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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忆故人——追思难友杜东旭先生

2014年07月25日

今年发表致“两代会”公开信时,难友们悲伤地不得不把一向为大家所尊重的杜东旭的名字从信末签名行列中移至下面已故难友行列中去了——他于2013年11月7日离我们抱憾而去,终年86岁。

杜先生是位军人,但他在我们“六四”难属群体中并不是唯一的军人。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被寻访到以来,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并肩抗争——即使在险象丛生的最艰难时刻,他也总是一如既往,不离不弃我们这个苦难群体。

回想“六四”十周年前夕,在京的难友在我家中第一次举行集体祭奠,杜先生参加了——那时便衣们和各种车辆就包围在我们家门外;十五周年、二十周年的集体祭奠他也都参加了。他还在2008年6月3日参加了木樨地路祭——那是在大批便衣警察虎视眈眈的监控之下啊!可是,最终,他未能战胜病魔、熬到“二十五周年”奠。在今年的集体祭奠中,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

然而,杜先生那魁梧、健壮的身躯,那永远宽厚、温和的笑容,在临近清明的这些日子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与杜先生相识、相交近二十年间的种种景象早已刻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杜先生、钱普泰夫妇于2008年6月3日夜晚在木樨地29楼前地铁口为“六四”死难者祭奠

早在1993年—1994年间,我们那时已经遭到安全部门众多便衣的监控,这种景像在校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广泛的注意。有些熟人选择了离我们远远的,有些陌生人却因此而走近了我们。

1994年的一天,我家来了位陌生的年轻姑娘。她自我介绍是本校新闻系学生——原来是丁的系友,当即递交给我们一个遇难者线索。原来这位热情的姑娘,也是军人的后代。他父亲和杜东旭为同一干休所的战友。他非常同情杜先生的妻子被戒严部队枪杀的不幸,两家关系密切。所以那天我们得到的线索十分详尽,有杜先生家的准确地址与电话号码。但是我们不能立即去找杜先生,因为门外有国安部门的便衣监视。等了好几天仍不见撤走,我们的心情难免焦急,恰好难友张先玲女士来访,丁便把杜先生的家庭地址交给​​了她,托​​她先行拜访。

门口便衣一撤,我们俩便坐上“面的”,从人大绕行军博来到茂林居杜先生的家(那时丁尚没有勇气路经木樨地儿子的遇难处)。

从那天起,我们两家便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绵延不断、情意深长的往来。

杜先生原籍吉林,有着东北人的豪爽和坦诚,是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他又是个宅心仁厚、酷爱书法和绘画的艺术长者。我们相信他的这种职业生涯和性格气质在他内心深处肯定会发生纠结和冲突,以致​​令他痛苦和不堪重负。在我们长年的交往中我们观察到,正是在与难友们的频繁接触中,年长我们几岁的杜先生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他性格中率真的一面,有时还会显示出一种轻松和解脱之感。

首次见面,杜先生坦诚相告其妻马承芬在“六四”中遇难的情况。那是在1989年6月3日深夜,戒严部队已经在木樨地一带大开杀戒。这个地段是民众和戒严部队之间对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员死伤很多。夜间10点左右,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朝离大街200米胡同里的居民开枪扫射。当时他的妻子正坐在楼下台阶上同一帮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而他就站在离妻子2米远的地方。突然间,一阵乱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妻子的右下腹部,她顿时栽倒在地上,鲜血流了一地。众人见她气息奄奄,生命垂危,忙着送附近的304医院抢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草草手术,又把她送到了病房,也未给输氧。当时都以为她的伤势并不严重、躲过了这场劫难​​,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时她早已停止了呼吸。

她死后留下一女两子。

当年,杜先生虽已退休,但他尚有不少老部下分布在本市各部门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他们获悉噩耗后纷纷前来慰问老上级。杜对他们别无要求,只望能相助向上级反映,为爱妻无辜遇难讨个说法,但得到的都是无能为力,摇头叹息,唯有劝老上级保重自己为要。

