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周年后

1989年6月4日，中国政府动用军队暴力镇压了要求民主、反对腐败、呼吁政治改革的中国民众。尽管过去25年来，经济改革引人注目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但当局以此拒绝政治改革，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不稳定和环境的恶化。2010年以来，官方镇压正在壮大的新公民运动、打压维权律师、监管收紧媒体和信息传播，严重破坏了法治的进程。在香港，也能感受到当局的收紧控制。1997年主权回归时，北京政府曾经保证香港的自由和生活方式受“一国两制”法律框架保护，50年不变。作为1989年大陆民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1997年后中国唯一一个允许民众公开要求政府对“六四”承担责任的香港，其新闻自由现在已经受到严重侵蚀，北京在承诺2017年普选特首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倒退。

本期《中国人权论坛》关注“六四”镇压25周年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现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挑战。

“努力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部分内容包括由“天安门母亲”撰写的文章、采访录和拍摄的视频。“天安门母亲”是一个由“六四”罹难者亲属和幸存者组成的群体，20多年来一直坚持要求调查真相、追究责任和给予赔偿。“天安门母亲”通过记述当局“六四”镇压造成的家庭惨剧和他们面对威胁骚扰时发出顽强、勇敢的声音，一直在抵制官方的强制失忆，坚持追究逍遥法外的责任者，为达此目的，他们将“努力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前两篇文章是首次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生于多难，殇于一瞬》，由丁子霖撰写；她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前发言人，文章讲述了她17岁的儿子蒋捷连成为“六四”镇压的最早一批遇难者的故事；《清明时节忆故人——追思难友杜东旭先生》，由丁子霖和其丈夫蒋培坤撰写，纪念2013年去世的一位86岁高龄的“六四”遇难者家属。

这部分还收录了17篇由“天安门母亲”成员撰写的文章和5个视频采访，这是在2013年秋，群体成员长途跋涉探望采访难属的内容。大部分篇目已于今年“六四”25周年前夕，在中国人权网站首发。

法治博弈的力量

这部分内容关注的是围绕法治展开博弈的三个方面：官方的社会控制模式的重大转向，维权律师和公益律师采取的新策略，以及公民运动倡导人发出的心声。

在《从维稳模式到扫荡模式》一文中，法律学者和人权活动人士滕彪分析了习近平所采取的政府管理和控制民间社会的新的模式。滕彪认为，以2013年羁押公开呼吁财产公开的“西单四君子”为开端，当局采取了针对整个民间社会的扫荡模式，旨在“清除民间集结的节点，消灭民间领袖的萌芽，瓦解民间反抗的能力”。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新的模式，是因为已经觉察到所面临的危机——敢言的民间活跃人士上街维护基本权利、要求政府施政透明，而这一点也正是导致这种模式无法取得成效的原因所在，尤其是当中国民间社会已经自我修复能力的情况下。

在《律师能为中国法治构建一个法律综合体系吗》一文中，法律学者傅华伶评述了2010年到2011年中国政府进行镇压之后，维权律师的新特点和新策略，包括言辞的转向、普通维权者和维权律师的联合、专业公益律师这一群体的兴起。以这些发展为背景，他论述了公益律师构建社会资本的三种方式：互助协作（在政府控制的律师协会之外组织替代的团体和网络），横向合作（公益律师向外拓展，与民间社会组织建立联盟），以及与官方沟通（与官方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和信任以影响政府决策）。

在《如果我失去自由——记忆中的许志永》一文中，肖国珍刻画了一位新公民运动的重要发起者的人物肖像；新公民运动是在中国倡导公民权利和责任的一个重要的维权运动。2014年1月，许志永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4年。

香港：北京破坏承诺？

2014年6月，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强调北京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白皮书以及近期中国官员关于特首候选人必须对中央政治忠诚的表述，以及不断恶化和倒退的自由，都使得许多香港人日益担忧他们的未来。北京的高压控制手段也激起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抗议和游行，包括“占领中环”公民抗命运动、2014年6月27日，1000多名律师静默游行抗议白皮书；约有50万人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以及为数众多的民众参加非正式的公民投票决定选举方案——730万香港人中有将近80万人参加投票，88%的投票者认为香港本地立法机构（立法会）应该否决任何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政府选举方案。

2017年第五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正处于重要关头。自从1997年英国向中国归还香港主权以来，历任特区行政长官都是由1200名成员组成的亲北京的选举委员会提名产生。然而，在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宣布香港可以在2017年由普选选举产生自己的行政长官。

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改革辩论简述》一文中，香港律师协会非执业会员张语轩概述了现有法律框架，探讨了当前关于2017年选举改革建议的辩论，重点在其关键问题：“普选”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在《民主路遥   自由更不可丢 》一文中，资深记者、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分享了她对构成言论自由的两个主要威胁的观察——北京的干涉以及记者的自我审查。麦燕庭指出民间社会应在要求政府对权利和自由提供系统保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若达不到目的，则应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麦燕庭还建议，为支持有良知和专业操守的记者，应建立网上独立媒体，对政府以“保密”为由造成的施政不透明起到制衡作用。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我们展示了由中国人权拍摄的香港2014年6、7月间抗议的照片和视频：“七一”大游行的照片和视频、6月27日律师游行的视频，以及6月20日“为民主而唱”集会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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