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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

今年發表致“兩代會”公開信時,難友們悲傷地不得不把一向為大家所尊重的杜東旭的名字從信末簽名行列中移至下面已故難友行列中去了——;他於2013年11月7日離我們抱憾而去,終年86歲。 杜先生是位軍人,但他在我們“六四”難屬群體中並不是唯一的軍人。他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被尋訪到以來,始終與我們站在一起並肩抗爭——即使在險象叢生的最艱難時刻,他也總是一如既往,不離不棄我們這個苦難群體。 回想“六四”十週年前夕,在京的難友在我家中第一次舉行集體祭奠,杜先生參加了——那時便衣們和各種車輛就包圍在我們家門外;十五週年、二十週年的集體祭奠他也都參加了。他還在2008年6月3日參加了木樨地路祭——...
美國之音: 天安門母親和中國夢 丁子霖 說:“今年公開信,你看第一個不是丁子霖,是尤維潔。她是我們群體找到的第三家。今年這個事情,我不能給你們擋在前面了,你(尤維潔)是第一個,你要有思想準備。 5月31日,中英文同時公佈, 中國人權 幫我發新聞稿,幫我們翻成英文,你(尤維潔)就要準備接受采訪了。 ”
龔紀芳,女,1970年4月14日生,上海人,家庭所在地內蒙古包頭市,生前是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一年級學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從天安門撤至六部口的時候,左上臂中彈(炸子)倒地,因毒瓦斯中毒造成昏迷,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搶救無效死亡,年僅19歲。死亡證明書上載明:死因主要是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爛。 我們很早就知道有一位女大學生——龔紀芳遇難,但是她家一直拒絕我們了解和探訪。今年正好去看望外地難屬,便有機會前去她​​家看望她的父母。 2013年10月7日我們到達包頭後,由難友與龔紀芳父母聯繫,10月8日在徵得龔紀芳的母親同意後,我們到她家探望。見面後大家都很激動,畢竟是同命相連的難友,...
李評,男,1967年生,遼寧丹東鳳城人,生前是北京首都師範學院政教系三年級大學生,一位優秀的學生會幹部。 6月3日晚左面頰中彈,6月4日凌晨搶救無效死亡,年僅23歲。 1989年6月3日李評和同學們得知下週準備復課,晚上和幾個同學在校門口攔了一輛卡車,想最後去天安門看一看。但是卡車還沒有到木樨地就無法前行,因為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聚集在長安大街。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於是大家下車步行向東走;此時戒嚴部隊向群眾開槍掃射,李評左面頰中彈。他被同學送到北京復興醫院搶救,因傷勢嚴重,4日凌晨搶救無效死亡。他的屍體存放在復興醫院太平間,後來由學校領回,存放到首都師範學院附近一個小醫院。...
任文聯,男,家在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臨河區,1970年生,遇難前是北京科技大學採礦系一年級大學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在長安街六部口頭部中彈,一隻胳臂被軋斷,左胸腔被軋扁,因傷勢過重在北京積水潭醫院死亡,年僅19歲。 2013年10月3日我們乘火車去巴彥淖爾市,經過14個小時的旅程,於次日凌晨3點40分到達臨河。任文聯的弟弟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任文聯的父親任金寶,今年75歲,一位善良樸實、性格豁達的老人。他有6個子女,老伴已去世多年,大女兒、二女兒在老家務農,三女兒在中學當老師,四女兒患腦瘤於2013年病故。大兒子任文聯是學習最好、最有前途、能考上北京的大學生,他是全家人的驕傲和希望。...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連兒犧牲之後,一些與我們不甚熟悉的朋友曾勸慰我們:“想開些吧!好在連兒還有哥哥和姐姐呢!”是的,從表面看來,我們是個多子女的家庭,三個子女中連兒最小,哥哥姐姐均已成年。哥哥在北工大攻讀博士學位,姐姐已大學畢業,在中央電視台的梅地亞傳媒中心當會計。平日里每逢節慶假日就是家庭聚會之時,此時的連兒最開心了,哥哥帶著女友,姐夫陪著姐姐回家,歡聚一桌,其樂融融,好不熱鬧的一大家子。 可是,諳知我家內情的朋友都清楚,失去連兒,對我們兩人意味著什麼! 我們是個重新組合的家庭。我的前夫於1967年去世,留下一子,在“文革”中我遭劫難的日子裡,我們母子相依為命。...
( 十一 )( 十二 )( 十四 ) 1989年6月5日中午,我躺在床上,先是幾位校醫突然進屋來給我注射針劑,幾乎是同時,來人把我丈夫蔣叫了出去。見此情景,我心裡已明白了八九分。過了一會兒,蔣回屋來對我說:“我們的兒子已經不在了。 ” 聽到丈夫親口告訴這個噩耗,連日來那不祥的預感得到了證實,我所有的期盼和幻想霎時間化為烏有。此時此刻的我反倒十分鎮靜,也未昏厥,只是頭腦裡一片空白,喪失了思維能力——似乎時間停止了,空氣也凝固了。我說不出任何話語,只是呆呆地望著周圍的人們。 “丁子霖,你哭啊,哭啊,哭出來吧! ”同事大聲喊道。在眾人的推拉和呼喊下,我終於哭出了聲音;但由於大夫事先給我注射了鎮靜劑...
( 十一 )( 十三 )( 十四 ) 自從4月15日北京發生學潮,連兒顯得特別關心,每天下午放學後,他從人大到北大到清華觀看抄寫大標語、大字報,在幾所學校裡來回穿梭,回家後就興致勃勃地給我們講他的見聞。 4月19日晚上,他聽說大學生在新華門外示威,一定要去參加。我們說太危險不能去,他說他就去看看,到了那裡就給家裡打電話報平安。我們還是不放心,結果由他的姐夫陪著他去。 我們的兒子最擔心的是廣場學生的安危,他曾多次背著我們深夜獨自去天安門廣場,幫助大學生糾察隊維持廣場的秩序,每次都是凌晨才乘頭班公交車趕回學校上課。在那段時間裡,我們學校的學生自治組織在校門口設立了一個《北京之音》廣播站,...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六四”二十五年後,我靜下心來回顧連兒短暫的一生,感到這孩子到人世間走了一遭既幸又不幸。 他出生在1972年——“文革”浩劫的中後期,成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是他值得自豪的幸運年代。整個八十年代正是他從兒童嬗變為少年的時期。那十年,可以說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民族在近現代數百年間難得的幸運期。撥亂反正、思想解放、言論開放、管制寬鬆。人們渴望變革、毫不掩飾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嚮往。 連兒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中像海綿一樣吮吸著新思想一天天長大的。 再加上我們這個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父親教授美學原理,我教授西方美學,最先接觸各種西方舶來思想。人民大學校舍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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