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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百亮: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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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6月06日

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

 

作为前军队记者,江林亲历了89年具有借鉴意义的拉萨军事戒严,也在“六四”前看到了军队高级干部对北京戒严的反对。沉默多年后,她最终决定“讲真话”。


1989年3月,江林在西藏拉萨采访参加戒严的部队官兵。军报记者江志顺摄。
COURTESY OF JIANG LIN

最近,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在《纽约时报》公开讲叙她在天安门学生运动和“六四”血腥镇压中的亲身经历。1989年,她还亲历了拉萨军事戒严这样具有借鉴意义的事件,也在“六四”之前看到了解放军内部对北京戒严的反对。纽约时报中文网在此节选了部分与江林的访谈。为表述清楚起见,部分内容经过编辑。

1989年3月:拉萨戒严

问:六月四号前几个月,作为《解放军报》的记者,你登上了一架满载士兵的军用飞机,去了拉萨。当时中国政府实施军事戒严来镇压藏族人的示威活动。你在拉萨了解了什么?

答:1989年3月8日,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中知道拉萨戒严,9号乘参加戒严的第一架飞机到达成都,之后与第一批军人飞到拉萨。那时,整个拉萨城一片混乱。拉萨很小,它的中心就是布达拉宫和八角街那块。到处是被烧的店铺。报社给我的任务就是,不要公开报道,写内参。

那时我不理解,为什么西藏的几次游行都被定义为骚乱,而且是僧人造反。那个时候想象,寺庙里的和尚都很安静,在那儿念经什么的,怎么会上街造反?看到一些内部的材料,说他们打着雪山狮子旗要求西藏独立。

期间我访问了拉萨市公安局局长。我问他,为什么要戒严?拉萨公安局局长说,根本不需要你们来。我问为什么?你们自己搞不定,才需要军队进来呀?他说,哪里!拉萨这么小的地方,那些闹事的人我几乎都认识。搞不定他们我还当什么公安局长。为此还带我去监狱,当面证明那些犯人与他的密切关系。

他说当时就看着这些人烧八角街,一间一间烧店铺,因为八角街店铺都是汉人开的。开放以后先是成都那边的一些人,再就是浙江那边的木匠,他们到拉萨,主要是卖电器和打藏柜。他们生意做得比藏人红火,藏柜打得比藏人还漂亮,所以这些藏人就觉得你们把我们的活儿给抢了,他们恨那些人。就乘着闹事把他们店铺烧了。

按理说这属于犯罪行为,你怎么可以烧人家店铺呢?但是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谁都不许动。不许动就看着这些人烧,一间、一间全部都烧完了,最后烧到他坐镇的八角街派出所,火把他们包围了,最后没有办法,不能等死啊。他就让一个民警,骑着摩托车把墙撞开一个洞,从洞里跑出去了。

我还访问了西藏军区的司令,司令告诉我,八角街着火时,部队已经集结了,那时候是武警,在卡车上,但是大家都不许动,在等什么呢?等中央的命令。西藏自治区实质上是没有自治权力的。造成这样的事实,中央下令戒严。武警部队冲进八角街就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无辜的商人和香客。戒严后抓的人监狱都满了。

那时候自治区书记是胡锦涛,戒严大部队到的时候,拉萨欢迎解放军进城。我站在胡锦涛旁边,但是不知道烧八角街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没有问过他。


1959年3月10日,藏人在布达拉宫前聚集,发动对抗中国统治的起义,但最终失败。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问:你当时是什么结论?当时的经历又是如何影响了你对官方处理北京示威活动的看法?

答:我们当时就是了解拉萨各界对戒严的反应,都认为不需要。劳民伤财呀,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而且打死打伤无辜的人,将来怎么面对他们。我到医院采访,那些医护人员说着都流眼泪,“为建设西藏我们献了青春献子孙,戒严开枪,把他们打成这样,我们以后怎么在这里生活?”

