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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多难、殇于一瞬——怀念连儿罹难25周年(十二)

2014年07月25日

十一十三)(十四

自从4月15日北京发生学潮,连儿显得特别关心,每天下午放学后,他从人大到北大到清华观看抄写大标语、大字报,在几所学校里来回穿梭,回家后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他的见闻。4月19日晚上,他听说大学生在新华门外示威,一定要去参加。我们说太危险不能去,他说他就去看看,到了那里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我们还是不放心,结果由他的姐夫陪着他去。

我们的儿子最担心的是广场学生的安危,他曾多次背着我们深夜独自去天安门广场,帮助大学生纠察队维持广场的秩序,每次都是凌晨才乘头班公交车赶回学校上课。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在校门口设立了一个《北京之音》广播站,每天晚上都有上千人聚集在那里聆听有关学运的消息,以致马路上的交通经常发生堵塞;每当这个时候,我儿子只要在场,就总是把他心爱的红布条往自己的额头上一扎,充当起义务纠察队。有一次天色已晚,蒋不放心他独自在外,就在离他不远的马路边悄悄地不让他发现,守候了整整一个夜晚。儿子曾几次表示要参加堵截军车的行动,都被我们劝阻了。但有一天夜晚,他乘我们熟睡之后独自骑车去了西郊的六里桥,也是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他一进家门就兴奋地告诉我们:果然是解放军战士受了蒙骗。他说他和一个小战士交上了朋友,给小战士讲解大学生绝食的缘由;小战士则悄悄告诉他:也不知干啥来了,反正每人给发了90元的出差补助,一路上也不让看报、听广播——现在被就地围困得没吃没喝的。那一夜,儿子把老百姓送给他的面包、汽水等都转送给了小战士,而他自己却用身上仅有的两元钱,从个体摊贩那里买了两套煎饼果子果腹充饥。

到了5月17日那一天,不仅是北京的普通民众,即使是一向对共产党言听计从的各个民主党派也汇入了首都百万民众示威抗议的洪流,包括连儿父亲所在党派——九三学社。

那天下午4点多钟蒋与九三学社的成员们游行结束,他骑车返回人大。在经过复兴门立交桥不多远的地方,他望见马路对面有一游行队伍,正缓缓往天安门方向行进。这是一个自行车队,每辆车上都坐着两个人,一人蹬车,一人举着标语坐在车子的后架上,所有的人后背都斜挎着一条写有各种口号的宽幅纸条。他隔着马路一眼便看到了我们的儿子连儿,连儿也看到了他,微笑着向父亲示意。儿子的自行车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坐在后架上的同学高举着人大附中的校旗。当时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觉得自己的儿子长大了,父子间的距离也一下子靠近了。他原想骑车过去叮咛儿子几句,但人大附中的车队很快就过去了。

这天儿子很晚才回到家里。看到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再也不忍心去责备他了。我默默地为儿子准备了晚饭,催促他洗了一个热水澡。这个晚上我们的心情都很不平静。儿子告诉我,这次游行他们全校共出动了一千多辆自行车,有两千多人参加。他说他们的队伍是在下午放学以后才出发的,开始很顺利,但到了复兴门立交桥,就再也无法向前骑了,于是就地把自行车搁在了马路边,重新整理好队伍,徒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说当他们的队伍到达广场的时候,已经挤不进去了,只好在广场外围绕了一周。当他们返回复兴门的时候,那里的道路也同样是水泄不通,他们是骑车绕道东郊、北郊才返回自己学校的。他告诉我,在回来的路上,一位女同学掉队了,他请她坐到了自己自行车的前架上,于是他那辆车上由两人变成了三人,回到学校时他已累得无法动弹了。

事后知道,这是北京市的中学生首次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大学生。后来我们还从他的同伴那里知道,这次游行是他和班(高二四班)上的几位同学一起发起的,因此他和那几位同学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至今我们一直保留着他那次游行的照片。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上,队伍前排拉起了一条大横幅,上面写着:“你们倒下,还有我们!”白底黑字,异常醒目。这个给予我们美好回忆的珍贵镜头是一位参加游行的女同学偷偷地拍摄下来的。在上小学的时候,儿子和那位女同学是同班同学;儿子遇难后她的母亲(也是连儿小学数学老师与班主任)把照相底片交给了我们。我们终生感激她,因为这是儿子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6月3日那一天晚上,天空灰蒙蒙的,气压也很低,很沉闷。我们打算晚饭后去校园散步;如果儿子愿意,也想带他一起去走走。

