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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要给我们一个答复

2014年05月09日

我和郭丽英从郑州继续坐高铁到湖北武汉,看望住在武汉的二位难属和一位伤残者,酒店的地点位于难属李显远家和刘仁安、齐国香夫妇家不远,他们两家相隔只有一站。

第二天一大早,李显远和齐国香就到酒店找我们来了,两人见到我们倍感亲切地和我们交谈,经商议,决定上午我们和齐国香一起去李显远家,下午去齐国香家。

李显远的儿子李德志,遇难年龄25岁,北京邮电学院应用物理系88级硕士研究生,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复兴门遇难,尸体从复兴医院领回。

李显远是湖北省邮电学校的老师,他的身体非常羸弱,瘦削的脸庞挂着病容,神情肃穆略带一些忧郁。我们见到他时,我内心里涌出一种心酸的感觉。在路上他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很早就因病过世了,是他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儿子,想不到自己的大儿子刚要研究生毕业时,被戒严部队打死了,这让他非常痛苦。     

我们的旅店离他的学校只有半站地的路程。走进学校大门,他的二儿子李德顺站在那里迎接我们,李显远向我们介绍了他的二儿子,告诉我们,他想让他二儿子和我们见面相互能够认识,因为“六四”事件不知道什么时间可以得到解决;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二儿子和他的二儿子联系。他的二儿子是在无线电系统工作,家也是住在学校里面,和他不是同一个楼,由于单位效益不好,目前失业在家,有时会在学校里替学校做一些零工。

走过学校的操场和教学楼,来到教职员工的宿舍区,这里的环境很安静,楼与楼之间都种有很多树,绿荫环绕。李显远家住在二楼,是一个小三居的格局,没有客厅。其中一间被主人作为客厅兼饭厅。家中陈设极其简单,客厅里只有一个用了很久的沙发和一张吃饭的桌子、几把凳子,对于一个家中无主妇的单身老人来说已经很够了。

我们请他坐到沙发上,向他说明我们的来意。“六四”大屠杀25周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受北京难属委托到这里来看望难属生活状态,也想听听大家对发生在25年前的那场大屠杀迟迟得不到解决的真实想法。人命关天,国家采取不闻不问、不理不睬的态度,无视那场大屠杀死去了那么多人,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公民生命的冷漠,做为难属我们将怎么办?

“先从您孩子上学遇难情况开始吧!您的孩子李德志是哪个学校的?学的是什么专业?”

“他是北京邮电学院应用物理系专业硕士研究生。他在5月份受导师的委托代替他的导师去天津开一个全国性的光通讯会议,6月2日回到北京,随即就到实验室向导师汇报会议内容,他一直没有时间参加学潮。6月3日晚上,他骑着自行车离开学校,走到复兴门时,遭遇戒严部队向人群疯狂地扫射,他腹部中弹被市民送到医院,已经没有办法抢救了。”

“他被送到哪个医院?”

“送到复兴医院,听说是用的开花子弹,没有办法活。”

“您是几号知道他的消息的?”

“大概是过了两天,我们学校的校长找我,说是孩子的学校里有事要找我,让我去一趟并说他要去北京开会,让我和他一起去。当时,没有告诉我孩子被打死的真相,去了才知道那么惨,没有看到孩子的遗体。学校从医院把遗体取回后马上就火化了,学校告诉我说,因为天气太热了尸体无法保存。”

说明中写道:“李德志同学是我院应用物理系86级毕业生,在武汉邮电517厂工作两年后于1988年考取我院硕士研究生。该同学在大学四年和研究生学习期间,一贯学习勤奋、成绩优良,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遵纪守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为人忠厚老实,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近二个月来,李德志同学一心放在课题工作上,几乎没有介入这次学潮,从五月初到天津参加CCD讲习班并采购器材,为论文工作做准备,直到五月底返回学院。

回院后,他积极从事论文工作,并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直到六月三日上午。该生于六月三日下午七时左右,骑自行车外出,六月四日凌晨在复兴门一带不幸遇难身亡。

北京邮电学院,1989年6月17日”

“他的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她不知道她的孩子被打死的情况吧?”