老军人性格倔强,既然无人能够帮得了他,就独自出资把妻子遗骨安葬在金山陵园。之后,他便一次又一次地向军队系统写要求说法的材料,但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他对这个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党的军队彻底绝望了。

他沉痛地对我们说:“我与老马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相识、相爱,以后成家,生儿育女……老马1949年入伍,不久即奔赴朝鲜战场。当年我们冒死战斗,她没有被‘美国鬼子’打死,却在和平时期死在了自己子弟兵的枪下。 ……共产党怎么下得了手向人民开枪呢! ? ”

杜先生的诉说痛彻心肺,深深感动了我们。他续娶的妻子钱普泰老师在一旁静静倾听着。

马承芬遇难后,杜先生独自生活乏人照料,友人给他介绍了钱普泰老师。她受过良好教育,是位退休的中学教师。她的前夫病故后,1993年她把女儿留在成都,带着未成年的儿子嫁到北京与杜先生结为夫妻。这是一位江南女子,善解人意,做事细心,对杜先生的照顾无微不至。自从杜参加了天安门母亲活动后,她就“夫唱妇随”一路相随了近二十年。她不仅跟着杜先生在公开信上签了名,为死难者讨公道,而且陪着杜先生参加难属群体的各种活动。老俩口一丝不苟地完成了难友们的每一件嘱托,参与了难属的寻访活动,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遇难者线索。他们不分寒暑、不顾劳累,走进一个又一个同命运的家庭,给他们送材料,转捐款,征集来一个又一个签名者。在北京,他们的足迹东至朝阳门、呼家楼,西至石景山、首钢;外地的四川成都、江苏盐城,都留下了这对老夫妻的足迹。

在这二十年间,那一件件、一桩桩往事,我们怎能忘怀、抛开呢!


杜先生、钱普泰、赵廷杰在无锡乡间《连园》

他的夫人钱普泰与丁都生长在上海,两人之间常用家乡话交谈,十分亲切。我们在无锡乡下的“连园”建成后,便邀请在京的难友分批前往休闲居住。 1997年杜先生夫妇与赵廷杰先生结伴而行来到“连园”,与我们一起度过了半个多月愉快的时光。白天他们进城观光,晚上坐在庭院里促膝交谈。那时无锡城乡间交通尚不方便,亲戚家也无小车,他们只能搭乘私人的小“面的”往返于城乡之间,每天一早杜先生夫妇兴冲冲出去,傍晚兴至而归;…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宛如昨日。

……

1999年“六四”十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把“六四”大屠杀的重要责任者李鹏告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当局十分恐惧和紧张,把我们俩软禁在家45天之久,众多国安便衣及其大小车辆就在我家住所门前上岗。其间我们不得外出,来访者均要盘问、出示证件,因此亲友们在这“非常时期”也就不上门找麻烦了。可是杜先生夫妇偏偏不信这个邪!一天,他俩来到我们家——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而且堂堂正正、有备而来——要证件有证件,要登记便登记,便衣们不得不让这位老军人及其夫人进入了我们家。我们在长期被隔绝、精神处于极度痛苦与愤懑的情况下,对于杜先生夫妇的来访,自然十分意外和宽慰。这是多么难得的支持啊!那天畅叙一番后,我们舍不得他们离去,站在窗口目送良久。我们眼看着杜先生挺胸昂首、目不旁视、阔步前行,根本不把便衣人员放在眼里。


杜先生参加1999年“六四”死难者十周年祭

杜先生敢于藐视当局自然进入了有关部门的视线之内,但他毫不在乎。干休所领导——以前他的老部下,几番上门规劝,让他这位老军人、老同志不要和丁子霖这样的“敌对势力”混在一起。他正色回敬:“什么话!他们夫妇俩是大学教授,儿子‘六四’被打死了,向政府讨公道犯了什么法!哪来的‘敌对势力’! ”

他常常这样来回敬“规劝”他的人:“你们不是常常教育要‘军民鱼水情’吗?怎么现在不讲了啊? ”驳得来者哑口无言。事后给我们复述时他还禁不住像孩子般地开怀大笑起来。驳得真是好痛快!后来,“军民鱼水情”这个段子在难友中竟被传为笑谈。