在这以前,儿子一连三天放学回家后再没有离开家里,而且晚饭后总是立即坐到他的书桌前做那长长的卷子,直至深夜两三点钟才睡觉。我发现他有些疲劳,就问他:“期中考试不是刚完嘛,怎么还抓得这样紧啊?”他又像认真又像开玩笑地回答我说:“您不是常说不要临到考试的时候才用功吗?我这是提前准备期末考试啊!”我知道他这是在哄骗我,因为以前每次考试完毕,他总要痛痛快快地玩个够,休整一段时间的。但这次我没有再追问,我怕他嫌我唠叨;一直到他死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他因期中考试成绩优异(六门功课考了570分,平均95分)已被学校选中,不久将代表学校去参加北京市奥林匹克物理选拔赛。他是在为这次竞赛作紧张的准备,但他始终对我们隐瞒着这件事,直到他离我们而去。

那天晚饭后,我们正准备出门。

不料,那时北京的形势竟发生了突变。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说是政府要有什么行动,要求全市居民待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从播音员那一反常态的表情和急促的语调中我们知道要出事了;因为自从实行戒严以来就不断传来军队要进城的消息,我们猜想这次一定是真的要进城了。我们决定留在家里不再出门。但是,儿子一听到那个紧急通告却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了,他焦急地直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呢?天安门广场还有那么多大学生呢!”我回答他说:“没有别的办法,除非北京市民倾城出动上街、去广场,但现在已不可能做到。”我劝告他:“外面太危险,不要再出去了。”可他却急切地想出去,并且批评我怯懦。

我和他父亲答应同他一起去校园里看看情况。我心里想,按惯例,每个周末校部礼堂都会有电影的,那么,我们就陪他去看一场电影吧,也许会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但没有想到,这天礼堂大门禁闭,门口竟空无一人。我们这才知道,这个周末的电影也被取消了。于是,我们朝学校东大门走去,那里是人们探听消息的集中地。一路上,我们仍不断地耐心劝说。他父亲对他说:“你哥哥、姐姐都成家了,现在只有你一个在我们身边;你要是出了事,我和你母亲后半辈子就只能形影相吊地过日子了。”但他不仅对父亲的这番话毫无所动,反而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形影相吊就形影相吊吧!天下的父母要是都像你们那样自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就完了吗?”也许他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也许他已下定决心要同天安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一起,我们看出他的去意已定。

在校门口,他几次想偷偷离开我们,都被我们拉住了。那时校门里外的空地上已挤满了人群,设在附近学生宿舍楼内的那个广播站正不断地播出有关戒严部队向市区调动的消息,并且一遍一遍地向学生和市民发出呼吁,说天安门广场情况危急,希望大家前往支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校门外的马路上,不断有一批批杂乱的人群正急速地奔赴戒严部队进城的方向。我们意识到这次北京市民和戒严部队之间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冲突,因此不能再在外面久留;于是好说歹说勉强把儿子拉回了家里。他父亲让我在家看守住儿子,自己又随即返回到校门口,答应随时把有关消息带回来告诉我们。

作为母亲,我了解自己的儿子。他要是想做一件事情,就非达到目的不可。我看他坐立不安的样子,索性锁上了居室的大门,我想他如果非要出门也好有个防备。但是,儿子似乎已拿定主意,不再理会我的劝说,一个人默默地开始了作外出的准备。他把我的一枚红色校徽(凡教职人员的校徽都是红色的)别在了自己的胸前(他的校徽已借给了同学,学生证也在游行时丢失了),又在他自己的小钱包里装了两元钱纸币和一些硬币,最后把父亲的自行车钥匙揣到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他安慰我说:“我去看看,很快就回来,您要是不放心,我到了那里(指天安门广场)便去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拍拍胸前的红校徽,对我说:“有了这个护身符,就不会说我是‘痞子’,戒严部队不会伤害我的。”我想,他这时一定想起了前不久在六里桥参加堵军车时接触过的那个小战士,他曾告诉过我们,那天他与这个小战士交上了朋友。

我的儿子是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谙世事!他都不明白政府调那么多军队进北京是干什么的!他也不明白军队的天职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

