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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义20天后,清廷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做出大幅度让步、妥协,企望渐成燎原之势的“乱事”能因此迅速平息。一天之内,连发如此四谕,且让步妥协之大,出人意外,足见清廷心情之急迫。正如严复所说,"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未起任何作用。
明朝皇帝为了维护它的既得利益,设置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这些机构,就是皇权“绞肉机”的运转系统。“绞肉机”在运转的过程中,不仅不停地制造着冤假错案,让无数人死于非命,而且其维持运转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但它又不得不加大成本维持运转,否则皇权寿命就会终止,最终吞噬掉皇权本身。
生活在中国境外的一百万或更多的维族人,尤其是那些近年来离开中国的维族人,常常有这种朝不保夕的无形存在感。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加大了他们被遣返回国的风险。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种限制——包括无处不在的监视和任意拘留——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走进村庄,更令人感到凄凉,家家户户躺着-至二个艾滋病病人,贫病交迫,80年代末90年代初,官商勾结处处设立采血站,号召民众有赏献血,实际情况是卖血,并说:“献血光荣,献血不得高血压,献血致富”,卖血惹来了艾滋病大流行,政府官员对这么大的艾滋病疫情不是积极防治,而是百般捂盖,不许任何人去疫区调查了解、救助等活动。
11月8日,湖南的尘肺病工人们再次聚集到深圳市政府。尘肺病工人们是不是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医疗保障权都得不到回应?这个问题在拷问当局,中国工人的人权底线到底在哪里?在当局驱离工人时,难道连最基本的生病健康的人权也得不到政府的关心了吗?
对新疆的残暴统治并非始于习近平、陈全国,但习、陈野蛮的反人类暴行和极权手腕,让新疆的状况雪上加霜、严重恶化,维吾尔人和新疆境内各界民众苦不堪言。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的是中共当局;出于极权逻辑而施行反人类的极端主义政策的,也是中共当局。
以前就知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但现在,在一些官员看来,认“理”的人,恰恰就是“刁民”。民讲理,官讲法,官民对立。民思乱,官维稳,怎么共度时艰?可叹!民在违法,官在犯罪!谁能告诉我,企业怎么活下去,未来的路在何方?!
据文章,1993年,作者刘小涛的妻子在贵州省黄果树风景区游玩时被突然袭来的大水冲走遇难,作者调查得知,此次大水是黄果树风景区管理处为接待中共最高层直接安排的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减灾扶贫考察团”,为使瀑布更壮观、突然开闸放水而为;该事故至少造成八人遇难(四人姓名被公开)。虽然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认定该事件是“一起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并承诺要查清和处理责任者,但有关责任者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很快都升了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及有关部门至今隐瞒真实情况与死亡人数。国内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只偏重民事赔偿方面,对其刑事追责的诉求则进行淡化。25年来,为了爱妻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为了不再有人遭遇相同的厄运,...
责任单位、责任人草菅人命,一而再、再而三,多次给无数个家庭造成灾难与不幸的犯罪分子却得到了高官厚禄的奖赏,这是对无数冤魂的侮辱与亵渎,对正义与法律的嘲讽与践踏!我可以原谅,但要看到罪犯真诚的忏悔;我可以宽恕,但不容忍剥夺我宽恕的权利——必须把宽恕之权还给我!
当时我所在的四川省XX监狱医院也奉命协助当地搞好这场据说有伟大政治意义的“计生运动”。我作为医院一名“就业医务人员”,目睹了当时的一切情景。可以说当时那个阵仗,对待怀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婦,就象捉拿罪犯一样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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