“1984年,39岁就因病去世了,她去世时,他在大一。”

“您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真不容易,这件事一定对您打击很大。”

“因为我家庭经济困难,当年我只有三十多元钱的工资,他是我的大儿子,我只能供他一人上大学,他的两个弟弟都没有上大学。”

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瘦弱老人,一位老教师,他的命运真是坎坷啊。他的妻子未到中年就撒手人寰,在替妻子治病期间,花去了他们的不少积蓄,留下三个儿子需要他抚养,可以想见,当年他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其生活的重担可想而知。他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大儿子身上,期待他毕业后能够帮助他分担一些负担,这种期待却被共产党的枪声湮没了。

“您是从什么时候决定参加六四难属签名的?”

“1995年吧,是魏京生的秘书小童找到我。她告诉我,北京的难属已经决定联名向国家讨回公道。”齐国香在旁边插言道。

“是的,是刘仁安、齐国香夫妇俩告诉我的,我才知道,难属们希望能够团结起来,向国家提出我们的诉求,解决六四大屠杀的事情。”

“我们难属二十五周年来艰苦努力地走到今天,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您,是不是要为自己的孩子讨一个说法?”郭丽英问道

“那是肯定的,我的孩子完全是无辜的,他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他只是上街去看看,就遭到枪击。我要求现政府应该认真地把六四大屠杀这件事摆在议事日程上来,把真相说清楚,究竟这些学生为什么被打死。现在,就是打死一条狗还要追究责任呢,何况是一个人呢,那可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经常失眠,如果睡着了就会做梦,做梦时经常能梦到我的儿子。我的身体也不好,年龄也七十多岁了”

“您今年多大岁数?”

“75岁了,我一身是病。我体重只有93斤,检查身体时,我患有糜烂性萎缩胃炎、多发性脑梗、脑萎缩等等一系列的病。”

“我们难属在25年中向国家提出我们的三项诉求,要求真相、问责、赔偿。您对这三项诉求有什么看法?”

“三项诉求我是非常支持的,我的想法是国家按照法律首先解决赔偿问题。因为他只是个学生又不是暴徒,按照法律应该赔偿!我的年龄大了,看病也看不起。其他的同时或者一步一步地认真调查搞清真相再进行解决。”

 “这个屠杀是不人道的,毫无道理的!学生手无寸铁,他们纯粹是为了反腐、反官倒,这和政府现在提出的反腐要求是一致的。我认为当年学生的要求是合法的,将学运定为暴乱是扣的一个大帽子。希望政府不要拖下去,越早越好,尽快地把这件事合理、合法地解决。”

在我们采访即将结束时,李显远情绪激动地对我们说:“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了,我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这件事政府必须要给我们一个答复!不能让这件事石沉大海,不理不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希望政府能够面对我们这些失去孩子、亲人的难属群体,不要只是喊团结、和谐的口号,如果政府还不改变自己的形象,为所欲为,可以随便开枪杀人,杀了人又赖掉罪,老百姓还有什么安全感!还有谁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去读书!我就非常后悔,如果我的孩子不是到北京读书,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要让老百姓太失望了!”

这是一个老教师、一个老知识分子发自肺腑之言,孩子被无辜打死是他这一生最痛苦、最痛心的事情。他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不要再对犯下的反人类罪继续沉默下去。请拿出诚意来,正视1989年6月4日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用沉默来逃责是行不通的。六四大屠杀这一场血案早已被钉在了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抹杀不掉的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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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尤维洁郭丽英是“天安门母亲”成员。

李德志

李德志25岁,1989年6月3日晚上,李德志骑着自行车离开学校,走到复兴门时,遭遇戒严部队向人群疯狂地扫射,他腹部中弹被市民送到医院,已经没有办法抢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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