我苦苦央求了他一个多小时,说什么也不让他离开家里。也许是不忍心伤害我这个做母亲的一片苦心吧,他终于随我坐到了客厅的小沙发里。我顺手打开了电视机,但电视里所有频道播放的都仍然是那个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我又随手把电视机关上了。可是他再也坐不住了,乘我不备飞快地冲进了厕所并插上了门栓。我猜想他是想跳窗出去(我家住居民楼的底层),便急忙奔过去猛砸厕所的门。我喊叫了许久,没有回音。我绝望地扶住门框,眼前犹如天塌地陷似的。但不一会儿厕所门打开了,儿子就站在我面前,他用和缓的语气对我说:“您急什么呀!我又没有走,不是好好的吗!”我紧紧地拉住他再也不肯松手;他负疚地紧靠着我坐在了地下。我想,我无论如何要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可是,没多久他又再一次把我推开冲向了厕所,这次我在厕所门口快步追上了他,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我对他说:“你一个中学生,就是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用奥运会运动员的一句话回答了我:“重要的不在行动,而在参与!”说罢,他转身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颊,说了一声:“诀别吧!”便猛力挣脱了我,迅速地冲进厕所,插上了门栓。我又狠狠地砸门,却已经没有了音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没有了。等我清醒过来再一次敲门时,发现门栓已松开,但厕所里已是空空的,他已经越窗而去了。我发疯似的追到门外,在房前房后转着圈儿不停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但四周已是一片昏暗,连个人影儿都没有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儿子的出走竟是我们母子的永诀。

儿子的离家出走,一下子把我、把我的家庭抛入了无法挽回的深重灾难之中。

那天夜晚,连儿的父亲在学校东大门逗留了一个多小时。当时,人们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判断:这次戒严部队的行动明显不同于前几次,这次不仅调动的军队多,而且来势汹汹;因此不可能像前几次那样被挡回去,军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根据这种判断,大家认为当务之急是学生赶快从广场撤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事态的恶化、情况的危急已是无可怀疑的了,但人们似乎还存有最后一点幻想,包括一些经历过很多事情、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愿往事情的最坏处想,觉得军队总还不至于用真枪实弹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将近11点的时候,蒋看看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返回到了家里;但他没有想到儿子已离家出走,走了还不到半个小时。我一见到他回来就像疯了似地用拳头捶他,哭喊着责怪他不早一点回家,我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他不会回来了!他不会回来了!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蒋这才意识到不应该把儿子交给我而独自外出,但这时已后悔莫及。要是他留在家里,我们俩一定能拉得住儿子的;可是他已经走了,再也无法追回了。蒋自己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而且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从此,那伴随他终生的,将是无尽的悔恨。自从我那次向他发作以后,这二十多年来再也没有责怪过他,甚至对此事再也没有提及一字;这已成了我家的一个禁区。因为我深知,失去连儿对蒋的痛苦一点也不亚于我。连儿一来到这世界上,就在他那笨拙的“唔唔唉!唔唔唉!”的哄拍声中逐渐长大的,只是他性格内向,比我能克制而已。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已不容我们有任何犹豫。我和蒋随即赶往学校东大门,心想也许儿子还没有离开学校,我们还能在学校门口找到他。可当我们赶到那里时,眼前已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远处传来了枪声,人群发生了骚动;校门口不断有学生踉踉跄跄地往学校里奔跑,有人高举着被鲜血染红的衣衫不停地大声呼叫:军队开枪了!打死人了!……顷刻间校园内外一片慌乱,一片惊恐,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愣住了。当人们定下神来,似乎明白了眼下发生的事情,又都围拢到一起,焦灼地议论着,愤懑地叹息着;有一些父母和老人急匆匆地穿行于混乱的人群之中,四处寻找着外出未归的亲人和儿女。

人在危难时也许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这个时候,我们也已顾不得许多了,唯一的祈求就是能尽快地知道儿子的下落。我们向每一个熟悉的人询问着,向每一个从校外回来的人描绘着儿子的长相和模样。但我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了。

我们伫立在校门外的马路边上,注视着每一个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人;我们往返于朝不同方向移动着的人群之中,希望能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心里不停地念叨着:儿子1·82的个头一定能发现的……。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的希望也在一分一秒地消失。此时此刻,我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等待,再等待,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了。

在这无望的等待中,我们猛然想起了儿子临走时说过的话,他答应到了目的地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深信自己的儿子,他不会让父母为他担惊受怕;我们又想起4月19日那次他去新华门,就曾经给家里打来了平安电话。于是,我们决定由蒋独自留在校门口,而我回到家里去守侯。我想,如果能接到儿子的电话,哪怕冒着枪林弹雨我也要把他找回来。但是,这一夜我们俩在校门口和住家之间往返了七八次,却始终未接到儿子的电话。我预感到噩运正一步一步逼近我们,灾难正在向我们头上降临。