杜先生是难属群体中的长者,他以自己的勇于担当和宽厚坦诚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他常常为我们群体排忧解难,每一封公开信,从拟题、定稿,他都认真地参加讨论。 1999年“六四”十周年之后,难友周淑庄因劳累过度罹患脑中风,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为了让他们夫妇能参加讨论,从那以后,难属群体的活动地点就转移到她家。记得2001年“六四”周年前夕,大家在她家里讨论周年文本——《天安门母亲的话》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谴责当局两年前开始的那场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那时节对法轮功学员的拘捕尚在进行中,大有风声鹤唳之势,对这一重大事件是噤声还是谴责,事关对待人类普世价值的态度。我们正在发愁之际,杜先生与另一位长者——周淑庄的丈夫段宏炳先生从院子里进到屋内——不知他俩何时出屋​​的。杜先生慢条斯理地对大家说:“我刚才和老段商议了,大家看,这样处理好不好?谴责政府镇压法轮功的字样应该保留,因为这是国内大事件,我们需要表明态度;但文字不宜过长,因为法轮功与‘六四’大屠杀毕竟是两码事。 ”短短几句话,就平息了一场群体中少有的争论,蒋立即按二老的意思作了修改,并当场获得与会者们的认可。现如今,段、杜二老已先后离我们而去,但仅此事,也足见天安门母亲群体能走到今天,这里也凝聚了这些老人的心血和智慧。

2008年6月3日深夜,我们第二次来到木樨地阜外大街29号楼前儿子遇难地祭奠,杜先生夫妇带着马大姐的遗像、香烛、水果供品和冥币也来到我们身边,在周围便衣们的注视下,与我们一起洒酒、焚香、默默致哀。继此之后,2008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我们在国安部门反复“劝说”下,不得已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离开北京,在他们的“陪同”下去到了大连。没有想到未及数日,我们接到钱普泰的电话,问我们大连的详细地址,并告知杜先生已向干休所要求,不日前来大连休养。这样,即使在国安便衣的陪同下他们夫妇俩同我们会聚了。他们惦着我俩的处境,唯恐我们再受委屈,非要亲眼来看看不可——此前我们有过数次被国安等部门骗走和强行带走软禁的经历。

二十年的相交相处,难友们都很熟悉杜先生,尤其是知道他熟稔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不少人向他索要墨宝,他都来者不拒。每逢难友谢世,追思的挽联都请杜先生书写。这其中有2001年的苏冰娴、2010年的段宏炳、2012年的袁可志等老先生,他都一一照此办理。待到给袁先生写挽联之后,我们才获悉杜先生也发现了癌​​症,且是晚期并已转移到其它部位。

事后我们心疼不已,自责良久,太粗心大意了。一旦有事,只知去求、去靠杜先生,根本没有顾及他是一位年事已高的长者。

2013年9月下旬,我们离京返锡时,杜先生已处于病危状态,但神志十分清醒。当他得知我们要去医院探望他时,他便像孩子那样执拗地要求出院回家、在家中与我们相见,被我们耐心劝阻。果然,我们返锡不久,于11月7日上午杜先生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人生旅程。我们委托尤维洁女士代表我们献上花圈,寄托哀思。

一年一度祭奠亲人的清明节即将来临,此时此刻,我们在缅怀自己的父辈、连儿的同时,怎能忘怀与我们患难与共、胜似亲人的那一个个先我们而去的难友:学汉、冰娴、段先生、袁先生、杜先生以及其他30多位已故的苦难兄弟姐妹。

我们只能在此立誓相告:我们会为此努力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201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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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子霖,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组织者和前发言人——该群体由“六四”镇压中丧失亲人的家属组成,其一贯诉求是:真相、赔偿、问责。 1989年6月3日晚,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被戒严部队射杀。

蒋培坤,丁子霖的丈夫,蒋捷连的父亲,“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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