不见容于政府而放弃掉？而市民亦只会在业界披露后，才惊觉有关自由受损，例如在2000年7月，时任民研计划主任钟廷耀于报章撰文，指时任行政长官兼港大校监董建华通过港大正副校长向他施压，要求停止进行有关行政长官及港府的民调，此时公众才如梦初醒，而有关自由评分亦在同年底跌至7.28分的历史新低。

新闻自由的情况一样，若非香港记者协会多年来指出自我审查问题严重，公众又如何得知在数量繁多的新闻媒体数量背后，原来有三到四成新闻工作者把自忖为敏感的新闻在拟题时暗暗删掉，又或把同仁的采访成果丢进垃圾桶，而一些被视为自由派的学者则被个别传媒列入采访黑名单。

问题是，当作为社会在行政、立法及司法之外的第四权自我设限，未有尽责向公众指出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会否令社会对一些应该关注的自由侵扰情况变得不知不觉，又或变得不敏感，以致自由被蚕食而不自知？

记协2013年的言论自由年报已指出，自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在2003年遭港府搁置后，中国于同年年底决定，加紧染指香港事务，建设第二权力中心，收复在反二十三条立法中有煽风点火之嫌的香港传媒，以便控制舆情。新闻界应可感受到，中国在港官员在2004年后的动作有所加强，再加上已吸纳过半数的传媒老板和高层，新闻界的自我审查情况日趋严重。对于一些涉及中方忌讳的事情，报道篇幅明显减少，除了藏独、疆独、台独等固有敏感范围外，对一些中方官员介入香港事务或公开批评，传媒亦较少讨论。

例子可说俯拾皆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北京中央政府，在2007年把奉行资本主义的香港纳入其第十一个五年经济规划，传媒可有深入讨论？连质变都少谈，难怪近期的前海规划以至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如何影响香港，传媒的讨论都只流于浮光掠影。此外，当时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宣传文体部部长的郝铁川以“学者身份”于2011年底连续发文批评钟廷耀的港人身份认同感民调时（该民调显示市民对“港人”身份的认同达到十年来的新高，但只有16.6%接受调查的市民认同“中国人”身份），只有两三家传媒加以报道，评论就更少了，难怪社会一片波澜不兴的样子。

最后，港大民研显示的学术研究自由评分，在2012年2月时有7.7分，较之前半年微跌零点二个百分点。究竟是公众对学术研究自由的感觉不强，抑或是传媒重视不足令公众不甚了了？实在值得深思。

截图转自香港大学民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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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为自由收缩分水岭

再以港人自豪的出入境自由为例，实情是海外民运人士屡屡于六四事件周年前被拒入境；境外法轮功头脸学员基本被禁足香港；部分不见容于中国政府的泛民主派议员因回乡证被没收或失效而无法返回内地。更令人忧虑的是，有关情况越演越烈，以至近期有来港参加研讨会的台湾学者曾建元5月底被拒入境和台湾社运人士陈为廷6月下旬申请签证被拒的事情接连发生。

其实，转差的不光是出入境自由，还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示威集会自由及罢工自由，而更令人怵然心惊的是，港大民研自由指标项下的十种自由评价，统统在2013年中以后掉头向下，反映出自由收紧的情况已到了普罗大众都感受得到的程度！其中，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及文艺创作自由的最新评分都是回归以来新低，分别只有6.61分、7.04分及7.26分！

至于记协于2014年4月发布的首个新闻自由指数，开局已录得低水平。以100分为满分，公众部分是49.4；记者部分更差，只有42，明显不合格。而自我审查的情况更是业界认为最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港人会自觉享有的种种自由在2013年下半年起全面收缩？笔者不能提供科学化的答案，但个人观察，这与北京的治港政策由放任转为“大有作为”、中央驻港班子已形成第二权力中心、行政长官梁振英势弱、问责官员更向北京负责有关——只要看看港官频频奉召到京商讨政策，教育局文件会因简体字转回繁体字而出现纰漏便可思之过半。而当“有自由”的香港，要以管制维稳先行的北京为马首是瞻，香港的自由岂有不收紧之理！现时只是到了不能视而不见的程度而已，而中国最近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便是要把这种已经变调走样的“一国两制”正式丢弃。

让鸡蛋聚成高墙

面对如此劣势，保障自由不受损并非易事，亦不可能一竟全功，必须对症下药，点点滴滴地争取。

制度上，民间团体固然可要求政府从架构上保障港人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赋予的权利和自由，例如成立人权委员会以监督政府按公约来落实人权。但以港府现行状态，这岂非与虎谋皮？不过，困难不是放弃的借口，若政府漠视自己人民的要求，港人便应寻求国际援助，包括促请联合国机制向港府和中国政府施压，而要令这些国际压力更有效，便须要求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中国政府尽快批准公约生效。

个人层面方面，每人都是自身自由的捍卫者，只有我们坚持享有应有的自由，政府亦不易从我们手里拿走。当中，更应积极捍卫的，是新闻自由。一来，新闻自由不像出入境自由或示威自由般较多掌控在官员手里；二来，新闻自由是其他人权自由的保障基础，只有新闻信息可以自由寻求、接收和传递，其他自由受压时，才会有人声援，甚至现时享有的自由，亦可透过无障碍的讨论来提升水平。

现时新闻自由面对的最大威胁是政府收紧资讯和业界自我审查，港人应支持业界争取资讯自由法，来减缓政府行事日趋隐密的不良趋势，以保障自己的知情权；至于自我审查，除了呼吁新闻工作者秉持专业操守要求，是其是，非其非之外，协助有新闻良知和专业操守的人士架设网上独立媒体，应可起一定的制衡和互补作用。

说到底，“有自由、没民主”是否可行，看看香港的情况便可知一二。故此，溯流追源，在香港设立一个民主体制才是根本，包括行政长官须经真正普选选出，以及立法会议席须由公平公正的直选产生。

事实上，这道理中国共产党也明白，早在与国民党争权之时，已在该党控制下的社论中指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若中共真的秉持理想，而不是光以这些理想作为俘获人心之辞，便应让香港以至中国人真正享有民主，同时亦不损其自由。

[1]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