一点,两点,三点,夜深了,远处仍不断地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和呐喊声。我们目睹着人们推着一辆辆负载伤员的平板车急速地从我们面前通过,路面上的斑斑血迹时断时续向远处延伸着。我一阵心悸,脑海里恍恍惚惚浮现出儿子苍白的面容。可不会是儿子也已遭此不幸吧!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什么也不敢想下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消息传来,出事现场的伤亡人数急剧增加,大街上尸横遍地,各个医院塞满了伤员,整个北京已成了一座死亡的城市。我们一直呆呆地等待着,头脑里不时闪现出校门口小男孩遗体上那条沾满血污的白色绷带和一幕幕怵目惊心的可怖景象;我们又好像去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对于那里发生的一切竟是那样的一片茫然。

我们在期待和绝望的挣扎中,度过了一个梦魇般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清晨,我们拖着疲惫、麻木的身子再一次从校门口回到了家里。这新的一天等待着我们的又将是什么呢?我们意识到应该到外面去寻找自己的儿子,但偌大的北京城,又能到哪里去找呢?

在4日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人由他父亲陪同来到了我们家门口,他说是我儿子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们:蒋捷连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已被送往医院,但不知是哪家医院。接着,他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他说,3日晚上10点半左右,他在人大校门口遇到蒋捷连,蒋骑着一辆黑色的自行车,邀他一起去天安门。开始他不怎么想去,但后来还是答应了。当他们骑车经过木樨地桥头的时候,看到那里满大街都是人,从远处就能听到一阵一阵的呼喊声;而在桥西头的大街上,尽是装甲运兵车和一队队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士兵。那时整个道路都被堵塞了,车辆和行人已无法通行,他们就把自行车放在了附近的绿地上。

他说正当这个时候,戒严部队开枪了,密集的机枪子弹朝着周围的人群一阵扫射。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呢!但看到路面上火光闪烁,人群四散躲避,他俩也就躲到了木樨地地铁路北出口处的北侧、复外大街29号高层楼以南的一个长花坛后面。这时,机枪和自动步枪的扫射更猛烈了。深夜11点10分左右,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蒋捷连的后背,他的脚踝骨也被子弹擦破了。他说他还听见蒋捷连轻松地对他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你先走吧!”说罢踉跄地走了几步,便蹲了下去,随即倒卧在地,鲜血浸透了身上的T恤衫。

他说,是周围的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把蒋捷连抬到29楼北侧的门洞下,看他伤势严重,立即找来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又截了一辆出租小汽车,由两位陌生人把已经昏迷的蒋捷连抬到了车上。他说当时出租车里已经坐了一位女士,他无法再挤进去,就被拉下了;他不知道汽车把蒋捷连拉到了哪个医院。他说他骑了附近住户的自行车去附近很多医院寻找,但都没有找到。

听完那位同学报告的消息,我们反而冷静下来了。我们首先想知道的是儿子是死是活,我镇静地问了一句:“子弹打在左边还是右边?”那位同学不敢吭声,他父亲轻声地替他作了回答:“是左边。”这时我的双腿一软,栽到了地上,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苏醒过来。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尽快地找到儿子的下落;只要他能活着回到我们身边,哪怕成了终生残废我们养他一辈子也都认了。

经过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完全丧失了自制力,整个地垮了。在这危难的时刻,多亏了我们的学生、同事和邻居,虽然他们同我们一样,刚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但他们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冒着流弹危险,立即会同我们的亲属,分赴北京的各个医院展开了拉网式的寻找。

6月4日的北京,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祸,先前那响彻夜空的呐喊声已经停息,但四处仍不断有零星的流弹呼啸而过;一路上到处是弥漫的硝烟,到处是丢弃的坦克和军车,到处是流淌着的血污……那马路两旁的树木、花草、房屋,所有一切,似乎都低垂着头,在为这惨遭灾祸的古城哭泣、流泪。

蒋和我们的一位学生以及连儿的哥哥、姐夫等人分头去了好几个医院寻找。他们踏着一摊摊殷红的血迹来到躺满伤员的临时病房,怀着侥幸一个一个地查看着;他们来到一个个临时设立的手术室,急切地想从手术台上发现我们的儿子;他们拿出儿子生前的照片,向所有能见到的医生、护士查询着;最后,他们又来到停放死者尸体的院子里,又是一个一个地翻看着。但是,所有这些医院、所有去过的地方,都没有找到我们的儿子——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

 

编者注: 本文为《生于多难、殇于一瞬》14篇连载文章中的第12篇。点击这里进入全部文章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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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子霖,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组织者和前发言人——该群体由“六四”镇压中丧失亲人的家属组成,其一贯诉求是:真相、赔偿、问责。 1989年6月3日晚,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被戒严部队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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