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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

天安門母親群體授權 中國人權 發表聲明。 當年劉曉波先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曾表示該筆獎金欲轉贈給我們,我們感謝他的盛意。 劉曉波先生如獲當局批准去國外就醫,我們認為,現今他重病在身這筆獎金應該歸他,由他治病所用。 2017年6月29日
2017年是八九“六四”慘案二十八週年。歲月流逝,時光不再,我們這些遇難者親屬二十八年來,內心始終掙扎在失去親人的悲痛之中!如果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有決心撥亂反正、敢於擔當、以中華民族興盛為己任,就應拿出勇氣和誠意來,公正、公道、依法解決“六四”問題。我們期待著!
在這片國土上,天安門母親群體得以自然形成,並不畏強權的高壓,能堅持到今天,除了母親們自身的努力之外,離不開海內外友人們的關愛與相助,在此,請朋友們接受我衷心的感謝。
中國政府對1989年民主運動所進行的“六四鎮壓”已經過去27個年頭,隨著“六四”難屬們年歲已高並相繼去世,國際社會的廣泛和更有效的行動對支持難屬的正義訴求愈發至關重要。 中國政府當年對手無寸鐵的平民實施軍事鎮壓導致許多人死亡,並拒絕承擔責任,採取各種手段逃避懲罰。自1989年以來,當局不斷試圖歪曲和掩埋真相,強迫整個民族遺忘那段歷史,讓年輕一代對此毫無所知。當局不僅禁止公開舉行“六四”紀念活動,還對那些私下進行紀念活動的民眾予以拘留並進行刑事指控。 當局使用​​各種非法手段——綁架、恐嚇、監視、限制行動自由、封鎖通訊,試圖阻斷“六四”難屬對死難親人的記憶,破壞相互給予精神支持的難屬群體的團結...
文中引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3月就日本領導人應對19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承擔歷史責任的問題時所說的“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說,不僅要繼承前人所創造的成就,也應該擔負起前人罪行所帶來的歷史責任”,“天安門母親”追問:“那麼,同樣道理,當年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在自己國家裡犯下的一系列人為的乃至殺人的罪行,他們的后繼者是否也要擔負起由此帶來的歷史責任呢?” “天安門母親”敦促中國領導人承擔歷史責任 2015年6月1日 “天安門母親”授權中國人權發表她們撰寫的 紀念“六四”慘案26周年的文章。 上一世紀末發生在中國首都北京的“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但是,...
2015年2月2日,這天中午,在北京的天安門母親們照例聚集在一起,舉行新春團聚活動。今年仍訂四桌,但人數明顯少於往年,甚至氣氛有些悲涼、激憤,整個就餐過程中人們只能聽到偶而交談聲、嘆息聲,卻聽不到笑語聲了。 主持人尤維潔女士告訴大家,2014年我們又失去了趙廷傑、陸馬生兩位難友。不到20年,我們群體中已有37位難友離開大家,還有一些難友年邁體衰,行動不便,或是尚在與癌魔抗爭而無法前來。 可以想見在全體起立為我們死去的親人,為我們離去的天安門群體成員默哀的那幾分鐘裡,大家的心情有多麼沉重,空氣都似乎凝固了。 隨後,丁子霖女士向大家介紹了以瑞典前首相奧洛夫·帕爾梅命名的帕爾梅人權獎的性質和由來,...
今年發表致“兩代會”公開信時,難友們悲傷地不得不把一向為大家所尊重的杜東旭的名字從信末簽名行列中移至下面已故難友行列中去了——;他於2013年11月7日離我們抱憾而去,終年86歲。 杜先生是位軍人,但他在我們“六四”難屬群體中並不是唯一的軍人。他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被尋訪到以來,始終與我們站在一起並肩抗爭——即使在險象叢生的最艱難時刻,他也總是一如既往,不離不棄我們這個苦難群體。 回想“六四”十週年前夕,在京的難友在我家中第一次舉行集體祭奠,杜先生參加了——那時便衣們和各種車輛就包圍在我們家門外;十五週年、二十週年的集體祭奠他也都參加了。他還在2008年6月3日參加了木樨地路祭——...
美國之音: 天安門母親和中國夢 丁子霖 說:“今年公開信,你看第一個不是丁子霖,是尤維潔。她是我們群體找到的第三家。今年這個事情,我不能給你們擋在前面了,你(尤維潔)是第一個,你要有思想準備。 5月31日,中英文同時公佈, 中國人權 幫我發新聞稿,幫我們翻成英文,你(尤維潔)就要準備接受采訪了。 ”
龔紀芳,女,1970年4月14日生,上海人,家庭所在地內蒙古包頭市,生前是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一年級學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從天安門撤至六部口的時候,左上臂中彈(炸子)倒地,因毒瓦斯中毒造成昏迷,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搶救無效死亡,年僅19歲。死亡證明書上載明:死因主要是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爛。 我們很早就知道有一位女大學生——龔紀芳遇難,但是她家一直拒絕我們了解和探訪。今年正好去看望外地難屬,便有機會前去她​​家看望她的父母。 2013年10月7日我們到達包頭後,由難友與龔紀芳父母聯繫,10月8日在徵得龔紀芳的母親同意後,我們到她家探望。見面後大家都很激動,畢竟是同命相連的難友,...
李評,男,1967年生,遼寧丹東鳳城人,生前是北京首都師範學院政教系三年級大學生,一位優秀的學生會幹部。 6月3日晚左面頰中彈,6月4日凌晨搶救無效死亡,年僅23歲。 1989年6月3日李評和同學們得知下週準備復課,晚上和幾個同學在校門口攔了一輛卡車,想最後去天安門看一看。但是卡車還沒有到木樨地就無法前行,因為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聚集在長安大街。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於是大家下車步行向東走;此時戒嚴部隊向群眾開槍掃射,李評左面頰中彈。他被同學送到北京復興醫院搶救,因傷勢嚴重,4日凌晨搶救無效死亡。他的屍體存放在復興醫院太平間,後來由學校領回,存放到首都師範學院附近一個小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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