我妹妹当兵时的一位战友,她父亲是1950年跟张国华一起进藏的西藏军区作战部长。我请教他,他对我第一次提出来腐败问题,此前我还没听别人这样讲过。他问我,现在西藏军区司令的办公室是什么样的?我说,办公室地上铺着卡垫儿(藏人编织的地毯)一直铺到卫生间。他说,多腐败啊!当年张国华的办公室就是一张桌子,一张木床,一把木椅。与藏人关系好得很。这个关系完全被破坏了。现在他们跟老百姓、藏民的关系,就是只能用枪来对付。

我把了解的这些情况向报社发了五份内参,都是讲的问题,涉及西藏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对戒严的态度等。跟我们一起去的新华社军分社的几个人,因为是驻成都的记者,说已经无数次来西藏,对西藏很熟悉,就在军区大院里跟领导们谈。

他们的结论是这次戒严非常必要。认为59年那次平叛保证了西藏30年的和平,89年的戒严还会再保障西藏30年和平。我说你这是谬论啊,他说就是要靠武力、暴力才能让他们服从。他问为什么是谬论。我说59年的时候政权不稳定,而且那时藏军有枪,你可以用武装来对付他的武装,但是30年之后这些藏民没有武装,而且你的政权已经稳定了,你完全可以用法治的方法,公安局长说他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我的五篇内参全部被扣住了,被枪毙了。理由很奇怪,说是军队不要干政。我心说,你军队都开出去了,已经干政了。


1988年,江林在山西采访总参战役演习。军报记者摄。COURTESY OF JIANG LIN

1989年4月:学生上街

问:你四月份回到了北京,当时学生的示威活动刚刚开始。你是怎么看学生的示威活动的?

答:我回家路过天安门广场,我们家在黄寺那儿,是总政的宿舍。

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就发现怎么那么多人啊,那天正好是胡耀邦去世,天安门人山人海的。而且他们说可以去胡耀邦家吊唁。他们家离天安门很近,我就顺着人流到他们家去吊唁,后来我见到胡德平,我说咱们已经是第二次握手了。他说还有什么时候,我说就是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到你们家,你跟每一个去吊唁的人握手。他们家的人都比较亲民,有平民意识。

那时候我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我回去还跟我总后的那些朋友说。他们问,比得过周恩来去世吗?我说差不多啊。那时候我对学生上街不以为然,不是很赞成,为什么呢,因为胡耀邦下台就是因为第一次反对自由化,那个时候就是学生上街,导致胡耀邦下台。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总后开会讨论,我说,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是共产党仅存的非常优秀的、有开放意识的领导人。49年以后不停地搞政治运动,然后又文革,大浪淘沙不断地淘共产党的干部,很多人在运动中死去了。他们能够活着,而且具有开放的意识,这种领导人非常少了,应该保护他们,跟他们配合而不是反对他们。我说最后的结果把他们弄下台, 胡耀邦在1987年时就是这样的。


1989年4月,北京顶尖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纪念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改革者胡耀邦去世,
自此拉开了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的序幕。 JIAN LIU

学生的游行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个周末,又是回家的时候,我在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当时三十八军的几辆军车被堵在广场,还不是“六四”,不知道他们去执行什么任务,里三层外三层的全部被学生和市民给围住,让他们回去,说北京不需要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些士兵很尴尬。

我从西藏回来,拉萨开枪的不是解放军是武警,老百姓欢迎部队进城,觉得军人和武警不一样,武警开枪打我们,军人进来保护我们。而且我觉得军人的任务就是对外的,抗击外敌侵略,而不是对老百姓的,对内应该是武警和警察。后来我就不忿儿,直接去报社,找我的头儿钱钢说,要不要写一个内参。他说什么内容,我说建议军队不要参与地方的政务,如非要参加,执行的军人要换成武警的服装。否则将来你就不好出牌了。就跟打牌似的,上来就出大王,你没牌可出了。

89年5月:北京戒严

问:当时国务院宣布戒严的时候你在哪儿?什么反应呢?

答:在北京,我那个时候是不赞成的,因为我从拉萨回来,还有我看到整个情况。学生自己把游行的秩序维持得很好,北京市也没有发生打砸抢事件,北京市的社会治安那几天出奇得好,连小偷儿都罢工了,所以没觉得有这个必要。而且我们在拉萨的时候得出的结论也是没这个必要。

问:当时宣布戒严以后,凭你在拉萨的经验,你有没有想到他们会开枪?

答:也没有想到,因为那个时候对军队、对政府是有很大期待的,觉得他们不会做那么离谱的事儿。

问:那个时候七个上将上书,你知道他们的思想是如何转变的?我想他们不会很轻易去抗议中央的领导。

答:六四”以后,我和张胜(时任总参军训部战役训练处处长)访问他的父亲张爱萍上将,准备给他写一本传记。

张爱萍说,在七个上将之前他单独给中央军委写过一个报告,那时候还没有戒严,他让这些领导去跟广场的学生对话,不要跟学生那么对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搞学生运动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他们对话呢,要把他们当敌人呢,看着这么多孩子在广场绝食、生病,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呢?

