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牢的第三星期，困在只有啡、灰、白三种颜色的牢房容易感到疲乏，但从报章和友人口中得知社会各界反送中的炽热程度就立刻提起劲。雨伞运动后，香港沉寂多时，久未出现抗争的氛围。近日自发联署遍地开花，不同校友学生成立关注组，至连登仔放下键盘到各区开设街站，均是反映民怨沸腾的关键指标。如今香港人有意告别政治低潮，确令我感到鼓舞。

港府原来的如意算盘是借台湾杀人案作道德高地，以打击逃犯之名无声无息通过修例。但随着台湾政府高调拒绝在送中恶法框架下作出移交请求，港府终露出尾巴。当国际反对声音不绝，官员堆砌的说辞越来越荒谬：林郑狂言多国反对源于对修例不理解、郑若骅强调被移交人士顶多只可能被充公与罪行有关财产、李家超多番表示人权保障不写入法例是为了保持灵活。然而，公众舆论最关注的核心命题：“中国法院有否公平公开审讯？”——亦即为把修例称作送中恶法的根本源由，政府官员却永远无法诚实回答，甚至越描越黑。反倒让本来不甚关心内容的大众发现，修例存有充公港人财产的魔鬼细节，而所谓保障根本不会列明于法律条文。

民怨升温持续，预计周日游行将是伞运后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不过，在习帝专政、中美角力、商界归边的环境下，数十万人上街恐怕都不足已拉倒恶法。我们还需要思考如何创造有利条件促使港府有让步的转机。

我和其他抗争者为当日公民抗命而身系狱中，但我们没有因此忘记自己对和平、非暴力的直接行动的信念。虽然经过数年政治审讯的洗礼，我明白大家对直接行动多一分顾虑，但回想过去几年，释法、DQ不停，法治和人权日渐倒退。送中恶法一旦通过，香港倒退的程度定必比现时更坏。非暴力直接行动，绝对不能保证拉倒恶法，但可以鼓励士气，继而增加民间的议价筹码，为运动创造更多空间。

想起当日参与预演占中的511人，我仍然相信，尽管许多人为雨伞运动无功而回心灰意冷，但内心的抗争意志未有耗尽。与其每次在大型运动时刻问有没有成功的可能，不如问自己是否愿意为我们的未来走前一步。6月9日，抗恶法。

2019年6月2日黄之锋

——转自苹果日报（2019-06-0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3期，2019年6月7日—2019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