问:很长的一个报告吧,大概多少字?

答:我看过报告的草稿,应该有1000字左右,后来七个将军的信很简单,就两句话。

问:那个报告送给谁了?

答:送给中央军委了。

问:具体就是邓小平吗?

答:对啊,邓小平是军委主席啊。就送给他,赵紫阳那个时候是军委副主席,虽然赵紫阳行政上是国务院总理、总书记,但是他在军队也是有职务的,是常务副主席。

问:但是赵紫阳军委的位置不是虚的吗?

答:是,基本上是虚的,他很谨慎,基本不过问军队的事情。只有一次,也是我们《解放军报》做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对军车收费,北京刚建了一些高速公路,对各种车辆收费,包括军车。我们报纸登了一篇文章,反映收费影响部队的进出和行动。这个事情报道后,赵紫阳亲自批示,说对军队不要收费。因为牵扯到地方的问题,他介入了。

问:张爱萍的报告是什么时候送给军委的?

是学生在天安门绝食不久,他建议跟学生对话。


5月底,第一批进城戒严的非武装士兵被市民拦截下来,市民向他们解释学生为什么举行抗议活动。这支部队撤离了。 JIAN LIU

问:就是他一个人上书的是吧?

答:他一个人。后来七个将军是他领头,起草人是他的儿子。

问:当时军委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答:好像没有。所以他也很生气,才有了第二次联名的事情。

问:是不是因为第一次没人理,第二次觉得人多了才会有人重视?

答:我没问过他这个,我的感觉就是顺理成章。

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六四”第二天,6月5号,叶飞上将让他的儿子开车一起到张爱萍家。叶飞住在西边军事科学院附近,那时候虽然是戒严的状态,军车根本不能开,老百姓看到军车就拦,他儿子是中央电视台的,开着地方牌照的轿车拉着他,从西边到东城,他住的什刹海,一进门叶飞就哭了,说爱萍啊,我们的军队完了,向老百姓开枪了。现在习近平不是老说“初心”什么的,这才是老一辈的初心,要求中国平等,不要去欺负老百姓,应该让老百姓生活好,怎么能拿枪对付老百姓呢。

问:我想他们心里也明白,他们的第一任务是保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吗?

答:我觉得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去纠正他们走错的路,不要往这条路上走,你们往这条路上走,就是违背了初心,就是一种背叛。从我记录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军队高级干部,他们也是不同意的。

问:军队高级干部里面,这种抵抗的情绪普遍吗?

答:那时很普遍,很多人不同意。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将近一年的时间,北京三总部军队机关的干部都不敢穿军装出来,甚至他们在军队的办公楼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军装出来就会被老百姓打啊、骂啊。

问:高级干部是这样的情绪,那么士兵呢?

答:我觉得士兵完全受蒙蔽,而且士兵完全被戒严部队新闻处所谓的暴徒抢占北京、破坏北京要夺权所蒙蔽。说赵紫阳要夺权,现在看就是一个政变。就是他们想要赵紫阳下台,用这种办法。所以我觉得太杀鸡用牛刀了。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当晚被点燃的车辆。
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89年6月:天安门一片火

问:尽管你在军队里有军衔、在《解放军报》有职务,在镇压的那天晚上,你和张胜一家人一起穿着便服骑车去了天安门。能不能描述一下那天的经历?

答:那时候天安门火光冲天,从午门看过去就一片火,能看到士兵钢盔的轮廓。

应该11点左右。我们在东华门锁车的时候,门口看门的大爷就说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你们快走吧。我们没理他,还是往里走,刚走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外国记者拿着器材,抱着摄像机、照相机,从天安门跑出来。看到我们以后说,不要再往里走了,太危险了,已经被部队占领了,你听现在的枪声特别密集。我说一定要去。他们刚出了东华门,我们就被藏在这里的一队武警截住、包围了。这些人提前隐蔽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

我和张胜是军人,而且是高级机关的军人。我是《解放军报》专门从事突发事件报道的记者,张胜是总参军训部战役局局长,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们包围了我们,我想肯定进不去了。我说我们现在就出去,“不行,你们出不去了”,上来举着电警棍就打,我第一次见到电警棍,那时候是第一次装备这些人,是一万伏的高压电警棍。你想它的力量多大,一棍子,打在我后背,电流加上力度。我从这儿就趴在门口儿了,我的记者证放在口袋里,飞出去没了。但是如果我们四个人有任何一个人说明自己的身份,都不会挨打,因为我们身份太显赫了。我们四个人那时候根本没有商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身份。就这么忍着,直到被打昏在地。


江林采访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证。CHRIS BUCKLEY

问:然后你进了医院,后来呢?

答:我在协和医院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各种伤员不停地往协和医院送。我算轻的,被安排在协和医院体疗室,做恢复运动的地方,很大。运动的垫子上都躺着伤员,一条绳子拉着输液瓶,人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他们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记者,哪个报社的,我当时没说我是《解放军报》的,我觉得那天的解放军就是耻辱的代名词,我脱口而出《人民日报》的,他们说《人民日报》好啊,《人民日报》替老百姓说话,那几天《人民日报》是讲真话的,全是大家爱看的新闻。因为我是“《人民日报》的”,就没让我睡那个垫子,安排睡在体疗的床上。等到早晨,协和医院的枪声特别密集,密集到我觉得军队就要开到医院里面来了。又送来好多被子弹打伤的,伤员被不停地转移到别的医院。

我被转移到中日友好医院,我妹夫接我到黄寺的家里,才知道黄寺的宿舍院儿整个空了,除了家属和孩子以外,军人全部不在宿舍,都在办公室,一待七天不能回家,从来没有这种先例。三总部里面唯一在工作的就是杨白冰领导的总政治部,那时候杨白冰是总政的主任,他的哥哥杨尚昆是军委的常务副主席,所以你想这个屠杀会跟他们两人没关系吗?

后来跟报社的人讨论这事儿,我说哪儿用这么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军,一个天安门需要这么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这七个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曾经是这些部队的直接首长。

问:听说一个是怕兵变,一个是所有的部队都参与,谁也逃不开责任的。

答:对,但主要是兵变。


1988年3月,七届人大会议召开,杨尚昆当选国家主席。图为杨尚昆参加解放军空军代表团讨论后,为江林带去的邮票纪念首日封签名。人民日报记者摄。 COURTESY OF JIANG LIN


1980年,江林代任总后勤部专职新闻干部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参观军事后勤展览。
江林说,“六四”期间,中国官媒都不让发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道都来自戒严部队新闻处,
其办公地点就位于中南海李鹏总理办公室。 COURTESY OF JIANG LIN

2019年:真话之罪

问:你觉得现在军队,还有军队出来的人,对待“六四”有你这种态度的多吗?

答:在外地的人,没有参加“六四”的人,基本都不了解情况,他们都相信戒严部队新闻处的东西。那些年也轰轰烈烈地搞了很多东西,比如十个共和国卫士。一年以后这十个卫士也不提了。可能邓小平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当时在高级机关里,很多人是我这个看法,根本不赞成。

现在我这样想法的人已经退休了,新的人完全不知道“六四”了,而且他们对“六四”完全就是戒严部队思想,军队就应该去镇压。2012年左右,有一次碰到张胜,他说,很多人指责他,说那个时候你们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繁荣,这是他们的结论,所以他们认为“六四”是对的,开枪开坦克压死人都没有错,这是他们的观点。这是现在占据主流的观点。


1990年,因“六四”期间受伤的真相遭到举报,江林被总政点名离开军报。自此,她开始创作《沉淀》。左图为江林在北京家中向时报记者展示《沉淀》原稿,这部作品曾因记录“六四”而被总政治部审查没收。右图献词中“钟爱已久的情人”暗喻她从事的新闻工作。COURTESY OF JIANG LIN

问:我知道你已经想很久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答:五年以前我就曾经想过把这本书(《沉淀》,我对“六四”的记录和两次失去自由的经历)出版,有这样的准备。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说出知道的真相,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和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这种环境,讲真话反而成了一种罪过。我认为中国再怎么经济改革,再怎么经济发达,你不讲真话,你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你仍然不是一个文明社会,仍然还是一个愚昧的社会。文明社会的标志,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你这么个国家,再弄得冠冕堂皇,房子再造得漂亮,吃的东西再好,但是大家都不能讲真话,那是什么人。没有说话的自由,永远进入不了文明社会的行列。

来源:读者推荐

——转自新世纪(2019-06-0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2期,2019年5月24日—201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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